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以身许国酬华年：杜祥琬传》一书的最后一页，窗外已是暮色四合。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2025年5月17日那天下午，我在北京采访杜祥琬先生时的情景。当时杜老已经87岁了，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眼角的皱纹里蕴藏着岁月沉淀后的温和。我们交谈了一个下午，他的心里装着无数的故事和智慧，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一位大科学家的人格魅力。

如今这部30万字的传记已经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它浓缩了这位战略科学家波澜壮阔的一生。作为这部传记的作者，我也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深沉的精神洗礼。杜祥琬先生就像一块历经岁月打磨的璞玉，静静地散发着温润而坚韧的光芒。这光芒，照见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底色，也照见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文化传承。

《左传》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古人将“三立”视为人生的不朽。在杜祥琬身上，我看到的正是这种跨越千年的文化回响。他生于抗战的颠沛流离中，长于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下。父亲为了党的事业，长期隐姓埋名，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隐蔽战线上坚守；母亲在“文革”中蒙冤离世，但他将悲痛深埋心底，化作了对国家更为纯粹的赤诚。这种在苦难中淬炼出的宽厚与自律，便是他最深沉的“立德”。他不以院士自矜，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如果说“立德”是树之主干，那么“立功”便是他结出的时代硕果。我曾无数次在字里行间咀嚼他那句朴实无华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做什么。后来成了国家需要的一个人。”这是何等通透的觉悟！

在梳理他的人生脉络时，一个细节让我动容。1956年，18岁的杜祥琬高中毕业，他原本的梦想是报考南京大学天文系，去探索浩瀚宇宙的奥秘。然而，命运给了他另一个选择——他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国家需要他学习核物理。一边是心之所向的星辰大海，一边是国家急需的原子核微观世界。杜祥琬没有片刻犹豫，他放下了天文学理想，选择了核物理。他做到了，并且成为一名著名核物理科学家。

留苏毕业回国后，在王淦昌、邓稼先麾下参与氢弹研制，成为中国核武器中子物理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的权威。按常理，在这个领域功成名就，安享晚年已是顺理成章。然而，杜祥琬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古稀之年，他却转身投入能源战略与气候变化研究。从“核”到“能”，从国防尖端到民生大计，这不仅仅是专业的跨越，更是心力的跨越。为了搞懂能源转型，他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调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担任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为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奔走呼号；他作为气候宣传大使，在全球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这种不给自己设限、永远在路上的姿态，是对当下社会中那种“躺平”心态、那些害怕走出舒适区现象的最好的回应。他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科学家，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在路上。

在撰写这部传记时，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我所写的另一部传记里的主人翁——朱光亚的身影。朱光亚比杜祥琬年长，曾是他的上级与师长。在朱光亚的身上，同样流淌着这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血脉。无论是统筹全局、低调内敛的“众帅之帅”风范，还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决绝，杜祥琬都与他一脉相承。他们都在用最纯粹的人格，书写着“爱国”两个字最厚重的注释。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去仰望精神，去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是中国科协推出“科学家精神和科学文化出版工程”的意义，也是我极其愿意用几年的时间为科学家作传的动力。因为，社会永远需要像杜祥琬、朱光亚这样的精神坐标。

我们今天呼唤传承科学家精神，传承的不仅仅是某项技术的突破，更是这种“立德、立功、立言”的文化底蕴，是这种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将家国天下扛在肩上的大我境界。愿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征途中，不忘回望来路。因为，只有当无数个体的微光汇聚成炬，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才能永远挺拔。

文/杨黎光

编辑/刘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