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年少早识苏东坡》:“东坡居士”的由来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4-11-22 20:00

小荷才露尖尖角

古往今来,中国的父母多有一个共同的期许,那就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特别是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儿孙身上。苏洵就是千千万万父母中的典型,他反思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痛定思痛,和程夫人一道,在两个儿子的教育上抓早抓小,因势利导。

苏东坡八岁时,便进入眉山天庆观北极院,师从道士张易简。私塾规模不小,学生人数有百十来人,但先生只有一人,是典型的“校长兼教工,上课带打钟”的私塾。在天庆观读书期间,苏东坡就已脱颖而出。

庆历三年(1043)三月,仁宗因讨伐西夏李元昊久未见效,决然改革朝政,起用了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等十一人,朝廷面貌焕然一新。北宋散文家、国子监直讲石介(守道)写下名篇《庆历圣德诗》,颂扬朝廷的用人政策和庆历新政。

据苏东坡《范文正公文集叙》记载,有一位从京师来的读书人,拿鲁人石守道写的《庆历圣德诗》给老师看。苏东坡从旁观看,问先生文中称颂的十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先生说:“小孩子知道这些有什么用?”苏东坡说:“如果他们是天人,我不敢知道;如果他们也是人的话,我为什么不能问呢!”先生非常惊讶,耐心地告诉他,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人中豪杰。时年八岁的苏东坡就立志将来也要成为这样的栋梁之材。谁也没有料到,日后苏东坡除了没有亲眼见到范仲淹外,韩琦、富弼和欧阳修与他的人生历程,都有过非常重要的关联。

立志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少年好远游,荡志隘八荒。九夷为藩篱,四海环我堂”“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从上述诗句中,可以看出少年苏东坡胸怀大志。他立志要像尧舜贤君一样弹五弦琴,唱着《南风歌》来治理天下,解除黎民百姓的痛苦。苏东坡一生的成就,与他少年立志不无关系。

虽然张易简是位道士,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并未把他的学生都当作道士来培养。不过苏东坡兄弟俩在天庆观学习期间,或多或少还是受到道士先生的影响。

苏东坡年少读《庄子》,曾说:“从前,我心里也有很多的奇思妙想,但总是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表述,读了《庄子》后,我发现书中完全表达了我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话,此书深得我心。”苏东坡与庄子相隔千年,但他与庄子精神契合,思想相通。

虽然兄弟俩从小都对道教有浓厚的兴趣,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济世安民的道路。

十一岁那年,苏东坡和苏辙进入位于眉山城西的寿昌书院,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师从眉山学者刘巨。刘巨,字微之,不仅饱读诗书,精通经史,且治学有方,学生达百人。苏东坡兄弟俩非常刻苦,不分昼夜地学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安闲如啖蔗。”没有少年时期历经的辛苦,哪来晚年生活的安闲逍遥。不然就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苏东坡很快在寿昌书院崭露头角,甚至对刘老师的诗词也能“品头论足”。有一天,刘微之作诗一首,自觉不凡,便在同学们面前吟诵,就在同学们拍手叫好、赞不绝口之时,苏东坡站了起来,天真无邪地说:“先生好诗,不过,我怀疑末两句断章没有归宿。”他建议将“雪片逐风斜”改为“雪片落蒹葭”。刘微之先是一愣,转而幽默大度地说:“改得真好,看来我是没有资格做你的先生了。”从教以来,刘微之还从没见过如此敏而好学又个性鲜明的学生。当时,他就预见苏东坡的前程不可限量。

“接龙诗”是古时经久不衰的文字游戏,在读书人中间非常流行。规则是先出个题目,然后每人轮流吟诗一句或两句,串联起来便成为一首完整的诗。苏东坡学习作诗时,也和小伙伴们玩过这个游戏。有一天,下着大雨,苏东坡兄弟俩和同学杨尧咨、邻居好友程建用相聚于学舍里,闲来无事,他们便发起四人联句来作六言诗的游戏。程建用先说:“庭松偃仰如醉。”杨尧咨续吟:“夏雨凄凉似秋。”苏东坡接着说道:“有客高吟拥鼻。”轮到苏辙联句结尾,可他当时还不到十岁,接不上来,试着说道:“无人共吃馒头。”顷刻三人捧腹大笑。

