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冬到春，再到盛夏，这场漫长的疫情持续了大半年。如今，北京的疫情防控形势稳定向好，不过，每天早上8点20分的闹铃依旧会准时把我闹醒，提醒我打开市卫健委的媒体群，盯紧最新的疫情动态。如果没有新增病例，那一定是我当天看到的第一个好消息，心中如释重负。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如同沸腾之后关了火的开水，依旧散发着余温。
从新闻专业角度看，这次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也是一场百年一遇的“新闻遭遇战”，能以一名跑医疗口记者的身份与病毒“交战”，在我职业生涯中值得铭记一生。从一开始日日熬夜等待疫情通告，到深入医疗一线去报道现场，我见识了新冠病毒的狡猾，经历了疫情的起起伏伏，也见证了这座超大型城市戮力同心的“战疫史”。作为一名入职不满4年的年轻记者，我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些爆款的报道和稿件，还有阅历，更多的是感动。这感动来自于白衣天使、疾控人员，还有180多天来与我并肩作战的同行与伙伴。
7月16日下午，北青-北京头条记者蒋若静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现场
除夕开“战”：我果断退掉了回家的机票
1月20日凌晨，大兴区通报了两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消息。刚刚结束了一年来紧张的“本市新闻”的报道，以为可以调整一下状态等着回家过年，可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下子使工作节奏瞬间上了“发条”。1月20日确诊3例，1月21日确诊5例……不仅武汉的疫情告急，北京病例也陆续出现，市里的“防疫新闻发布会”紧锣密鼓召开。1月21日，首都各大媒体的头条位置刊发了《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的消息，26日又报道了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重要新闻，明确提出“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突如其来的大形势让我这个一线的“小记者”意识到：这个春节没法回家了，唯一的选择就是坚守岗位。我果断退掉了机票。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接续不断的发布会开始了。熬夜等消息，加班写稿，奔忙在医院，同事调侃说，我那几日的眼皮肿得像个橘子。
因为疫情，我也度过了一个最特殊的除夕：上午盯着各大网站的疫情信息，下午参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晚上去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采访急诊科医生，采写“新春走基层”栏目。
结束采访从医院出来，已经是晚上9点多，准备坐地铁回报社发稿。因为进急诊科采访要穿白大褂，为了方便我只套了一件冲锋衣。北京的冬夜，“其气凛冽,砭人肌骨”，饥肠辘辘的我一边干嚼着蛋黄酥，一边为自己刚发的快讯里一个被疏忽的错字而懊恼不已。走进地铁，车厢里空空荡荡，一眼望去，好几节车厢只有我一人。到了报社，得知我还没有吃晚饭，同事赶紧帮我点了麦当劳，并把我“狼吞虎咽”的吃相定格在了手机里，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简陋”的一餐年夜饭，但也是吃得最香的一次，这张照片我一直没舍得删去。
写完稿回到住处已经是午夜。那个除夕夜没有烟火，没看春晚，房间里安静得不像个节日。带着一天的疲惫和沉重心情，我一沾枕头就睡了。
不管有没有心理准备，我意识到：这场无声的战役已悄然打响。
泪目送“战”：妹妹，以后我们就是战友了
