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是一位勤于书写者。他的书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白天他在公司或办公室里的书写，另一类是他在夜间的写作。前者可说是作为一名官员的书写，后者则是一种私人书写。卡夫卡说，这两种书写使他处于一种被撕裂的状态。他在书信和日记中多次谈及这两种书写的彼此冲突、水火不容。譬如，在1913年6月22日在给费莉丝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写作是我根本的本质。如果说我身上还有什么好的方面的话，那就是它了。……我将在办公室和写作之间被碾成齑粉。如果没有那个办公室，那么一切当然都会迥然不同。

几天以后，同样的话题在信中又一次出现：

为生活操心，同为生活领域中应有之义，因而最终正好能和办公室的工作协调一致，但写作和办公室却互相排斥，因为写作的重心在深层，而办公室却处于生活的表面。一个人这样不停地上下奔忙是终会被撕裂成碎片的。

昼间工作，在卡夫卡看来，是一种表面义务，夜间写作才是内心义务，后者需全部身心为之准备，“是在极乐世界里的身心消融和真正的生命力的迸发。”

《城堡》是卡夫卡夜间书写的产物。书写的主题，是以昼间书写为主要内容的官僚制。可以想见，在《城堡》中，与卡夫卡有关的两种冲突的书写必然会得到集中的体现。而且，在《城堡》中，这种冲突与对立变得更加纯粹，从形式上的变成了实质上的，因为，在这部书中，书写已经全然为城堡或官府所垄断：K几乎与书写绝缘，这多少令人心生疑窦，毕竟——从勃罗德第三版后记所公布的结尾（异文）看——K被人视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在小说中，K不是以其夜间书写，而是以口语言辞来与城堡书写相抗衡，这是私人书写与办公室书写这一对立的更本真的形式。私人书写与其说是一种书写，毋宁说是一种反书写的“书写”。

西方文明对书写的最初思考，来自于柏拉图。透过与口语的参照，柏拉图讨论了文字或书写的优劣。在他的对话录《斐德若》中，埃及王塔穆斯针对忒伍特所发明的文字评论道，文字虽说意图弥补口语的易忘性，却更易于使人忽略“回忆”，给学过文字的人的灵魂带来“遗忘”——“由于信赖书写，他们从外仿制不属己的东西，而非自己从内回忆属于自己的东西”，学习者自以为认识了许多东西，实际上却毫无认识。他们没有成为真有智慧的人，而只是成了显得有智慧的人。换言之，书写造成了一种倾向，即过分依赖于对并非源于自身的外部事物的模仿或习得，并将这种所得之外在之物，误作自身所真正拥有。书写的另一缺陷，在于对话语境的失落。书写之物无法区分读者，不懂得该不该说以及该对谁说，也无法面对他人的提问和质疑，只能听凭读者的阐释，所以，“[写下的言辞]自己既保护不了自己，也救助不了自己。”

（楔形文字,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文字更易于使人“遗忘”其自身知识——在柏拉图看来，“知识源于回忆”——是与它对言说者及言说情境的脱离有关。文字在记录或固定下语音的同时，却失去了与对话场景和语境的联系。于是，固定为文本的言辞，成了一种孤立的东西，既丧失了与说话者的联系，也丧失了言辞所诉诸对象的特定性，可以说成了一种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往何而去的飘浮于空中的无根的“言辞”。这种双重脱离，使文字成为有别于言辞的另一种东西。利科说：“对于话语而言，面向也会在话语处境里出现的对话者，这是一件事情；而就像通过所有文字现象里的情况，面向任何一个会阅读的人则是另一件事情。”言辞和文字具有不同的性质。

书写文字与口语对话的区别，至少在柏拉图时代已被明确意识到，但是，在此后将近二千年的时间里，书写文字的特性（且不论其优劣）对人的生活的影响依然极其有限。书写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文字主要被运用于对古代重要的文献典籍（所谓“经籍”）的保存以及重要的政令律法的颁布和政事的记录，并未大范围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种情况直到15世纪下半叶才有了根本变化，印刷术的普及和大众读写能力的提高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主要原因。至此，人类才真正进入所谓书写时代，而柏拉图早已讨论的文字书写的问题才真正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

