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翁子光（左）和刘青云在片场
2010年，香港荃湾享和街，一个15岁少年在家中杀死母亲和妹妹，随后下楼游荡，报警自首。案发地点距导演翁子光的家只隔了一条街。
十几年后，翁子光把这件事拍成了电影《爸爸》，影片于6月27日上映。此前《爸爸》获得了国内外30项重磅大奖及提名，其中刘青云获得亚洲电影大奖，并第四次获得香港金像奖影帝，一同参演的谷祖琳、苏文涛分别斩获了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员。故事中的一家四口，有三人夺得金像奖演技大奖，成为金像奖史的一段佳话。
《爸爸》跳出传统罪案片的猎奇叙事框架，全程聚焦惨剧落幕之后，父亲阮永年在创伤里缓慢重建生活的心路。影片不渲染行凶暴力，不铺陈激烈的法庭对峙，没有失控的哭喊与嘶吼；镜头长久跟随着这个普通男人，记录他日复一日做饭、照料猫咪、在自家茶餐厅擦桌劳作，独处时静静凝望亡妻照片、与逝去家人隔空倾诉的细碎瞬间。正如导演翁子光所说：“这不是一部关于‘谁杀了谁’的电影。这是一部关于‘留下来的人怎么活’的电影。”影片上映当日，翁子光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隔了一条街的案件，等了八年才得到拍摄机会
2010年，香港15岁的少年于寓所内砍杀其母亲及妹妹。2012年2月，少年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认犯误杀罪，经精神科医生诊断，少年是精神分裂症，因此被判无限期医院令。
电影《爸爸》即取材于这个案件，但这部电影最早不是翁子光自己想拍的。那时他刚写完《踏血寻梅》的剧本，尚未找到投资，在香港电影圈却已流传开来，都说这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人写了一个好剧本。一位拿过金像奖的大导演找到翁子光说：“你自己要导《踏血寻梅》，对吧？那你帮我写一个类似的。”
这位大导演给了翁子光一些案件作为选择，其中就有荃湾这桩案子。翁子光一看：“这不是在我家附近发生的吗？”他告诉北青报记者，他以前的生活算不上小康，“挺草根的，跟爸妈一起住了很久，那条街上的茶餐厅、老旧唐楼，我太熟悉了，茶餐厅我也去过，那时不知道谁是老板。”
写了六七个月，剧本完成，大导演很喜欢，却迟迟不拍。而翁子光对这个剧本一直心心念念，就这样等了八年，一番周折后终于把剧本拿回来，自己有了拍摄的机会。“我拍时基本没改，后来加了一些强剧情的东西，想让电影更有推进感，但拍着拍着发现，还是原版那种淡淡的生活流最好，就又删了。”
唯一加的，是结尾一场戏——多年后病情平稳的儿子回到家中，父子安静吃饭，一同拼凑早已模糊的家庭回忆。翁子光说：“案件发生后那么多年，我难免开始想，少年可能差不多要出来了。我希望留下一个比较温暖的结尾。”
比案件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怎么活下去
刘青云在影片中扮演的阮永年只是一个普通的茶餐厅老板，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让他同时失去了妻子、女儿，只剩下既是亲人又是仇人的儿子，父亲陷入“无法恨、不能忘、不敢念”的痛苦境地。
创作《爸爸》时，翁子光做了一件他以前拍罪案题材从没做过的事——去见了那位父亲。“我拍的几个电影都没有找当事人聊过。”因为他认为如果去找当事人获取口述，当事人会以自己的视角诉说，一旦采纳他的说法，剧本创作就被束缚了；如果不采纳，对方又会觉得“那你为什么要找我聊”。而且对方理解的事实也不一定是绝对的事实，只是代表了一个切面。