1月底，每日疫情发布时间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消息，有时是早上七八点，也有可能是中午，甚至是凌晨两三点。再加上各大客户端漫天弹窗都是疫情消息，所以我手机不敢离身，也不敢静音。微信首页，5个最重要的工作群一直置顶，生怕漏掉任何一条信息，也怕晚发了任何一条信息。两台工作手机里装的新闻客户端弹窗就是天然闹铃，在叮叮当当的提示音里，开启陀螺般旋转不停的一天。
1月27日中午，市医管局在群里发消息，说马上要集结一批医护人员当天下午驰援武汉。我当即联系了离家最近的宣武医院，给医院外宣王蕾老师打了电话。虽然是第一次联系，但王老师特别给力，迅速请示了上级。
“你来吧，我们在医院学术报告厅。”看到消息，兴奋的我抓起帆布包就出门了，一路小跑到小区门口，扫了辆共享单车，一路狂踩，五分钟就骑到了医院。
医护人员已经在集结了。有的连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就往集结地点匆匆赶去，有的刚刚下大夜班，一宿没合眼，也有的刚刚放下筷子从家里赶来。
当天，刚巧是急诊科护士王长亮35岁生日。因为必须带上降压药，他的爱人拖着装了药的行李箱一路狂奔到医院，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将箱子交到了王长亮手里。来不及拥抱，来不及告别，他头也不回地出发了，王长亮说，这是他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
到了机场，12家北京市属医院的136名医护人员已陆续抵达，人员、行李箱、物资、车辆挤满了登机通道前的空地。
虽然不是视频记者，但我实在是太受触动了，尤其是医护人员声嘶力竭地喊出那句“披上战衣保护你！”我竟然也跟着热泪盈眶。忍不住给他们拍了好多视频，剪成了一小段Vlog，把视频送给了王蕾老师。
后来她回复我：“妹妹，以后我们就是战友了！”
快讯大“战”：我又看到你的稿子了
从1月24日除夕至7月28日，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已经召开了161场。因为专门跑卫生口，我与发布会“绑定”在了一起。粗略算了算，自己这大半年竟然参加了近百场，算是我所供职的报社跑发布会的“最高频选手”了。近200个日日夜夜，北京的应急响应级别，从一级调到二级，又降到三级，又调回二级，又降至三级……每一次调整，都是对应急大势的精准研判，也是我这样的一线记者全身心盯守的“新闻眼”。记得最多的一次发布会是一天三场，最晚的一场到了深夜。我的眼睛始终瞪得大大的，不敢有一丝懈怠。
“今天有没有发布会？”“哪些委办局会出席？”“今天会说点啥？”这是每天必有的三个灵魂拷问，同事来问我，我也在到处打听，大家都迫切地希望“稳、准、快”地推送发布会快讯。
因为无法提前拿到素材，只能靠现场听、写，还得会挑重点、懂取舍，这些都基于记者对全市疫情防控措施的了解和判断。“我来写发布人的职务”“我看看前一天的重点”“我帮你们核对”……每天提前半个小时抵达会场，团队作战的小伙伴们立刻切换至工作状态，分工明确、井然有序。拍照、记录、审核、发稿……由“北京头条”发送的疫情消息总能第一时间送达读者手中，持续半年多来，各大门户摘编来自“北京头条”的弹窗数量可以说是最多的。
“静静，我又看到你的稿子了！”“静静，我看见你提问了！”
总是有热心的同学、朋友、老乡给我发来“刚出炉”的新闻链接，因为要继续聚精会神听发布、做记录，我根本顾不上回复。一顿“窒息操作”结束后一抬头，才发现现场早已关了灯，偌大的发布厅只剩下我们北青的几个小伙伴。再看一遍群里发过的稿子，心里踏实了才有时间和心思去逐一回复微信里的问候。
有种说法，说“为不可思议之物命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住它的力量”。于是，小伙伴们调侃这发布会是“生死时速”，现场记者工作群的名字是这样起的：“无敌平安保过群”“717平安群”“保佑今天平安无事”……说来有些好笑，但全是我们的“心声”。
玩笑归玩笑，发布会确实是一场新闻大“战”，拼定力、拼手速、拼选点、拼思考。从现场互相帮忙校对、起标题、听细节，甚至是临时救场分担任务，我们从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彼此之间这般亲密、信任和依赖。在以前，我们只需管好自己口里的一亩三分地，通过这场战疫，我们更加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在新闻业务上，我们是真真切切的“命运共同体”。