就言辞而论，语境或交谈者的共同处境，是使其富于生气的前提条件。这种共同处境就像人类生活的空气一样，环绕着交谈者及其言辞。而文字的特性，正是对言辞语境的脱离。就现代小说而言，自其16世纪诞生伊始，就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堂吉诃德》表现了模仿骑士小说（书写）的堂吉诃德与自身所处现实生活环境的断裂。此后，有关抽象的、去语境化的文本模仿问题（对书写的模仿），始终是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鉴于现代小说的产生，很大程度得益于“可视性语言”亦即书写的出现，对文本模仿的反思，便意味着小说对书写本身的反思。这种反思构成了现代小说的一种“自我意识”。

至少从16世纪开始，文字逐渐构建了一个日益脱离人及其真实生活的书写世界：这个世界由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造就；它被视作对世界真相的揭露，或者呈现。在此背景下，争夺文字或书写的权力，具有了与古代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古代，文字仅仅被当作权力的一种有效工具；在现代，文字却尤其被看作与对世界真相之把握密切相关。

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掌控着世界真相之呈现的权力系统：一个典型的阅读与书写的系统。官员们“头向前胸低低垂下”，几乎看不到眼睛，其沉重的前额和又长又大的鹰钩鼻子，似有不胜支撑之感。这些垂头于阅读和思考的官员口述指令，记录员成文，信使送达。这些文字的东西——城堡的指令或信函——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总与现实情境有不同程度的脱离，不是早于就是落后于现实，且无法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对象。换言之，城堡指令或信函具有书写文字的典型特征：对语境的失落——不知发出于何时何地，亦不明其所接受者。这种超越了一切具体情境的指令或信函，具有朗西埃所说的文字的“自足性”和“不及物性”。

渴望回到真实生活的K，深谙书写文字与口语言辞的区别，故坚决以言辞向城堡提出要求。《城堡》第十章篇幅不长，却极重要。K面对巴纳巴斯口述了面见克拉姆的请求，限定时间让巴纳巴斯将口信转达克拉姆，同时讨来回话。之后，K把口信写在纸上作为备忘，此时，巴纳巴斯已经可以把K的口信一字不漏地背诵了。这段叙述包含了口语创作、文字记录和根据创作或记录的背诵（即回忆）这三种不同的语言类型。在此，即时的和及物的口语创作，代表了参与现实的力量，拥有对书写的主导地位，时效性、互动性和与回忆的关系，是其主要特点。与之相反的是克拉姆式的书写（信函）：漫无边际、自说自话且充满了误解，是一种孤立的、脱离现实世界的东西。

（《文学三篇》所附卡夫卡钢笔画书签）

《城堡》中奥尔嘉口述的阿玛莉娅故事，是言辞与文字相对立的另一具体体现，同样与官府对K的行径的记录与分析相对立。不同于权威性、确定性的文字，奥尔嘉的言辞，充斥着推测之辞，显得模糊与不确定。这种在抽象的、非人格的、凝固的文字与主观的、流动的言辞之间的对立，亦是权力与反权力之间的对立。

从言辞与文字之区别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K的诉求。K意欲闯入城堡，面见克拉姆，意味着什么？用小说文本的话来说，是能够“面对面地同他说上话”，“在家里，在街上……什么地方都行”。换言之，K所要求的是“对话”——直接的、面对面的、平等的交谈。它所针对的是与官府“交往”的另两种形式：一是书面文字的间接往来；二是面对面的直接“讯问”。

书面文字，譬如巴纳巴斯带回的克拉姆的信函，是单向的、无法回答任何提问的、可以被任意解释的、充满了误解的“信息”。它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沟通人与人，不如说是在人与人之间制造间隔、断裂、遮掩和推拒。“城堡”之森严壁垒，它的不可入性，其实是书写文字在人与人之间所竖立了一道又一道隔离墙。

