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西汉历史，有一位非常矛盾的皇帝，他就是汉元帝刘奭。汉元帝登基之后，由于有汉昭帝、汉宣帝等几位国王的励精图治，西汉国力在汉元帝时期达到了极盛。公元前36年，陈汤率军消灭郅支单于后喊出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豪言，这句话也成为大汉帝国国力强盛的最直接象征。
然而，尽管汉元帝时期西汉国力达到了顶点，还创造了消灭郅支单于、南匈奴投降汉朝、昭君出塞等一系列令历史票友们津津乐道的历史功绩，但汉元帝本人的后世评价却是很差的。其原因就在于：昭宣中兴本可以在汉元帝手里延续下去，但汉元帝亲手终止了昭宣中兴。
上图_陈汤（？—约前6年）
综合来看，汉元帝终止昭宣中兴有以下几条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汉元帝彻底改变了西汉帝国沿袭多年的“儒法合一”的治国之道，以纯儒学思维治理国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西汉历代皇帝治国的尽管具体措施不同，但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其整体的大方向是一样的，这就是“儒法合一”。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为了让帝国长治久安，刘邦吸取了秦朝灭亡的很多教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虽然刘邦抛弃了秦朝的苛政暴政，但刘邦在西汉王朝的治国思想，制度和法律上却吸收了秦制和法家的思维。为西汉“外儒内法”治国之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西汉“外儒内法”治国思路伴随着汉王朝的强盛继续发展。
首先，刘恒和刘启两位皇帝以儒家“爱民”思想，减轻民众的负担，废除肉刑，继续发展生产力。孟子提倡的“民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确实在文景之治时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其次，汉文帝和汉景帝采取很多措施以法家之道管理大臣和诸侯王，加强中央集权。只要有地方的诸侯王敢反抗中央，朝廷予以坚决镇压。
比如，汉文帝时期，淮南王刘长就曾反抗中央，但其叛乱很快被朝廷镇压下去。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和楚王刘交集结数十万大军发动叛乱，但汉景帝坚决维护中央集权，仅用三个月就把诸侯国叛乱平定下去。文景二帝还重用张释之、郅都等酷吏，他们不为情面，执法如山，严厉打击了不法豪强，维护皇权稳定。
刘彻登基后全面贯彻“儒法合一”的治国思想。
一方面，刘彻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全国建立儒家思想的绝对权威。刘彻还多次下诏减免灾区民众的赋税，提高老人的福利，贯彻儒家“爱民”思想。
另一方面，刘彻采取推恩令彻底削除诸侯国的威胁，镇压不法豪强和商人的非法行为。实施盐铁官营和货币改革，集中兵力打击匈奴，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
这都是法家的治国之策，像盐铁官营、货币改革等政策，就为汉武帝打击匈奴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刘彻晚年，以法家为主的治国之道出现危机，刘彻又下诏“轮台罪己”。恢复以儒家为主，法家为辅的“轻徭薄赋”的国策，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
刘彻驾崩后，汉昭帝和汉宣帝两位帝王继续实施“儒法合一”的治国思路，西汉国力蒸蒸日上。至汉宣帝去世，汉元帝登基后，西汉国力达到了极盛。
上图_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即汉武帝
汉元帝治国却彻底抛弃了历代帝王的“儒法合一”思路，全面贯彻儒家治国。如果汉元帝能利用好汉宣帝临终前给他留下一批儒学实干家，比如萧望之等人，并延续儒法合一的治国思路，西汉盛世真有可能持续下去。
但让汉宣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汉元帝登基后不仅害死了萧望之等儒学实干家，还重用匡衡（凿壁偷光的主人公）等复古主义儒学大师，将朝廷整得乌烟瘴气。由于汉元帝是理想的儒学主义者，没有领会到儒学思想的精髓，在匡衡等复古主义儒学大师的引导下，汉元帝治国处处充满“复古之风”。其很多国策只是“表面文章”，并没有解决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