记得5月2日下午，在新闻发布会开满100场的时候，发布会主持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和建有一段深情回顾：自2020年1月24日（除夕）起，连续奋战100天，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每日举行，其间不曾中断，在复杂多变的疫情防控舆论场中，从未缺位。100场新闻发布会，经历冬天、春天、夏天，殊为不易……媒体记者海量数字的报道使新闻发布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强有力的舆论场“压舱石”。
发布会，这三个字承载了太多。有沮丧，有欣喜，有成功的喜悦，也有疏忽的教训。如今，新闻发布会已经开了161场，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从未缺席，携手走过这个漫长的冬、春、夏。
一线参“战”：怎么在哪都能看见你
这大半年是名副其实地“泡”在一线了：2月14日，大雪纷飞，地坛医院感染楼南门外，我目送了9个月的小患者奇奇和妈妈、姐姐顺利出院；3月初的一个午夜，丰台区某隔离点，我在监控镜头里看着北京首例境外输入患者上了120救护车；3月17日，顺义新国展入境人员转运集散地，我和摄影老师穿着防护服，从外省市驻京办服务点穿行到北京的16区服务台；4月28日，小汤山医院送走了最后两名患者，我猫着腰够着手机采访患者的出院感言，也记下了医护人员完成任务后相拥而泣的感动瞬间……已经有不止一位同行跟我说：“怎么在哪都能看见你？”
在这个过程中，让人收获最多的，就是去市、区疾控中心，与最一线的流行病学调查员面对面，听他们讲述追踪溯源、控制疫情的故事。
在第一波疫情时，我在丰台区疾控中心连续蹲守了一周左右。那几天，与疾控人员去隔离酒店做消毒守到半夜，一同在办公室挑灯夜战写流调报告写到凌晨三点，一同出入医院病房给疑似患者做流调，还在他们食堂隔座用餐，体会“吃出了考试的感觉”。
3月2日，在丰台区疾控中心实验室采访核酸提取过程，那是我第一次穿上“猴服”，在实验室闷了4个多小时，知道了什么叫浑身被汗水湿透，也知道了“天使印记”到底有多疼。
3月2日晚，北京市丰台区疾控中心，利用实验间隙，北青-北京头条记者蒋若静在病毒检测实验室采访两位检测员
3月4日，跟着丰台疾控中心的武晶和李若曦老师去医院隔离病房给疑似病例做流调，那是我第二次穿上“猴服”。因为无法将手机和录音设备带进病房，采访内容全靠纸笔记录。进病房没几分钟，护目镜上的雾气便遮挡了视线，只能靠感觉找纸上的空白快速记录。缺氧的环境下，护目镜成了“紧箍咒”，箍得人头疼欲裂。我靠在墙上，记下了现场流调员和疑似患者将近1个小时的对话，写满了6页纸。
3月4日中午，丰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隔离病房，北青-北京头条记者蒋若静跟随丰台区疾控中心流调员前往现场做流行病学调查。图为记者正在记录流调内容
那段时间，“糙汉子”上线，化妆品俩月没动，一双运动鞋“走天下”，一听要去现场，抓起帆布包就往外冲。记得2月29日凌晨，我从丰台疾控中心采访结束开车回家，凌晨4点的北京，街上空无一人。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纪念那一天驱车跑了140公里。下车后，在路灯下的影子里，我给自己比了个“耶”。
很感恩这个“灵活多变”的自己，和那种打了鸡血般的精神状态，才有了《流调员怎样准确找到“密接者”》《病毒侦查员七小时内判“阴”“阳”》《疾控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十二时辰”》这三篇系列的整版报道。经过第一轮疫情的磨练，当新发地疫情再度袭来，我又顺利做了《本轮疫情中1岁多最小患者如何被感染？》这篇深度报道。交稿的那天晚上，领导说，我比以前成长了很多，一想起这句话，嘴角忍不住上扬。
爆款助“战”：被61岁的庞星火姐姐彻底征服
