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总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与众不同的，也曾经为了追求这个花过不少心思。长大后，才知道其实自己是天生的与众不同，只不过当时年龄太小，对很多事情着实不懂。另外，这也不是当年的我所追求的那种酷到发光的与众不同。所以，我对此毫无察觉。

造成这种与众不同的主要原因，是我爸我妈。他们在 1949年后分别从贵州老家跟着部队来到了东北，经人介绍相识，组成家庭，生了三个小孩子。就这样不知不觉，他们在东北生活了一辈子。

我父母都不会说地道的东北话，我妈的普通话还标准一点，我爸的乡音就比较重了，一口的贵普。后来他脑出血，半身不遂，语言功能完全退化成了家乡话，表达也不是很利落，有客人到我家来和他聊天，经常需要我在旁边做“翻译”。因此，我小时候的普通话可能说得也有点乱七八糟，总把“暖气”说成“nǎn气”。有一次，我家中午吃了茄子，我跟别人说我家中午吃“瘸子”，我妈听到了，纠正我说“瘸子”是人，不能吃。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记忆中，他们很多时候彼此在家里说普通话，和子女也几乎都是说普通话。因此，虽然我从小听得懂贵州话，可不会说贵州话，但同时我的东北话也并不纯正，以至于从小经常在街上被问是哪里人。在得知我是本地人之后，好多人都将信将疑，说听你说话可不像。

不仅说话不像，外表也不像。我父母那一代的西南人，个子都不高。当年在东北的贵州人并不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像我父母一样，随部队出来的。其中有一个杨阿姨，和我妈妈最要好，当时我妈偷偷跑出去报名参军，她也跟着去了。杨阿姨是那条街上某个人家的童养媳，天天挨婆婆打，本来体弱多病，部队是不要她的，后来看她太可怜，担心她会被打死，才带上了她。

杨阿姨后来嫁给了在东北的贵州老乡，是我爸爸的同事，和我们家住一座大院好多年。每次来找我妈，把我家门铃按得震天长响，我连滚带爬地赶紧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瘦小干枯的老太太，头发整齐利落地盘在脑后，面容愁苦，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地看着我。

在东北的贵州人，有他们自己的圈子，和现在离乡的游子一样，逢年过节就会聚在一起。只不过这些人都离开家太早，我妈和杨阿姨都是十三四岁离开的，之后又一直在部队生活，因此贵州的家乡菜其实也不大做得来。

尽管是这样，他们还是很努力地还原着自己儿时的口味，那时候每逢有人从云贵地区过来，或者谁家里寄了酿米酒的酒曲过来，就会给每一家都送到。各家都珍惜地保管好，到了春节前几天才拿出来酿米酒。

所以，在我小时候有关春节的记忆里，父母都是在打粑粑，而不是包饺子。糯米蒸好后，我妈会舀几勺在一个小碗里，撒上一点白糖，拌一下给我吃。我戴着花围嘴儿，双手捧着碗，嘴里又糯又甜，知道又要过春节了。

然而，搜肠刮肚地想做出家乡的味道，也止步于此了。那个年代生活在东北，要想得到千里之外地道的家乡食材，是非常困难的。我爸虽然家境很好，但他在父母身边时可没学过做饭。我妈家里人口众多，她是唯一的女孩，我最小的舅舅排行老九，所以她其实也是没吃过什么好东西的。

于是，这两个人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开始完善和建立起一个“十三不靠”的家庭菜谱。我爸的风格虽然比较简单，但做的饭还算能吃；而我妈其实在这方面非常有天赋，只不过她觉得自己是新中国的女性，一心扑在事业上，在她人生的初期，并未在厨房一展所长。

逢年过节的老乡聚会，人人都要献出一道拿手菜。我妈这个贵州人的拿手菜，竟然叫“新疆帽子”，也不知道她是打哪儿学的，在小搪瓷饭盆底部铺上青红丝、果脯什么的，然后放上糯米蒸，蒸熟后倒扣在盘子里，旁边再撒上一圈白糖，样子就好像非常漂亮的新疆帽子一样。

我妈对这道菜有一种谜一样的执着，以至于我们吃了好多年“新疆帽子”，直到后来她去了美国，我们还能在大洋彼岸感恩节的餐桌上看到这道“新疆帽子”。

我家从来不吃煎饼卷大葱、尖椒干豆腐、锅包肉这些东北家常名菜，也很少做东北炖菜，总是吃米饭多过吃面食。一顿饭要炒三四个小菜，做许多菜都习惯放点糖，我妈学着东北邻居做的酸菜失败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孩子们谁都不爱吃，最后只好都由她自产自销。

我上高中时的一天，早自习前，同学问我吃没吃早饭，我说我早上吃了四个包子才出门的。同班男生都很震惊，我闺蜜接茬说：“你先问问她家包子多大。”我当时还挺纳闷。后来我才知道，东北人家做包子，都差不多和我的脸一般大，不像我家的包子，比我的小拳头还小。

