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时，给我带过课的老师前后有七八位，但三位印象最深刻，那就是高老师、姚老师和常老师。我所在的中学是一所乡镇学校。这三位老师来自另一个乡镇，彼此联系紧密，关系融洽。他们都住在学校的同一排校舍。那排校舍修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土木结构，底座为砖块。

在当地，已经算最好的建筑。高老师的工作室兼卧室厨房，十多个平方米，屋子里灰暗。由于用煤油炉做饭，有一股浓浓的煤油味。高老师备课认真，白天没课时，总在工作室里钻研教材。晚自习时，总有学生去找高老师解决难题。每次去，他都伏在桌面，在昏暗的灯泡下啃着最难的数学题。他说，要给学生一瓢水，自己就得拥有一桶水。那时的教学环境相对宽松，没有升学指标压力，但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只要有学生前来，他就放下手中的活。

有时，正在做饭，学生一来，立马停下手中揪着的面片子，用沾着面粉和清油的手关掉煤油炉，开关上沾满了白白的面粉和黄亮的清油。任凭面片子在锅里跳跃、泡软，最后成为糊糊，他也不管不顾，必须得解决掉学生的难题。有时，他正在吃饭，就放下碗，给学生讲解。学生说，老师，您吃完了我再来。他说，别走，讲完了再吃，不然，我吃不下。等讲完，饭早已冰凉，高老师端起碗却吃得格外香。

姚老师住在高老师隔壁。他是我的班主任，又是政治老师，讲课幽默风趣，深受学生爱戴，班级管理有一套。他不喜欢责备学生，更不愿意惩罚学生，却善于用智慧征服学生。班上有几个调皮的学生，上晚自习时总爱大吵大闹，影响他人。姚老师得知后，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在暗中观察。当那几个学生又在尽情表演时，姚老师如炬的目光适时出现在门缝或者窗玻璃上。

随后，那几个学生被姚老师带走。至于姚老师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反正那几个学生回来时，不像遭受了处罚和责骂的样子，既不生气，也没有垂头丧气，平静的外表下甚至有几分喜悦。那是一种心悦诚服的表现。那几个学生的恶习改变了。大家由衷感叹：还是老姚厉害！此后，谁都害怕姚老师那双笑眯眯的眼睛，害怕慧眼里射出的一道道亮晶晶的光。

一次，是劳动课，由学生自由组合去给学校的窖里抬水。甘甜的泉水离学校较远。有两名学生图方便，没有去泉眼，而是到附近的苦水河抬了一桶咸水回来。他俩想，反正没人跟踪，咸水也是清澈的，倒到窖里谁都发现不了。当他俩准备把咸水倒到窖里时，姚老师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刚开始，他俩还想抵赖，但在姚老师凌厉目光的直射下，俩人的腿软了，谎也不敢撒了，如实承认了错误，又屁颠屁颠地跑到泉眼取水。同学们很好奇，姚老师没有跟踪，又没人监督，是怎么发现的？再说，他俩掩盖得很巧妙，取水的时间差不多，也混在大部队里。大家感觉很神秘，但谜底直到现在也没解开。

此后，遇到劳动课，谁都不敢偷懒耍滑。常老师是我的英语老师，复员军人。那时的乡镇中学，英语老师极其匮乏。在部队自学了英语的常老师，退伍后可找到了用武之地，让我一上初一就接触到了英语。高三时，他又成为我的英语老师。常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整洁利索，书生气浓郁。常年保持着在部队养成的良好习惯，上身穿着华达呢面料的绿军装，洗得干净，熨得有棱有角，风纪扣严实；头发梳得整齐，甚至是一尘不染，浑身上下清爽。

那时，一般人是穿不起皮鞋的，但常老师有一双，经常擦得锃亮。曾经听到老师们开玩笑说，常老师的皮鞋能当镜子用。常老师也不辩解，只是嘿嘿笑两声。我曾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一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英汉大词典》，包着《电影画报》漂亮的皮。尽管他经常翻阅，但封皮崭新如初，他从来不在词典里写字，书页洁净。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学生能买得起一本小字典就很不错，对大词典只有羡慕的份。我只在交作业的时候，很小心地捧起过那本大词典，生怕自己的手弄脏了它。现在想起来，那本大词典还沉甸甸的，那么光鲜地待在我心中。常老师讲课一丝不苟。

高三的英语，对自学成才的常老师来说也是有一定难度的。但他就像军人攻取山头一样，越是艰难越要拿下。他自学的劲头很足，经常播放英语磁带，跟着一起发音，在草稿纸上书写单词，一行行一排排齐刷刷，就像操练的军人。事实证明，常老师的英语水平是完全合格的，不亚于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老师。高考那年，全班的英语成绩普遍比较高，我的成绩尤其突出，超过了大学英语专业的录取分数线。遗憾的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几年，还在教学一线的常老师得了重症，几年后辞世。去年夏天，我去看望了退休后的高老师、姚老师，并一起祭奠了常老师。在一个叫长城湾的地方，景色宜人，常老师就静静地待在那儿，不远处是巨龙般蜿蜒起伏的长城。我想，常老师待在这儿就对了。他生前酷爱学习，勤俭节约，坦坦荡荡，守护在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长城旁就是最好的选择。

作者：翟雄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