7月19日，《北京青年报》刊出的《揭秘“星火故事”里的战疫历程》成了当天的“爆款”，感谢庞星火的超高人气。很特殊，这是一场在庞姐车上完成的专访，采访时间是7月14日和15日下午发布结束后，用了两个“路上”时间，总计一个半小时。这是我在这次疫情里写的唯一一篇人物对话，不管是从时效上，还是内容上，是自己最为满意的一篇。
除了每天坚持出现在发布会的主持人之外，庞姐是这次发布会中出席次数最多的，已经有109次了，她讲病例、科普防疫知识、分析疫情，在这次疫情中走红网络。对于这个“星火故事会会长”，很多网友给她写留言，相信广大网友跟我一样，会好奇这位发布人背后的工作和故事，我打起了“小算盘”，必须尽快采到她。一开始疫情形势紧张，想必她也十分繁忙，便不好意思过分打搅。疫情相对稳定之后，我开始约采庞姐，恨不得发布会结束后扑上去，恨不得天天跑到市疾控中心门口蹲守，更恨不得隔一个小时就打听一次庞姐到底什么时候有时间。大约一周之后，庞姐终于答应了。
7月14日发布会结束后，我上了庞姐的车，她要先去市卫健委送材料，再回市疾控。刚一发动车子，庞姐很干脆：“来吧，咱开始吧！”我有点惊讶，心想：“不是去办公室坐下来聊吗？这就开始了？”但庞姐那么忙，见缝插针也是可以理解的，先聊吧！打开电脑，文档里早就备好了几十个采访问题，是我过去三天反复思考、想到就记下的采访提纲。路上，我一边同她聊天，一边帮忙导航，并随时看着周围的路况，毕竟保证安全是第一位的。
我从来没有如此感恩过晚高峰的路况，期待再堵一会儿、红灯再多一点，我就能再多聊一会儿。从北京的疫情应对，再到她的发布会准备，还有个人生活，每个方面都觉得聊不够。采访结束，我被这位61岁的姐姐彻底征服，强行索要合影，她欣然答应，我俩在镜头前笑着给自己竖了个大拇指。
整理录音的时候，足足14000多字，虽然熬了两夜，但那种兴奋感让人动力十足。因为前期对稿件的骨架有过构思，所以写起来还算顺利，大概花了一晚上的时间，稿件成型。不过，最终上版的那天晚上，我还是跟领导和编辑一起在办公室熬到了11点，反反复复校对稿子，反反复复纠结标题，最后主编帮我一锤定音，7月19日，《揭秘“星火故事”里的战疫历程》正式见报。
没想到当天，朋友圈被这个稿子的链接刷屏了。不仅是部门同事，报社的领导也帮忙转发了，还有口里的小伙伴，甚至是外报的同行，心中默念一万遍：“感谢庞姐！感恩口里战友！”
一周前，我还沉浸在因为约不到人而抓耳挠腮甚至焦虑失眠的状态中，成稿后我心中甚是欣慰。那段时间，心中总有个声音在敲打自己：我不能总盯着发布会，得用深度的采写，对得起“跑口记者”这四个字。
7月23日，北青-北京头条记者蒋若静参加北京市第160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后记
整理了一下这半年来发布会上的工作照，台下的记者脱下厚重的羽绒服，换上了轻便的春装，过一阵子又换成了短袖，但台上发布人的西装领带始终没有变。新闻出版大厦路口旁的几棵桃树，半年前还在寒风中裸露着光秃秃的枝干，如今已经绿阴如盖，但每天下午发布会结束后从桃树下走过的，还是我们，而且，是更有信心、更会思考的我们。
前几天，海淀区疾控中心的曹文栋老师跟我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状态：“疫情仿若一根鞭子，抽得我们这些陀螺根本停不下来。”听后唏嘘不已，也仿佛从这句话中看到了自己，疫情不停，我也未敢歇。不过，这大半年的工作还算顺利，想采访的基本都采到了，想做的选题也基本都做了。
从情感的角度说，很想给每一个给过我支持和鼓励的人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包括我那群可爱的、一同战疫的领导、同事们，还有我所负责联络的那些部门里的通讯员和其他老师们。
疫情期间的经历，让我感触颇深。在这场疫情里，我成就了一个更加真诚的自己，一个更愿意帮助别人的自己，也收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情义。它如同一场洗礼，让我学会珍惜、时刻感恩，如同村上春树所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蒋若静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付丁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