除了重用复古主义儒学家治理国家，汉元帝还彻底抛弃了法家治国之道。此举给汉朝造成了很严重的恶果。西汉王朝建立后，由于刘邦分封诸侯王，刘恒和刘启重视商业发展，地方上兴起了一批不听中央、飞扬跋扈、为非作歹的诸侯王和商业豪强。这些诸侯王和商业豪强兼并土地，剥削民众，威胁西汉皇权。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维持大汉帝国的长治久安，从刘邦到刘询这几代帝王都采取法家治国之道，对兼并土地、为非作歹的诸侯王、大臣和豪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减轻了民众负担，缓解了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维护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
而汉元帝本人丢掉法家治国之道，一大批豪强地主在迅速崛起，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民众流离失所。而信奉腐儒之道的汉元帝却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行为拿不出任何办法。豪强地主成为了汉帝国发展的恶性肿瘤。
这一点在汉元帝废止陵邑制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汉帝国皇家陵寝有一个很重要的附属制度——陵邑制度。什么是陵邑呢？在陵园附近的地方建立城市，将全国的富商、豪强中上等社会阶层搬迁到陵邑生活居住。这一举措对打击和压制富商豪强，维护中央集权，抵御匈奴入侵意义重大。而汉元帝却出废止陵邑制度，表面上看，不建陵邑城市就不用劳民伤财了，但实际上，废止陵邑制度等于中央政府默许富商豪强在地方发展壮大，危害中央集权。
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刘秀只能依靠豪强地主维系国家政权。由于豪强地主阶层过于强大，东汉帝国在经历了光武盛世和明章之治的短暂辉煌后就盛极而衰。所以，汉元帝抛弃“儒法合一”治国之道，漠视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不仅引导西汉帝国走向灭亡，也给东汉的发展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总而言之，从刘邦到刘询几代帝王把“儒法合一”拿捏的恰到好处。什么时候儒家为主，什么时候法家为主，皇帝会根据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灵活调整。如果国家处于发展经济，休养生息阶段，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宣帝等帝王就采取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治国之道缓和社会矛盾，但绝不放弃法家思想中对镇压不法豪强官吏和诸侯王，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
如果国家处于打击匈奴的战争时期，汉武帝就采取法家为主，儒家为辅的治国策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赢战争。如果以法家为主的治国策略出现危机，汉武帝晚年又及时调整，恢复以儒家为主，法家为辅的休养生息治国之道。不管是儒家为主，法家为辅。还是法家为主，儒家为辅，“儒法合一”治国之道让西汉盛世延续了150多年。
更为重要的是，从刘邦到刘询的几代帝王领略到了儒家思维的精髓——民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几代大汉帝王都采取很多办法减轻民众负担，比如采取减轻赋税和徭役负担。
而汉元帝不仅彻底丢掉“儒法合一”治国之道，漠视豪强崛起，让皇权大权旁落，还重用腐儒制定很多不切合实际的治国之策，让国家发展陷入危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西汉由盛转衰。所以，汉元帝的治国水平和同汉高祖到汉宣帝这几代帝王的治国水平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
第二，汉元帝重用宦官，开启了宦官专政的先河，为西汉灭亡埋下了又一个隐患。
秦朝灭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宦官赵高专权，指鹿为马。刘邦建立西汉后吸取秦亡教训，加强皇权，杜绝宦官专权。刘邦到刘询这几代帝王，宁可让有能力的外戚（如吕后、霍光等人）独揽大权，也不让宦官参与朝政。
而汉元帝刘奭却忽视秦朝灭亡的教训，重用宦官弘恭等人担任中书令，祸乱超纲。这些宦官因皇帝的宠幸而骄横自大，权倾朝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即便宦官石显伪造诏书，架空皇权的事情被揭发，汉元帝不仅没有惩罚，还给石显更多的赏赐。文武大臣对宦官专权敢怒不敢言。
正因为以上两点原因，让汉元帝成为了后世评价很低的皇帝。尽管他登基的时候，西汉国力达到了强盛，但他却抛弃西汉实施150多年的固有治国思路“儒法合一”，重用腐儒祸乱超纲，漠视豪强兼并土地，让西汉国力快速下滑。他还忽视秦朝灭亡的教训，重用宦官，让朝廷上下乌烟瘴气。
所以说，尽管汉元帝时期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举，但他本人要为西汉的由盛转衰负主要的责任。他没有尽到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