但这次他破例了，“我的想法是，如果这位父亲不愿意见我，我就放弃这个项目。”
翁子光通过朋友找到那位父亲，朋友刚好是案件的律师，父亲对律师有信任。但初次见面，父亲对翁子光充满防备，“他跟我说，你别那么虚伪了，你要问什么你就问，你不要装。”
翁子光没有追问案件本身，他聊的是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太太是什么样的人，女儿怎么长大的，一家人在一起是什么样子。聊着聊着，这位父亲发现翁子光没有预设答案，没有打断他，只是安静地听。他开始信任翁子光，跟他约定说可以给翁子光讲他家的故事，但翁子光不能去打扰他儿子。慢慢地，两人越来越熟络，这位父亲甚至托翁子光去帮儿子找复习用的答卷、找可能有兴趣看的书，“他说他不懂，让我帮忙找，我记得寄过霍金的书。”
此外，这位父亲在精神科医生的建议下，一直在给亡妻写信，每天写——今天认识了什么新朋友，吃了什么，明天要去哪里，都写在信里。“这个人心里面真的很干净，他的感情无可投递，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对太太的思念。”
电影快要上映时，翁子光约这位父亲出来喝茶，父亲说：“导演，我给你讲的很多事情我都讲完了，我也没有什么好再给你讲关于我家庭的事了，我们有空再说。”首映前，他又约这位父亲来看电影，父亲说：“恭喜你导演，电影终于上映了，希望你有好的成绩。但我就不来看了，十多年了，我已经从这个事情里面走出来了，我不想再走回去。”
翁子光说：“这位父亲能够走出来，活下去，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之一。生活比电影大得多。电影只是让观众短暂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事情，但生活本身才是最大的。我拍了这部电影，但他才是真正活在那个人生里的人。他比我更知道什么是活着。”
有人看完电影说：“如果那是我儿子，我会砍死他。”翁子光表示，这种想法很正常，但他想借电影表达的，是另一种态度——社会如果歧视、防范精神病人，他们连求医都不敢。“如果我们用包容的态度，大家愿意出来面对，悲剧反而会减少。”
15岁少年是因为精神分裂症而杀人，那么其病症背后有没有其他动机？翁子光拒绝在电影里给出一个“答案”。他说如果他为了满足观众，编造家庭矛盾、游戏成瘾、父子隔阂这类通俗诱因，“对真实的父亲、患病的儿子都极度不公平”。
翁子光说孩子的父亲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个答案，“他一开始无法接受‘悲剧只是疾病导致’，他执着寻找人为诱因，否则会觉得妻女死得不明不白。”但后来他慢慢意识到，行凶的儿子本身也是疾病的受害者。儿子很多时候不是不愿意跟他说，而是自己也说不清楚当时那一刻为什么杀人。
翁子光表示，父子之间关系的解决点，不在于答案是什么，而在于放下。电影里结局没有交代父子未来会过得轻松幸福，茶餐厅人来人往，生活照常运转，痛苦藏在平静的日常之下。电影没有给出消解痛苦的答案，翁子光也认为破了的碎片粘不回去，但它们会一直留在生活里。父亲最终放下了执念，儿子的主动倾诉本身就是释放善意，“这比‘真相’本身更重要”。
悲观与乐观，是同一回事
翁子光拍摄的电影，大多题材都不轻松。《踏血寻梅》来自一桩少女被杀的命案，《爸爸》是家庭悲剧。问他拍这么多沉重的东西，自己会不会越来越悲观？
翁子光笑了，“我一直都很乐观。”他说不久前路演时，一个上了岁数的男观众问他：“你这么看重边缘的人，那主流的人怎么办？你有没有为他们想过拍些什么？”后来翁子光又思考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大家都去关注主流的人，小众的人谁来关心？主流大众会把利益最大化，共同维护稳定的东西。但小众的人，如果我不去写不去拍他们，不给他们留下一个印记，我就觉得过不去。”
