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外草厂五条

◎袁家方（北京城市学者）

清朝的会馆，是同乡京官的聚会之处，也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寄寓之地。在乡会试的年份，就是“乡中试子来京假馆之所”了。

《燕都丛考》的作者陈宗蕃先生光绪三十年（1904）到北京应会试，在福州的老馆、新馆看到“两馆皆为乡人仕京者所栖止”，司馆事者“告於众曰，京曹官平时居此可也。遇有试期，当先以让试子。明日，朝官俱迁去”。

京官们都迁到哪儿去了，陈先生没有写。估计不会搬得太远，过了乡会试期，他们会再回到会馆寄寓。

会馆周边聚同乡

湖南的宝庆会馆在前门外草厂五条，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据清光绪十三年（1887）《京都宝庆馆志》，嘉庆、道光年间，宝庆王麓屏先生一直在吏部任职，他时常住在会馆里，同郡来京的人大多依会馆附近居住。每逢周末或假日，会馆里王先生的家就成了同乡聚会之地。而且，他总是站在门口迎接，笑着大声招呼：“回来啦！回来啦！快进家来！”就像周末亲人回家团聚一样。

福州老馆、新馆的左近，也是同乡的聚居地。

薛肇基（1866-1955，福州东冶人，清光绪戊子科举人）在1942年为《闽中会馆志》所作“序”中说：“壬辰（光绪十八年，1892）公车，余与郑君稚辛、周君松孙、锺君赞同，共卸装福州新馆。时乡人之官京僚者，裁数十家，大都环宣南坊巷而居，晨夕过从，以新馆为其中区，视南下漥老馆为便。”几十户人家环绕福州新老馆聚居，俨然一个“福州村”！

郭曾炘先生（1855-1929，福建侯官人，光绪六年进士）在《邴庐日记》中说：“（福州新馆）馆中燕誉堂，为承平？集之所。京曹散直后，每就此憩息，长班预备茶水接待。每夕阳西下，三五知心相从谈话，或擘笺分韵，作击钵折枝之娱。陈缄斋同年言，少年时犹及见其盛。”

这些说的是福州的京官们，时常下班后先不回家，总要到福州新馆的燕誉堂休憩。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或品茶闲谈，或击钵折枝为乐。这也说明，他们的家是在会馆的附近，甚至，近便到抬脚就到。

“燕誉堂”的堂名，出自《诗经·大雅·韩奕篇》中的“庆既令居，韩姞燕誉”句，意思是说“得所居止而欢宴可以豫（娱）乐也”。因此，福州新馆就将其用来命名同乡聚会的大厅。据《闽中会馆志》记载，燕誉堂的匾额，是白地墨书，只书写“燕誉”二字，没有年月款识。

由福州馆推想，其他地方的会馆，大概会有同样景象。会馆周边聚同乡，也方便了会馆文人雅士的集会。

诗钟响处鏖诗乐

“击钵折枝为乐”，是会馆生活的华彩。这是每月数次的“吟社”聚会，称“击钵之集”。它由闽人始创，所以《闽中会馆志》多有记载：郭则沄先生(郭曾炘之子，清光绪二十九年进士)说，他小的时候，陪父亲去福州新馆参加“击钵之集”，月必三至榕荫堂。诗社赛诗会还有评奖。奖品是蜡烛，由升官、生子或者有喜庆事的人家提供。小郭先生得到的最多。

另据《闽中会馆志》记载，“榕荫堂旧有击钵吟集……盖自庚寅（光绪十六年，1890）迄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五年间京宦在都门所吟咏者，月三四会，会三四题，题数十首，与会者有……二十六人。”当年京城吟集的参加人数，有数十人甚至过百人，晚至民国间还有数百人参与的超大型雅集，会聚了在京十数省地的名家。