“讯问”是一种官僚程序，是《城堡》中官员与百姓直接“交往”的唯一正当方式。像文字一样，它也是单向的：一方讯问并记录，另一方作答。本质上依然是缺乏互动的书与文字。

K所要求的不同于此二者。所谓直接的面对面的平等交谈，是要“能做到经受住他的威慑力量，在他面前站稳了脚”，是要“在一个掌权的大人物面前无拘无束地说了话”。这种交谈，蕴含了与官僚制相对抗之意。直接的面对面的平等交谈，是活人与活人之间的鲜活交往；而官府的讯问，或者，无时效性和无情境性的书面文字往来，只是显示了官府对民众的单方面统治。用与卡夫卡同时代的马丁·布伯的话，K所要求的，乃是一种“我”与“你”的关系；而被记录于文书档案，则是被当作“他”来对待。置于“我”与“你”之关系中，就是要求正视而不被窥视。正视意味着对被视者作为“人”的认可或承认；窥视只不过将被视者视作一个被观察的、有待分析处理的对象或客体。

《城堡》的主题由此可以被理解为：坚持鲜活的口语对话的K与坚持固定的书写文字的城堡之间的斗争——K因此被城堡当作心怀恶意的“入侵者”。一个鲜活的K要求摆脱被记录于档案文字中的K的斗争，在本质上体现为看待世界和人的两种彼此对立的态度：视人为“他”与视人为“你”之间的对立。前者把人当作一种被观察与处理的对象，后者则把人当作一个独一的、作为“我”之存在条件的无限之存在者。K 的斗争，是力争不再被当作“物”而是被当作“人”。这是一场战争。

与此相应的，是《城堡》中并存的两种视域：一种来自K，是直接的、显明的、正视的；另一种来自城堡，是间接的、隐晦的、窥视的。《城堡》依然延续了自《堂吉诃德》以来欧洲现代小说对视差问题的关注。《堂吉诃德》中存在着自视为骑士的行动者堂吉诃德与周边旁观者之间的视差：堂吉诃德的“自视”与对文字（骑士小说）的模仿有关，旁人对他的看法，多少与若干部包括假冒的以堂吉诃德为主角的小说有关。其中交错着现实对文字的荒谬模仿与文字对现实的虚假模仿，皆预示了在现代文字与现实之间互为语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不过，尽管“自视”与“他视”的视差在《城堡》中依然存在，但是，与堂吉诃德的多姿多彩的游历生涯形成对照的，是K的底片式的单色世界。堂吉诃德意欲以其行动，使文本（骑士小说）成为真实；而且，在看到关于他的行动的虚假记录之后，能蓄意背离文本而行。在他身上体现了以行动模仿书写和以行动对抗书写的两种方式。不管是模仿，还是对抗，都意味着将真实唤入生活，使书写成为真实。然而，K这个“在三个世纪的旅行之后，换上了土地测量员的行头，回到了家乡的村庄”的20世纪“堂吉诃德”，虽说也是以行动对抗着书写，但他所能做的不过是“捣乱”：无论如何行动，都动摇不了官府的记录。塞万提斯与卡夫卡所间隔的三、四百年，正经历了现代性从诞生到烂熟的过程。如果说，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欧洲现代小说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视差意识有关，那么，它将终结于对视差的憎恨或消除视差的渴望。终结正发生于卡夫卡时代。同样是讽刺小说，《堂吉诃德》的故事温暖、生动，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城堡》的故事则整个地笼罩于极地寒夜中，有的只是执拗的坚忍：一个愚夫愚妇的丰富多彩的活泼世界，变成了官僚的冰冷的理智世界；堂吉诃德尚有他的“家乡的村庄”可以回归，K却是一个家乡被劫夺了的无家可归者——残留的仅仅是对过去“家乡”的回忆。K没有远行，他就在这里。远离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家乡。“冒险是强加于他的”，昆德拉如是说。

倘若说，堂吉诃德之云游四方，并非因为他的书房被焚的缘故，那么，K的流浪，则着实是由于书写的权力——以及向现实要求兑现的书写权力——已经完全归属于城堡，归属于写字台前那个似乎永远垂头于胸的阅读和书写的“新书吏阶层”。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