尽管苏东坡兄弟俩在书院学习,但苏洵夫妇从未放松过家庭教育。十一岁时,苏东坡就写出了文采动人、超越凡品的佳作《黠鼠赋》。年幼的他以小见大,点面结合,用一只老鼠通过装死而得以逃生这样一件小事,来告诫人们,切勿被表象所迷惑,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由于经常受到称赞,儿时的苏东坡偶尔也会自命不凡、恃才傲物。有一天他又受到先生的夸奖,放学回家后便取出笔墨纸砚,欣然写下“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的对联,并贴在书房门上。学而后知不足,随着见识的增多,知识的积累,有一天,苏东坡拿起笔,在对联上加了四个字,改为:“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东坡居士”的由来

五月二十七日黎明,苏东坡乘船到距黄州二十里远的市集巴河口迎接。夫人王闰之及家眷来到后,自然不便继续住在定惠院。五月二十九日,一家老小住进了官府驿站临皋亭,临皋亭在回车院中,而回车院为三司巡视黄州时所住的官邸。按理说,像苏东坡这样被贬谪的罪官,是不可以在此居住的。所幸有鄂州太守朱寿昌的斡旋,黄州太守陈君式的关爱,苏东坡一家才得以安居于此。

临皋亭本不宽敞,而苏东坡家眷又多,几乎到了难以安置的地步。同年夏天,陈季常要来黄州时,苏东坡为安排其住宿曾大伤脑筋。但无论如何,一家人终于团聚,且条件比寓居定惠院时强了许多。临皋亭虽然狭小拥挤,但这儿的风景极佳,亭下八十余步,便是滔滔江水。

精神生活固然重要,物质基础亦不可或缺。现实的贬谪生活远比预想的要严峻、残酷得多。

苏东坡被贬黄州后,没有俸禄可言,只有一份微乎其微的实物配给可领。从嘉祐六年(1061)任凤翔签判时起,至元丰二年(1079)在湖州知州任上被逮捕时止,他为官近二十年,由于常年在外任职,又不善持家理财,几乎没有什么积蓄。他在《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五)中写道:“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一大家子人来到黄州后,嗷嗷待哺,钱从何来?无奈之下,苏东坡想起了他在湖州相识的隐士贾收(耘老)。贾耘老,家贫好酒,在苕溪上面建造了一座水阁隐居,日子过得很苦,可他摸索出一套如何过好清贫日子的方法。忧虑之余,苏东坡也效仿贾耘老,限定家用每日不得超过百五十,每月初便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串,挂在屋梁上,早晨用画叉挑取一块,随即将叉子藏去。纵然当天的钱不够用,也绝不寅吃卯粮。如有结余,就存在竹筒里,用于招待宾客。如此窘境,他在给秦观和王定国的信中都曾描述过。

即便如此节俭,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也只够维持一年左右,就算再会持筹握算,也难以避免坐吃山空的窘境。仅靠节流,对苏家而言,显然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重要的是开源。在农耕社会中,对于一个没有俸禄的贬谪官员而言,要想解决一大家子的生计问题,首选当然是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那时的苏东坡迫切希望能够有一块自由支配的田地,做一个不辞辛劳、躬耕自给的农夫。苏东坡的这个梦,友人马梦得帮他圆了。

新年二月,马梦得来黄州时,看到苏东坡如此窘迫,便主动替他向当地政府申请,获批得到了黄州东城门外约五十亩官府练兵的废弃营地,供苏家无偿耕种,以解决他家捉襟见肘的生活窘境。

世事难料,苏东坡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早年厌恶官场的尔虞我诈,曾有弃官为农的念头。在被贬黄州后的生活压力下,这一想法竟然变成了现实。

