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是人类最古老也最普遍的情绪之一。但在当代社会，它似乎成为最受到回避、最令人羞耻的情绪。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强调“做自己”“自由表达”的时代，却格外害怕发火失态，更不知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愤怒。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推出的情感史书系新作《压抑的愤怒》出版，首次以情感史视角系统呈现了美国自17世纪以来对愤怒的观念、规范与应对方式的演变，为理解当代的情绪困境提供了关键的历史解释。

本书由世界史与情感史领域的重要学者彼得·N. 斯特恩斯与当时的妻子、精神病学家卡罗尔·齐索维茨·斯特恩斯合著，是首部系统运用“情感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著作。“情感学”是两位作者原创的概念，指的是一个社会评估某种情感/情绪（例如愤怒）的习俗和标准，以及人们设立的反映和鼓励这些标准的机制。经由这个概念，情感研究者得以区分人们“如何感受”和“认为自己应该如何感受”——前者更多是生理性的、自发的反应，后者很大程度上由社会文化等外界因素决定，两者之间存在强烈的交互影响——也因此更有望厘清长期以来关于情感的“先天与后天之辩”。并且，由于情感学比情感体验本身更易追踪，历史学家有望通过探究主流情感规则的代际变迁，为我们理解某个特定时期（包括当下）的情感问题提供独到的见解。自20世纪80年代这一概念被阐明以来，它便深刻影响了国际情感史研究，也为理解情绪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路径。

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包括日记、私人通信、育儿手册、婚姻指南、宗教文本、报刊专栏、管理学与心理学的专业文献等，追踪日常生活领域的情感学演变，及其对实际情感体验的影响，揭示了一段隐秘的“反愤怒”社会史：虽然美国文化中不乏与愤怒相伴的暴力故事——从宗教传统到荣誉文化，从西部拓荒到20世纪的社会运动——美国人也常常自称“愤怒的民族”，但真正影响深远的，是18、19世纪以来对愤怒强烈的规范化趋势。

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对愤怒的态度经历了四个关键阶段。早期社会对愤怒的容忍度远高于今日，无论婚姻争吵、育儿惩戒，还是上级对下级的怒气，都被视为正常甚至必要的行为，人们要管控的更多是愤怒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进入18、19世纪，以启蒙思想、家庭理想和宗教观念为动力的“情绪文明化”开始形成，人们逐渐将愤怒标记为危险、破坏性和不宜公开的情绪，尤其在家庭内部，克制愤怒成为新的道德要求。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工业竞争和现代心理学让愤怒被赋予新的意义——既被视为破坏秩序的情绪，也被视为男性竞争力的动力来源，被“疏导”进入体育和商业等领域。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科层制发展、白领职业兴起、心理咨询普及，愤怒的表达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管理主义情绪规范渗透进家庭、婚姻、育儿与职场，使愤怒成为一种必须被控制、最好被消除的情绪。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对家庭与职场两个关键领域的分析。家庭长期被视为情绪避风港，但从19世纪开始，它也成为情绪纪律最严格的场域。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指南推崇“永不争吵”的理想，将第一次争吵视为严重的情感危机；育儿手册逐渐将父母的愤怒视为不成熟、不道德的，要求父母以身作则消除愤怒，以免伤害儿童心理。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心理学的普及，家长被大量教育如何管理孩子的愤怒、引导情绪表达，愤怒被纳入一整套儿童情绪教育系统。

相比之下，现代职场体现出愤怒压抑机制的真正力量。在工业时代，主管对工人的愤怒被视为正常等级秩序的一部分，而愤怒中包含的进攻性，也被认为对商业竞争至关重要；但进入白领时代，在科层制背景下，企业以效率、合作与服务为名，将情绪管理全面制度化，最明显的举措就是组建人事管理部门。“不能生气”因而成为一种职业要求。阿莉·霍克希尔德提出的“情感劳动”，越来越不仅限于服务行业，而是成为整个现代职场的重要特征。愤怒在职场中的不可见，叠加人们对于家庭和谐的持久理想，使个人在两大关键生活领域都难以找到表达愤怒的合法空间。这种潜在的全方位压抑，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个人的困惑与不适感。

随着心理健康、情绪劳动、家庭关系和职场文化成为当下的高频讨论话题，《压抑的愤怒》以其跨越两个世纪的深度考察，为这些公共议题提供了历史视角。它不仅是一部情感史领域的学术经典，更是一部帮助读者理解自身情绪生活、重新认识愤怒的思想杰作。正如作者在书的结尾所强调的：“知晓了我们在情绪上的来处，我们便能将自己从以往那些未经审视的行为与情感执念中解放出来，进而做出新的选择。”

《压抑的愤怒》收录于“光启·情感史”丛书。该系列此前已推出《愤怒的农民：1870年法国乡村惨案》《关于爱的五种幻想》《羞耻：规训的情感》《帝国的眼泪：一部英国情感史》《什么是情感史？》《疼痛的故事》等著作，未来还将继续引介威廉·雷迪、乌特·弗雷弗特等情感史名家的代表作，为中文读者呈现更加系统的情感史研究图景。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