后来我离开了东北，常年在外，想念东北菜的概率大概是四五年一次。但我对贵州菜也十分陌生，小时候除了糍粑和米酒之外，其实也没吃过什么贵州菜。大多数的贵州菜，我还是在北京的饭店里和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们一起品尝的。

一个人 14 岁就离开了家乡，对家乡还有多少了解，对此我是表示怀疑的。但是我爸一辈子的执念都是回家，他 14 岁离开家，此生里的五十多年生活在东北，但是他没有一天把这里认作过自己的故乡。哪怕是他生病的那几年，他都对故乡心心念念，故乡的水、故乡的山……那山他常常说起，在他的描述中，是那么的巍峨苍翠，我妈有一年去了之后回来说，根本就是一个小土包。

没有方言，没有家乡菜，一个人的成长岁月里，缺少了这些童年记忆，就会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小时候，我对我父母的思乡情结是不以为然的，直到有一天我离开了东北，才发现自己无乡可思。

我既不想念东北，也不认识贵州，很喜欢北京，但我不能认它是故乡，它也不承认我。如果有一天，有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条件让我离开，也好像是无所谓的。不知道这是不是移民子女普遍会有的一种精神状态，生下来就被种上了漂泊的基因。只是我们家里三个孩子都相继离开，毫无留恋，父亲去世后，那里只留下我们家的一所空房子。

人类的复杂，是如此的一言难尽，哪怕还是个刚出生的小孩子，也注定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婴儿那么简单。有些命运似乎冥冥之中早已被写就，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它早晚会发生。在东北时，我谈过一场长达五年的恋爱，男孩家祖上是山东人，迁徙到东北，到他是第三代。他可以算是相当纯正的、传统的东北人了，他的思想也非常东北，整个大家族都常年生活在东北。

后来想一想，当年两个人之间的许多不和，其实与各自成长的家庭文化背景都有关，只是当时哪里会懂得这些呢？即使懂得，也无能为力吧。能调和这样的文化冲突，仅有爱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成熟的思想和宽广的心胸。当年的两个年轻人，我不够成熟，他不够宽广。

我爸去世已经十多年了，我突然变得越来越理解他。有一年，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上映，整个北京城排片并不多。有一天，我特意去看了早场，那部电影讲的是一个从东北迁到四川的飞机军工厂的故事，除了几名专业演员外，还有很多的素人演员。有一场戏，是在深夜的公交车上，一个大姐下夜班，她是东北人，讲起她离开家乡来到四川这个地方，离开父母之后，好多年都没有回家，没钱，没时间，有孩子，交通不便……窗外的灯光影影绰绰地打进车厢。

我在大姐的沉默里，看到了我妈的影子，突然之间懂得了我的父母。从东北到四川，从贵州到东北，漂泊异乡的游子的思念是一样的，离家万里，再见面已是千难万难。我妈一定也是这样想念着她的妈妈。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我妈那么久没能回去看我姥姥。原来他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的啊。

曾听过一种说法，一个人的故乡，是他的父母回不去的地方。现在想想，可能也有那么几分道理。虽然我从未把贵州当作我的故乡，从未认为自己是贵州人，也从来没有去过贵州，但是这几年开始有了念头，想找个时间去看看我父母出生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开始发现自己身上流淌着贵州人的血。

前几年，有部叫作《路边野餐》的电影，是贵州导演毕赣拍的。因为没什么钱，主要演员都是导演自己的亲戚，导演本人也没受过科班训练，拍婚纱摄影出身，所以拍的电影特别原生态。

我跑去一看，电影里的人让我有一种看到了我舅舅、我表哥和表弟的感觉——虽然我见他们的次数非常有限。我也看到了我爸妈， 还有小时候那些从贵州来的叔叔阿姨。他们身上西南人民的那种很强的生存能力、很想要活下去的生命能量，可能只有像我这样从小在北方长大的南方人的孩子，才能这么明确地辨认出来。

我父母身上没有北方人的刚直和干脆，但他们身上有一种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会轻言放弃的韧劲儿。小时候，我曾经不那么喜欢，可长大之后，发现自己还是继承了下来，并且当在生活中无数次遇到坎儿的时候，是靠着这股子韧劲儿熬了过来。

2007 年春节，我爸去世，距离他上一次回贵州已经有二十一个年头。在他卧病的十七年里，他一直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回到故乡，然而这样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于是，我选择待在北京。我在这里碰到了很多生来注定漂泊的孩子，我们都待在北京。

后来有一次，我回东北办事，在坐火车回北京的时候，用手机拍了天空，然后发了微博，很自然地写了几个字——“故乡的云”。虽然我对这世界上的任何一座城市，都不会产生像我爸对贵州某个小镇那样深的感情，但离家十多年之后，写出这几个字，仿佛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也许我爸对故乡的心心念念，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想要回去，而是恰恰相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也许一个人真的要在离家万里之后，才会真正找到故乡吧。

也许，故乡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是一个梦：你在这里，故乡永远在那里；你在此岸，故乡永远在彼岸；你茫然四顾，故乡永远在远方。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