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蓝江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的《技术封建主义》的出版，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批判理论中引发了一个全新的思潮。这一思潮认为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一种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封建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趋于没落，迪朗在2014年出版的《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本书中文简体版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24年9月出版）一书中就有所预示。

例如，他借用法国左翼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金融化是“秋天的标志”。不过在《技术封建主义》中，迪朗则明确指出取代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将是技术封建主义。

加州意识形态的蜕变：从反抗到保守

迪朗发现，21世纪20年代，历史正在发生一个明确的转向。

在2000年，市值最高的公司主要还是一些石化、零售和金融集团，埃克森美孚、花旗银行、英国石油公司、汇丰、沃尔玛等名列前茅。

仅仅在20年后，这些排名靠前的公司基本上已经被替换成数字技术的高科技公司。排名前十的除了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公司之外，几乎是清一色的高科技公司，如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Facebook等。

从这个排名已经看出，金融化的资本主义逐渐让位于另一种经济秩序，即由数字高科技公司主导的经济秩序。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金融化那种带有泡沫性的增长业已破灭，世界经济已经再次让位于更实体化的产业集团和高科技集团，而实业经济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显然，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迪朗看到了在金融化的后期，随着虚拟资本的增加，诞生了一种无形资产，而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正是在这个无形资产的基础上增殖和获利。

不过，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理解无形资产的问题，则需要回到一个历史现象，即加州意识形态的诞生。

什么是加州意识形态？迪朗在这里举了一个斯图尔特·布兰德的例子。他出生于1938年，1960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生物学系，之后去服兵役，然后回到旧金山学习设计和摄影。1985年布兰德与他人共同创办了最早的在线讨论论坛之一WELL，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客座研究员，并为壳牌和AT&T等大型跨国公司举办了一系列讲座。1987年，他成为全球商业网络的创始人之一。

布兰德可谓美国科技精英之中的精英，成为科技创新型人才的象征。这代表着，美国六十年代的加州青年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就是精英青年的反抗，他们反抗的是当时凯恩斯主义下的工业资本主义贵族和官僚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用所谓的朋克文化解构了总体化的资本主义治理模式。

也正因此，这些曾经反抗资本主义的朋克青年，在八十年代之后，迅速拥抱了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以哈耶克、米塞斯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在文学领域，他们更为欣赏的作者是从俄罗斯流亡美国的作者安·兰德。在那个年代，安·兰德的小说中的男主角都带有一种特定的模式，即英武帅气，有责任感，有开拓精神。换言之，安·兰德用她的小说塑造了一种“精英男士”的模型，成为八十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文化精神的象征。

可以说，无论是布兰德，还是安·兰德笔下的“精英男士”，都成为后来加州意识形态神话的重要蓝本。我们可以从乔布斯、比尔·盖茨、贝佐斯、马斯克、扎克伯格等人的传记和报道中，看到安·兰德“精英男士”的影子。

所谓60年代的加州意识形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直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成功创业型精英的标准配置。他们一般都是从名校理工类专业毕业，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拥有一家创新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神话。

一旦这个神话结晶成型，他们便成为新的保守派，表面上他们代表着革新和创造，但实际上他们成了普通人甚至是传统资本家不可跨越的阶层。他们在湾区，在硅谷，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经营着他们的神话。

他们集精英科技学者、创业型企业家、文化明星于一身，成为全世界各地科技人才向往的目标，从东京、香港到巴黎，从孟买到约翰内斯堡，几乎所有国家的新科技人才，都将这种带有加州意识形态的形象的神话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换言之，当年那个从工人阶级努力奋斗获得成功的古铜色的“美国梦”，已经被置换成科技精英的闪耀着钻石般光芒的加州版“美国梦”。这种“精英男士”精神象征的集合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硅谷共识”，它已经取代工业文明时代的“华盛顿共识”。

简单来说，“硅谷共识”和加州意识形态只是一种遮蔽了真实资本主义运动的魔法，这种魔法本身不会赚钱，就像魔术师不可能真的变成一只不存在的鸽子。

那么，我们要洞悉今天资本主义的奥秘，就不能追随加州意识形态的神话，而是需要扯开其背后的幕布，看一看数字技术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经营的，即它们一本万利的奥秘。

无形资本租金与掠夺式积累

对于那些加州科技新贵和所谓的科技新创公司，我们不能从所谓的加州意识形态和“硅谷共识”角度来认识他们的成功。

因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诞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将这些加州高科技公司创业者的成功描绘为他们依赖于自己的高科技教育、创新精神和独特人格魅力缔造了诸如马斯克、贝佐斯、卡兰尼克、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神话。

