2026年北京书市开幕首日，一场围绕新书《最后一件大事》、主题为“人生终章，我们重新定义”的分享活动，由中信出版社和王府井书店在朝阳公园书市联合举办。在新书分享会现场，资深出版人周志兴与两位作者：哲学博士、医疗管理专家郭跃和资深媒体人周昂，围绕着生死这一话题，以哲学之思、临床之实、语言之温共同回答：人该如何面对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如何让生命的最后一程体面、从容、有尊严。

从左到右：刘汝怡、周志兴、郭跃、周昂

我们谈论死亡，是为了更体面地活

死亡，是生命中最确定、最公平的事，却也最常被我们以沉默包裹。正月不提，日常避讳，仿佛只要不说，那个终点便不会逼近。然而，在郭跃博士的老年病医院里，生与死不是概念，是每天发生的现实。哲学追问与二十余年临床经验相互碰撞，让郭跃看清一件事：回避最确定的事，恰恰是最不理性的人生态度。他曾目睹一年之内，超过500位老人在这里走完最后一程。这些真实的告别，没有修饰，没有躲闪，构成了后来这本书最坚硬的底色——也深深触动了周志兴。

于是，一位出版人决定做那个“种下种子的人”。在周志兴老师的推动下，郭跃贡献了他从病床前积累的临床观察与哲学思考，直指临终最真实的痛点；而周昂则用笔构建起一座理解的桥梁——他不止于讲述故事，更试图为读者铺开一幅生命终章的“全景图”，提供一份温和而清醒的参照。《最后一件大事》这本书的初衷，从来不是渲染悲伤，而是谈谈死亡这件大事，让每个人直面与思考生命的终极问题。

我们真正恐惧的，从来不是死亡

郭跃基于临床的观察和思考，分享了自己对于死亡的见解：人在最后时刻，怕的往往不是死亡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痛苦、失控与深深的孤独。这痛苦是多维的：是难以忍受的生理病痛，是心理上对未知的恐惧、对世间的留恋，以及因“善意隐瞒”而带来的对自身状况的茫然与失控感。在中国家庭的语境下，临终更常常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家人的纠结。长期以来，病情由医生先告知家属，家属基于保护心理替患者做决定，患者本人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被动状态，成为许多家庭经历过的典型困境。一人离世，牵动近十位亲人的情绪，在“隐瞒”“过度救治”与“陪伴缺位”的撕扯中，告别常常充满遗憾。

什么是中国式“体面的告别”？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体面的告别”？

郭跃认为，它首先意味着减少痛苦，运用成熟的医疗手段将身体痛苦降到最低，这是维护尊严的底线。第二，它意味着在熟悉、安心的环境里离去，“寿终正寝”是中国人最深的愿望。即便在医院，也应尽力营造家庭的温度。它离不开亲人真实的陪伴。在至亲的怀抱中离去，被视为一种福报，不让“我不在场”成为生者终身的遗憾。

而更重要的，是知情与从容。体面，是把选择权尽可能地交还给本人，不欺骗、不替代；是从容地完成人生的“四道”——道谢、道爱、道歉、道别，把心事说清，将遗憾放下，如同列车到站，安然下车。

周昂则从媒体视角提炼出决定临终质量的核心：我们有没有选择的可能？医疗条件、经济状况，决定了人在最后阶段的选择空间。谁来选择？中国家庭默认“家属替病人决定”，但若要维护真正的尊严，就要把选择权还给本人。有没有勇气选择？拥有选择是权利，也是重负。真正的勇气，在于提前思考、坦然谈论，在于把那个讳莫如深的“死”字，堂堂正正地纳入生的规划。

这场分享会的意义，不止于探讨“最后一刻”。郭跃博士将其延伸，指出人生下半场的目标：活得久、病得晚、老得慢、走得快。他倡导将健康管理的防线前移，从“临终疲于奔命地抢救”，转向“主动管理健康与寿命”。其目的，是延长生命的“健康保质期”，让岁月不仅有长度，更有精彩度。这正如一个生动的比喻：与其在终点慌乱地接住不断坠落的“鸡蛋”（健康危机），不如早些上楼，从源头上稳住局势。

周志兴老师的真实发问让讨论更加具体：无法救治的癌症晚期老人执意治疗，子女陷入伦理与情感的两难；99岁高龄老人因女儿离世而绝食求死……当这些情况发生，家人到底应该怎么办？面对这些复杂情境，郭跃博士的回应显得尤为清醒：“生死面前，没有标准答案。人的认知、情感和需求都会变化，我们唯一要做的，是看到当事人在那个当下最真实、甚至是隐藏的意愿，积极沟通，提供支持。”

《最后一件大事》这本书及其引发的讨论，其价值不在于提供一个关于死亡的标准答案，而在于尝试开启一场必要的启蒙。它冷静地揭示痛苦与困境，也温暖地肯定爱与陪伴；它直面文化的悖论与个体的无力，却也试图在医学、伦理与情感的交叉地带，为每一个普通人探寻一丝从容与尊严的可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编辑/胡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