他说自己从小就这样。初中时作文常被夸，但老师又说他写得太灰暗，同学开玩笑说他不应该叫翁子光，而应叫翁子灰。但翁子光说自己“看到人家觉得不重要的东西，会担心、会关怀，有这种沉重的心意”。
翁子光认为，这份“沉重的心意”本质是慈悲，也正因如此，他才发现自己底色是乐观的。在他看来，悲观与乐观本是一体：悲观源于清醒地直面现实，但这不等于妥协。他敢于接纳别人回避的困境，并在这个过程中积蓄行动的能量。
翁子光还表示，如果自己遇到有人摔倒这种事，绝对会去扶，“我不怕遇到碰瓷，而且我深信我有办法能证明清白。我乐观，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处理得来。你担当不起，但又要承担责任，才会悲观。”
翁子光讲了自己20多岁时的一次经历，他有一次骑摩托车被撞飞到田里，在空中那短暂的几秒，他感觉自己命该绝矣，好像进入了一个“隧道”，很怕离开这个世界后就什么都没了，大脑开始迅速地出现很多凌乱的画面，“妈妈的样子，小时候的自己，有没有欠人家东西，什么事情还没做？”万幸的是，翁子光没受重伤，当时脑中的画面也迅速忘了大半，但他觉得这说明人有理性与感性结合的情感需求，人不是吃饱就睡的动物，会对人生做总结。这个“整理”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活着的证据。而经历过这件事，他更确信活着的意义，在创作中更愿意去触碰那些困难的、边缘的、被忽略的人生，替那些来不及整理自己的人做整理。
喜欢“生活流”的电影，不写“金句式”对白 演员表演也追求“不精准”
《爸爸》里有一个画面，翁子光自己特别钟爱——年少的儿子独自探到唐楼天井护栏边缘，伸手救下险些坠落的三花猫。这段温柔往事，反衬出后来家破人亡的巨大落差。
翁子光觉得很多观众可能观影时会忽略掉这个场景，“但生活就是由这些没有被定义的、小的、没有那么大情绪冲击的片段构成的。你老了时回忆，常常突然想起一个小画面，可能因为那个人，可能因为你当时的心情，所以那个东西才宝贵。”
因此，翁子光喜欢“生活流”的电影。比如是枝裕和的《比海更深》《步履不停》，范·桑特的《大象》，他们的电影都有那种不包装、不体面，甚至有些平淡的日常。“美好的时刻，往往就藏在这些平淡的小场景里。你怎么去发现它？”
《爸爸》的叙事在回忆与现实之间频繁切换，像意识流一样跳跃。翁子光说这来自和那位父亲相处的经验，“他跟我聊天的时候，意识跳来跳去，一会儿讲讲这个，一会儿讲讲那个。那种思维的跳跃很吸引我。写剧本时我试图把时间捋顺，但发现失去了那种味道。”
因为喜欢“生活流”，翁子光说他的电影刻意不写“金句式”对白，演员表演也追求“不精准”，“演员在讲对白或表达情感时，不要用一种很精准的方法去表达，因为这就不是生活了。”他反对那种“一个人突然就讲一个金句出来”的戏剧化处理，认为那是“说给观众听的，包装的现实”。他相信，真实的情感往往藏在那些不体面、不精准，甚至有些笨拙的日常对白里。
此外，《爸爸》片中许多核心意象，都不是剧本最初预先设计好的。写初稿时翁子光办公室养着一只陪伴他十几年的猫，想到故事里的父亲痛失妻女、孤身度日，便特意在剧情里加了猫咪做伴；片中猫咪最终离世，墙上的猫遗照用来烘托漫长孤寂的时光，现实里这只老猫至今仍陪着他。
剧组工作人员随身带着憨豆先生摆件，片场众人都觉得刘青云的气质神态和憨豆十分相像，翁子光便顺势把这件道具加进故事：女儿生前送给父亲憨豆摆件，女儿离世后，父亲独自再买下同款，以此填补对女儿的思念。
影片四五月份在香港拍摄，各处取景都恰好拍到盛放的木棉花，翁子光事后查阅才知道木棉花的花语是“珍惜眼前人”，他称这份巧合，仿佛是老天赠予影片的意象。
是“过渡期”的导演，再小众的电影观众人数也不少