仿佛一旦具有了这些人格特质，一个人就自动地具有创建上亿美元资产公司的先决条件。

但人格魅力不会自动获得利润，神话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利益和回报。因此，这些在21世纪最初二十年里登上《福布斯》排行榜前列的高科技公司真正的收益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了。

那么他们究竟如何获得收益？塞德里克·迪朗给出了他对无形资产的分析。迪朗对无形资产的界定是，无形资产“是计算机代码、设计、 数据库或程序,可以无限复制而不失其内在品质。这些都是非竞争性资产。”

在前数字时代，无形资产主要表现为各种出版物，文化产品以及知识产权之类的产品。但数字化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让无形资产嵌入社会体制的程度和广度大幅度提升，今天的无形资产已经不限于在有限范围传播的文化产品和知识产权，而是一整套陪伴我们学习、生活、生产、创新的无形环境。

例如，当我们想起来看某个影片的时候，自动会点开网飞或优酷的界面，而在需要玩游戏的时候，我们会打开Steam的应用。与之对应的是，如果一个动画设计师和游戏设计师，如果想开发一个新游戏，就离不开Unreal Engine、Processing等虚拟引擎和开发工具，而人工智能的工具开发也离不开一系列的AIGC工具。

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在网络世界中的所有活动，都不得不依赖于各种工具和应用来进行，当然，这些工具和应用都不是免费的，我们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并不是购买软件的费用，而是租金，我们相当于向工具和应用拥有方缴纳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地租。

在这个基础上，迪朗进一步将无形资产的租金划分成了四种不同的形式：

（1）知识产权租金。这是最容易理解的租金形式，在数字化和网络时代之前，就存在着这种租金形式。一家开发公司不会用自己发明的专利去生产产品，于是将专利许可给他人使用，而其他愿意生产产品的企业则需要向这家公司缴纳专利费，专利费就是知识产权租金的形式。

（2）自然垄断租金。对于“自然垄断”。互联网时代对空间的重组，让更多资源和无形资产被垄断在少数的平台企业手中，因此，对应这种垄断，自然就形成了租金机制。

其中，迪朗举的例子是美国的铁路网，铁路这种投资具有垄断的规模效应，与之类似的还有全球的物流系统和物联网体系，并且这些投资都是沉没投资，不可能在市场上反复交易这些技术设施的所有权，唯一获利的方式就是对使用这些基础设施的单位收取租金。

（3）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级差地租是源自于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后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讨论。

迪朗之所以在《技术封建主义》一书中提及级差地租，就是因为在数字时代的产业链和生产中，也存在着巨大的“超额利润”。

例如，一家公司如果能加入苹果公司的产业链，就意味着其在业界地位的提升，也意味着其产品具有质量保障和信用保障，因此，这家公司将获得更高的市场收益。

换句话说，在不在苹果公司的产业链之内，会产生收益的级差，自然，苹果公司就会向进入苹果产业链的企业收取所谓的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

(4)动态创新租金。迪朗很敏锐地观察到，今天的创新已经不再单纯依赖于某些天才的聪明才智，也不依赖于神奇人物的灵光乍现，而是依赖于广大的数据库。

这些数据产品就是下一代产业创新不可或缺的利器。例如，网飞公司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得知什么颜色、大小和形状的广告不会引起观众反感，甚至可以提高关注度和点击率。

在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一方面，任何创新和开发都离不开广泛的数据产品，但另一方面，这些数据产品都不是免费的，需要缴纳一定的租金后才能使用，也就是说，未来的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这些的动态创新租金。

然而，无形资产的租金是否像有形资产的剩余价值一样，可以通过一个严格的计算公式来判断这些数字时代的新领主们向广大用户和企业收取的租金是否合理？

对于这个问题，迪朗转向了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关于掠夺的分析。

凡勃伦已经十分清楚的表明，当有闲阶级（他们总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彰显他们相对于其他阶级的优势地位）出现时，他们需要从其他阶级那里掠夺，来表明自己的优势地位。掠夺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地位的象征。

换言之，在今天的数字资本时代，高科技产业和平台企业，并不在于他们可以创造新的产业，而是在于他们形成了全新的“有闲阶级”。它们需要不断地掠夺普通人来彰显他们的价值。