陈宗蕃先生在为《松乔堂律集》所作“序”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折枝击钵”的“现场实况”：“吾闽袭晋安风雅之遗，凡所谓折枝击钵，以至律集，皆闽人倡之。每集必评甲乙，评定则发唱，盖取鸿胪唱榜之意。承平时，岁晚务间，竞以鏖诗为乐。里巷间吟声相接。其在京朝者，或於寓斋或於郡馆，常集必推主司二人上座，抗声朗唱，抑扬中节。大集则与会者各自评阅，长筵列坐，更迭递唱，谓之大唱，亦曰连环唱。故其计时也。不曰若干集而曰若干唱，以集必有唱也。余登朝晚，不及与榕荫堂钵集律集之盛，然闻先辈言，每郡馆集唱，以烛计筹，恒至夜深乃罢。叶铎人观察、周熙民侍御，皆善唱也。每唱愈高，唱至前茅，兴酣声朗，渊渊如出金石。听者亦为之忘倦。所谓神明之律吕者欤！”

陈先生说，所谓折枝击钵以至律集，都是福建人所创。每当岁末或闲暇时，京官们常聚会在会馆或同乡家，以吟诗为娱乐赛事。那时候赶上会馆雅集，穿行胡同，能隐约听到院落里传出击钵吟咏之声。大型的诗社集会，与会者沿着长桌围坐，更迭递唱中选作品，如是开怀大唱，或是连环唱。听先辈老人讲过，每当郡馆里集唱，点起蜡烛计时，常常到夜深才结束。叶铎人、周熙民两位先生善唱，每唱愈高，唱至佳作，声音高朗，真有金声玉振之力道。让现场的人为之一振，真正体会到律吕的魅力。

折枝击钵讲究多

会馆里常有“击钵折枝”的雅集，限时吟诗，即所谓“诗钟”。还有组织成定期举行的诗社、吟社。今天说来，这是当年有特定形式与内容的“赛诗俱乐部”。

“刻烛限诗”“击钵催诗”等典故，都是和古人赛诗为娱有关。“刻烛限诗”，是指在蜡烛上作出记号，以为作诗的时间限定。嫌蜡烛燃烧的时间还是太长，于是，又有了“击钵催诗”，敲击铜钵为始，余音结束为止，这时间可是短得苛刻了。

有说法称大约在清道光、咸丰年间，福建的文人把这两种计时方法都借来，首创了“诗钟”雅集，至清同治、光绪年间流传各地，尤盛于京城。也有说诗钟始于清初，由闽中生发，而流行于各省的。

“诗钟”比赛的计时方法，即“拈题时，缀钱于缕，焚香寸许，承以铜盘，香焚缕断，钱落盘鸣，以为构思之限，故名‘诗钟’”。“诗钟”又称为“折枝”。简单说，就是折取七律中的颔联（第二联）、颈联（第三联）做对偶句。“诗钟”的规则在于命题、限字和限时。命题，往往随机选取两个或几个不相干的字或事物作为题目，如同出“试题”一样。对于作品，要求对偶的上下句，既要表现各自独立的含义，又要有彼此相互照应；词语的应用讲究意义对应，性质相称，以浑然天成、严整巧思者为上。十四个字中，不容一字稍有差池，换言之，诗钟作品在格律上，比律诗之颔联、颈联的要求更为严格。

显然，这样的“文字游戏”集竞技、趣味于一身，对创作者的诗词修养及诸多方面的学养，有着高而严的要求。也正因如此，虽是娱人自娱性质的吟社雅集，但诗钟的创作者们无不全身心投入，较量学识的广博、思路的奇巧，以至创作的敏捷迅速。

“击钵吟”，大略说来，是“限时命题限韵”的“赋诗”赛会。命题有景、有人、有物、有事，多涉典故。赋诗为七言绝句，渐次拓展至七律的，称为“律集”。

随着朝代更迭，诗钟也跟着文人士大夫进入了民国，参与诗钟创作的成员，大都是清末民国负有盛名的文人，并不局限于晚清的遗老遗少。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诗钟创作成了一时的风气。福建是诗钟的发源地，几十年间涌现了大量的诗钟社，连台湾一省也诗钟社林立。及至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常州、常熟、济南等城市，都有诗社吟集，他们还都刻印有诗钟集存世，可见其时盛况。

民国初的北京，诗社众多，寒山、稊园和蛰园是其中“三大名社”。三家的区别在于：寒山社是诗钟为主，蛰园社是击钵吟，稊园社则兼有钟钵。寒山社的吟集，规模最大，参加的人士达四五百人，云集了诸多著名学者、文学家和书画家等。从1912年冬至1928年秋，十六年间，寒山社的吟集就举办了六百数十次。

2011年，福州诗钟列入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供图/凤楠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