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谈起收音机，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的确，在数码设备已经成为主流的今天，不仅收音机已经过时，就是当年风靡一时的收录机、CD机、MP3之类都已经成了“古董”。

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收音机确实风光无两，即使后来的电视机也无法与其抗衡，因为那时电视节目一般都是晚上才有，频道也少，播出时间短，所以暂时还不能取代收音机的霸主地位。我记得最早对收音机着迷还是听刘兰芳和袁阔成的评书，一到节目开播，街上的人似乎都少了很多。他们说评书的时间好像都是在中午12点后，我当时还在读小学，每次都坐在餐桌前，盯着收音机喇叭，听刘兰芳用明亮的戏剧化的嗓音讲《岳飞传》，或者袁阔成用深沉的日常化的口吻讲《三国演义》，直到听到“欲知后事如何，咱们明天接着说”，才在母亲的催促下向学校飞奔而去。

读中学时，又迷上了电台的音乐节目，我生活在内地小城，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收音机里播放着那时流行的歌曲，像李谷一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都是一播再播。还会播放台湾校园歌曲，像齐豫的《橄榄树》，就像夏日里的一阵清风让人对远方产生无限向往。还有张明敏的歌曲也特别红，有一阵子，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播放《我的中国心》《垄上行》，以至于我做作业时如果听不到张明敏的歌就做不下去。

我家的收音机是个巨大的落地式电子管收音机，有个大音箱，有立体声的音响效果，比当时普通的晶体管收音机好很多，所以，星期天播放音乐节目时，经常有邻居小伙伴还有同学来和我一起听音乐。我第一次听崔健的《一无所有》就是从这台收音机里听到的，那是1986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我打开收音机聆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国际和平年”主题演唱会的节目，忽然就在那首很有抒情色彩的温婉的《让世界充满爱》后听到了这首节奏强劲高亢的歌。当时我觉得困惑，这个歌手的嗓音沙哑，又土又粗，歌曲的风格也很奇怪，不像是当时流行的“西北风”。直到第二年，读了大学，长了知识，才知道崔健的这首歌是很洋气的西方摇滚乐的中国版。

我之所以拥有这么一台高端的设备，成为初代“发烧友”，还要感谢我父亲。这台像半个单开门冰箱那么大的收音机是他部队里的通信兵全手工组装和定制的，质量很好，从来没坏过。而当时流行的晶体管收音机，声音虽然响亮清脆却显得单薄，听起音乐来远不如电子管收音机那么浑厚有韵味。

可惜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那台落地式收音机已不知所终。电视机不知不觉取代了收音机的王者位置。可我依然对听收音机着迷。当时，我已到上海工作，开始用一台三洋单卡的四喇叭收录机听调频立体声广播，经常边吃午饭，边听我很喜欢的介绍国外各种音乐的“万宝路午餐音乐”节目。节目所播放的来自异域的丰富音乐，总让人有一种陌生新奇的感觉，还给人一种对世界的壮阔想象。而香港著名的查理林老先生主持的“怀旧金曲”，经常介绍各地过去的流行歌曲，也让人对往昔的音乐产生兴趣，更让人觉得艺术的不朽，有跨越时空的力量。

可能正是因为收音机在人们的生活中如此重要，很多文艺作品把收音机当成主角。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的我听到校园里流行的一盘翻录的流行音乐磁带，当听到卡朋特的那首著名的《昨日重现》时，立即产生了共鸣。这首歌曲从回忆年轻时聆听收音机的快乐时光开始，旋律优美，却带着一种无言的忧伤，这大概就是音乐艺术的共情魅力，击中了人的心灵的柔软部分。而小说家契弗在《巨型收音机》里则赋予收音机神奇的功能。这篇小说里，一对热爱古典音乐的夫妇买了一台高级收音机，但刚买来就出了故障，他们只能请人来维修，可没想到维修后却产生了特异功能，他们无意中发现收音机竟然变成了窃听器，可以随着频道的变换隔墙听到邻居们的生活噪声，而不是他们想听的莫扎特、肖邦和舒伯特的优雅旋律。他们也因此知悉了在外人面前总是衣冠楚楚的邻居们不可言说的秘密。实际上，在我们这些经历过收音机时代的人看来，契弗在小说里赋予收音机的神奇功能并不夸张，收音机里播放的不仅仅有音乐，我们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世事的变幻莫测。

如今我仍然经常在家里听收音机，而且，为了更好地听收音机，前几年特地买了一个“复古”的只有收音功能的收音机。白天在家写作时，经常会听经典的94.7频道的古典音乐，有时不知不觉就把听到的大师乐曲写到小说里。而做晚饭时或者晚上看书时，会听听103.7的流行音乐频道，这个时候的节目经常会播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和海外的歌曲。听到年轻时听过的那些熟悉的歌曲，我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出神的日子。

每到这时，尽管坐在收音机前的我已经不再年轻，可依然还会燃起年轻的梦想，感觉世界就像一曲壮丽的交响乐即将展开，而年轻的我，将在其中弹奏着自己命运的音符，明亮，乐观，对未来充满憧憬。

文/张生

编辑/刘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