它们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地位恰恰是对普通人和生产企业无限掠夺的结果。这种掠夺建立在普通用户对数字平台或者说无形资产的高度依赖性的基础上，而数字平台这种领地就是新领主的象征。

迪朗所说的“新兴生产方式的反动性”就是技术封建主义的掠夺性，意味着封建式掠夺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租金的无序性取代了利润的有序性，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封建主义假说。

技术封建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什么是技术封建主义假说？在《技术封建主义》的最后一章中，迪朗显然认为技术封建主义之所以出现，原因就在于数据资源的垄断性和稀缺性。

由于这种稀缺性，人们发现数字技术已经将所有人高度地裹挟在大数据平台和数字资本的云领地之中，它们将数据流和光纤插在人们身上，源源不断地从这些普通用户和寻常的企业身上获得租金和活力。

人们成了数字化时代的农奴，成为高度依附于云封地的存在物。一旦人们脱离了这些云封地，脱离了数字化空间和数据，便会堕落为这个时代的赤裸生命。

技术封建主义假说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的确在21世纪20年代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一方面是贝佐斯、库克、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科技新贵们富可敌国，吸引了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关注，带来了未来科技色彩的创新光环。

另一方面是依附于数字平台的用户（或者可以称为云农奴）日益恶化的生活，他们债台高筑，收入甚至无法支付利息，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走向破产的边缘。

但迪朗关心的是，如果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关键在于，数字化的生产方式是否改变了既有的生产关系？

迪朗说：“一旦我们认真对待地租问题,数字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就变成了一种技术封建主义逻辑。如今，数字地租的概念非常普遍。”

迪朗在《技术封建主义》看到的生产关系事实是，无形资产的地租或租金已经成为数字技术下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这种生产关系并没有排斥资产阶级与雇佣阶层的生产关系。

但是，雇佣生产关系必须以这种地租或租金为基础，拥有无形资产的新领主无疑已经成为生产关系的绝对主导者，生产的竞争性和利润已经成为地租或租金的附庸。

在这个基础上，迪朗得出了技术封建主义假说的一个结论：

随着数字资产及其用户变得密不可分,个人和组织的流动性受到阻碍。这种依附性打破了竞争态势,使那些控制无形资产的人比竞争对手更具优势，无须真正投入生产即可获取价值。

于是,一种捕获关系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种状况下,投资的目的不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发展掠夺的力量。

在数字科技新贵成为这个时代的新领主的同时，在生产关系的另一边，是工人和无产阶级的堕落。

原先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稳定的生产关系，在技术封建主义的冲击下日益土崩瓦解。以前，工人可以通过在一段固定时间内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来赚得薪资，在后来的劳动法的保障下，工人可以得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福利待遇。

在技术封建主义时代，取而代之的是零工经济和众包经济。

从事零工经济的底层大众，白天当服务员和保洁员，中午送外卖，晚上开网约车，他们倒是发展了各种能力，特别像是马克思曾经提到的“全面发展的人”。

或许，正是这种不断从事着各种零工、不断发展自己多样性能力的流众形象，启迪了迪朗。于是，他在《技术封建主义》的结论部分笔锋一转，谈到：

在山脊的另一边,欢笑的溪流和郁郁葱葱的山谷散发着解放的希望。在马克思看来,积累的历史规律在某些方面有利于个人的发展。

迪朗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消除了个体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中片面化发展的状态，从而消除了个体的异化。这不正是迪朗期待的时刻吗？

技术封建主义假说一方面将人重新从片面的异化变成“全面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这种“全面发展”的人恰恰是技术封建主义下“没有财产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如同蝼蚁一样活着，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

这岂不是表现为资本主义或技术封建主义已经成为他们“不堪忍受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表现为与那些数字时代的巨贾富商们相对立？

在刹那间，迪朗感受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哲学前提似乎要在数字化的技术封建主义下得以实现，所以他才能感受到“欢笑的溪流和郁郁葱葱的山谷散发着解放的希望”。

无论如何，在迪朗看来，技术封建主义假说同时也孕育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真正经济民主的可能性，尽管在眼前看不到希望，但人的全面发展已经让世界断裂为新封建领主与巨大的云农奴和云无产者两个不同且互相对立的世界。

在它们彼此的裂缝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悖谬式的希望：一边是惨不忍睹的被数字资本和云封地碾压的人格，所有的流众都在艰难地活着；另一边是技术封建主义已经将统治和垄断推向了极致，仿佛烈火立刻将会从它们的王国中喷发。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