问翁子光今年看了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电影，他将《宇宙探索编辑部》和《从21世纪安全撤离》视为近年来让他“特别有感觉”的电影，“这两部作品有跳脱的东西，有自己的世界观，而且能成功转达给普通的观众”。
他认为这些电影打开了一点点新的眼光，创作者有比较跳脱的，有自己世界观的表达，这让他“隐隐看到”未来电影人可能迎来一个爆发期。他特别提到，这两部电影开始关注人类对未来的生存状态、问题、思考、盼望，而这种对未来的意识，正是他期望更多年轻导演去探索的方向。
翁子光坦言自己一直很留恋以前的世界，对传统电影的情怀恋恋不舍。对未来又太懵懂，没有很大的勇气去面对。他形容自己是“过渡期”的导演——没有承接到上一代的辉煌，但希望顺利过渡到未来厉害的电影人。而这两部电影的存在，让他看到了过渡之后的可能。
翁子光表示，自己虽然愿意去探索这类题材，“但我自己的才华，自己对世界观念的那种开放性，还差点”。他更愿意用监制的经验去推动年轻创作者，“比如我监制的《正义回廊》，同样打开了一点点新的眼光”。
而对于年轻导演的建议，翁子光认为，年轻导演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没钱、没机会，而是太多人在影响你。投资人会说，这段节奏太慢了，观众会走神；市场会说，现在都是短视频时代，要快、要强情节。这些声音都有道理，但你不能因此把自己彻底改掉。“如果你内心够强大、够坚定，投资人的建议你可以去听。但问题是不要被他们彻底改变你自己的初心。你要非常清醒，对本来的想法非常坚定，不断思考自己的想法，把它变得更完善。很多年轻人总觉得是别人的问题，你自己的想法有没有整理得非常坚实？”
他提到了《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蓝鸿春。蓝鸿春拍了三部电影，一直在整理自己的想法，“他不是在等机会，不是什么都不管。他在整理自己的想法、整理自己的创作。”翁子光认为，创作人不要太焦虑，要做好准备，准备到自己有足够的东西可以陈述，才会有真诚的输出。
至于自己，翁子光打算继续拍相对低成本、个人表达强的东西。他享受写剧本的过程，对他来说，想剧本比写剧本重要，“想通了就能写，不是写着写着想通了写出东西。”他习惯长时间沉浸在一个问题里，卡住就放下，直到找到新的角度，通了一部分，便有“小爽感”。写作过程中，他会进入亢奋期，连续两三天不睡，一通疯狂输出。对他而言，写作也是情感的输出和治疗，“像那位父亲给亡妻写信一样，释放自己的感情”。
路演现场，观众跟他分享自己的生活：留守儿童、背井离乡、家庭关系，翁子光认为他们从《爸爸》里提取了材料，对照自己的人生，有了自己的演绎。有人在放映后排队等他，就为了说几句话。“为什么跟我说话那么重要？”翁子光想了想说，“可能他表达完了情感，我也了解了，两个人都舒服。”
这大概就是电影对他而言的意义——一个出口，一次整理，一段“输出治疗”。翁子光说，一位前辈曾经告诉他，所有电影都有观众，只不过你要找到这些观众，“再小众的电影，如果我们能都聚起来，其实人数也不少，完全能养活我。关键是如何让你最真诚的东西发出信号，让他们接收到。我们不强求出爆款，但要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要找知音。你的频率要准确，要有你自己能表现个性的东西。”
翁子光很怕电影没有个性，“如果看完之后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拍的，看不到导演对生命的表达，那挺可惜的。有些电影好看，但看完回家就忘了，有些电影好看，看完后你会想把电影海报贴在家里墙上。”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