获得耕地让一筹莫展的苏东坡喜出望外。因为,以他当时的身份和经济状况,不可能凭一己之力买下这块地。这块荒地本无地名,因地处黄州东城门外一百余步,地势东高西低,还因苏东坡所喜爱的白居易被贬忠州刺史时,写有《东坡种花二首》,并留有《步东坡》的诗,且忠州、黄州都是贬谪之地,更为巧合的是两地皆在城东,因此,苏东坡将这块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

唐宋以来,文人、士大夫都喜欢以“居士”自称,以示高雅和超凡脱俗,如李白自称“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又如欧 阳修号“六一居士”、张方平号“乐全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后来,“东坡居士”的名号大大超过了他的本名苏轼,人们更习惯、更亲切地称他为“苏东坡”。

尽管东坡是一片满布草棘、瓦砾的荒地,土地并不肥沃,若不是 戴罪之身、生计所迫,谁会在乎这块贫瘠的土地?但苏东坡深知来之不易,倍加珍惜,获得批准后,即带领全家老小拓荒,早出晚归,往来于临皋亭和东坡地块间。

苏东坡虽然不懂农耕,但统筹谋划、合理布局可是他的强项。他环顾地块四周,目测高低,很快一幅蓝图在他心中绘制而成。地势较低的地方,种植粳稻和麦子;东面那片平地栽上栗树和枣树;其他地方种植黄桑和蔬菜;哪里打井,哪里筑坝,他都规划在胸。他还要预留一块视野比较好的空地,等条件成熟时建筑一幢安家的宅子。谋划完成后,苏东坡的心情顿时畅快起来,仿佛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一串串金黄色的麦穗,一茬茬新鲜的瓜果蔬菜,已展现在他的眼前。这不是一块荒地,而是希望的田野。

真是喜从天降,枯草烧尽后,童子兴奋不已地来报,竟然发现了一口暗井。苏东坡立马察看,原来这口井中的水源来自岭背的一道清泉,由于久旱不雨,泉水不足,水位较低,没有流下岭来。这可把苏东坡高兴坏了。一夜忽降大雨,次日清晨便有泉水沿着旧道流经东坡田地,到柯氏林园附近,汇聚成了约十亩方圆的池塘,东坡田里的灌溉用水算是有了着落。

为了开荒种地,苏东坡还购买了耕牛,添置了农具,从现在起,他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农夫了。躬耕自种,虽然辛苦,但苏东坡的心里却很踏实,他正一步一步地走出“乌台诗案”的阴影。“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他不需要别人的怜悯和救济,他要自力更生,自食其力。

苏东坡垦荒种地的消息不胫而走,除马梦得外,黄州小有名气的潘丙、郭遘和古耕道也伸出援助之手。

等到荒地整成农田可以种植,时已深秋,种稻时节已过,只能先种麦子。自出仕以来,苏东坡一直是靠朝廷的俸禄养家糊口,不知农家的艰辛和农耕的基本知识。所幸他人缘好,一位热心肠的老农悉心指导:麦苗出芽后,不要任其生长,若想有个好收成,就得让牛羊吃掉初生的麦苗,等到春天时再生长的麦苗会更加茂盛。

来到黄州的第二年,对于苏东坡而言是双喜临门。一是麦子喜获丰收,果树长势喜人,蔬菜自给有余,土地整理和农田灌溉等基础设施基本到位。二是他所心仪的朝云已长大成人,正式成为他的侍妾。

元丰六年(1083)九月二十七日,四十八岁的苏东坡又喜得贵子,朝云给他生了第四子,名为遁儿。在“洗三”之日,也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三日举行的沐浴仪式上,苏东坡曾写下自嘲诗《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农耕时期,耕牛是最为贵重的生产资料,也是减轻农家劳动强度的主要帮手。一次,苏家的耕牛得了重病,濒临死亡,兽医束手无策,幸好夫人王闰之见过此病,且有一味单方,竟然奇迹般地治好了耕牛的疾病。苏东坡大喜过望,写信告诉了章惇。拓荒东坡的同年冬季, 苏东坡又在东坡地块的附近,为自己选好了一块地势较高、视野开阔的建房之地。此地原为养鹿场,距东坡地块四百多步。在友人们的帮助下,苏东坡领着家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构想,在元丰五年(1082)二月,建起了拥有五个房间的安乐窝。因房子竣工时大雪纷飞,堂屋墙壁四周都是苏东坡自己所绘的雪景,故取名为“雪堂”。他自书“东坡雪堂”作为匾额。后来大凡有远道朋友来访,苏东坡都安排他们在此下榻。

元丰五年(1082)三月,当时还默默无闻、后来成为著名书画家 的米芾(fú),前来黄州拜会苏东坡。在刚竣工的雪堂,苏米二人热议书画艺术和诗道。也是在这里,苏东坡将珍藏的画圣吴道子的《释迦佛图》拿出来供客人欣赏。还是在这里,苏东坡酒酣时濡笔弄墨,面壁而立,悬肘作画,赠予米芾,是为订交之始,后来二人成为挚友。

苏东坡当时画的是墨竹,竹竿从地而起一口气直到竹梢。米芾非常惊讶:“何不一节一节画呢?”苏东坡富有禅机地回答道:“你何时看见竹子是一节节长出的呢?”

“东坡雪堂”落成的同年十月,江西临川的蔡承禧被任命为淮南转运副使,黄州恰好是他的辖区。蔡承禧,字景繁,欧阳修的门生,颇为有趣的是,嘉祐二年(1057)他与父亲蔡元导同登进士,与苏东坡兄弟俩亦为同年。蔡承禧重情重义,是月巡视黄州时,眼见临皋亭年 久失修,四处漏雨,且比较拥挤,就提议时任黄州太守的杨宷(cài)在临皋亭附近水路驿站的高坡上,为苏家建三间瓦房。

元丰六年(1083)五月,三间瓦房在临皋亭南侧建成,苏东坡将其取名为“南堂”。“南堂”面朝大江,适宜消夏。三间房屋对于苏东坡而言,不仅是贫而暴富,而且非常适用。这“南堂”做了客室、卧房、书斋和丹室,苏东坡兴奋地写下了《南堂五首》。他对蔡承禧更是感激不尽。

来到黄州后的生活,对苏东坡而言,是孤独凄寂的,又是辛劳踏实的。他在给友人孔毅甫的诗中写道:“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zhè)未及成,一麦庶可望。”这是《东坡八首》(其五)的内容,丰收的喜悦不仅冲淡了家贫窘迫的忧愁,耕耘的劳作也缓解了“乌台诗案”和贬谪生活带来的孤寂与烦恼。

苏东坡每天与家人往返于临皋亭与东坡之间,经过黄泥坂,路过承天寺,总共不到一里地,途中他经常吟诵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日复一日的劳作逐渐给他带来了快乐,他也越来越陶醉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了。

一日,苏东坡大醉,他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改编成《黄泥坂词》。

苏东坡和陶渊明虽然归田和躬耕的原因有所不同,但两人都以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逆境。

然而,人的心态和思想感情,总是随着年龄、身体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一定的波动。看似心态和情绪都已调整得比较好的苏东坡,在来到黄州后第三个寒食节,心灵深处还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寒食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始于春秋时期,清明节前一二日。寒食节禁烟火,只吃冷食,曾被称为中国民间的第一大祭日,是汉族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随着岁月的变迁,寒食节渐渐地融入了清明节。

元丰五年(1082)的寒食节,阴雨绵绵,江水暴涨,几乎与临皋亭的地面齐平,房屋多处漏雨,家里更是冰锅冷灶。拓荒东坡,建筑雪堂,苏东坡积劳成疾,痔疮复发,卧床不起,苦不堪言。家里家外的凄凉情景令其心寒,想着一大家子跟着自己受苦受难,苏东坡百感交集,他强忍病痛,研墨挥毫,作《寒食雨二首》,记下窘境。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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