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第一推手”马可·穆勒:做中国电影的同路人 我会“永远在场”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3-11-15 10:46

“瞧,这是朋友送的茶碗”,马可·穆勒边说边打开礼品盒,让北京青年报记者看那个流光溢彩的精美瓷器,一如他对于中国电影永远“惊艳”的神色。日前,“2023黄渤海青葱电影展”在烟台举行,马可·穆勒参与了海湾影话大师等一系列交流活动,这位与中国渊源颇深的意大利人始终站在华语电影的发展潮流中,也籍由这次青葱电影展,与电影爱好者一起进入电影的精神之海。

马可·穆勒在中国有很多身份,是说着流利中文、偶尔顽皮地蹦出“我们东北银”的中国通, 是威尼斯、洛加诺等知名电影节的主席,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第一推手”,是电影制片人、电影史家,现在又定居在上海,成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及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如此多的身份标签,其实核心都与“电影”有关,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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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来,马可·穆勒成为了中国电影与全球各大电影节的桥梁,他真诚地向电影节推荐中国影片,带着一种浪漫的拓荒精神为华语电影开辟欧洲市场,让侯孝贤、陈凯歌、张艺谋、贾樟柯、姜文等中国影人被世界所熟知和欣赏;他会在电影节的选片会上,亲自向各方人士解说华语电影的背景和内涵,生怕对方错过了精彩亮点;他还会陪同中国导演参加活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他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文化翻译”,对此倾注了他所有的心力。

在2023黄渤海青葱影展上,马可·穆勒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自己很高兴成为中国电影的同路人,“我喜爱中国电影,愿意让世界看到中国的电影,同时,我自己也通过电影了解了中国文化的不断延展,应对着不断的挑战与变动。”在采访的对谈中,可以感受到这位70岁老人依然在用敏锐的目光洞察着国际影坛的动向,用“永远在场”的方式守护着中国电影,为中国本土电影未来的发展提供开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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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第五代导演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做电影的“老外”

记者:此次的青葱影展通过“光影潮汐”和“青葱踏浪”两个单元,展示了十部精彩影片,您观看展映时,会对哪些作品印象深刻,还会有当初看到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一样的兴奋之情吗?

马可·穆勒:当然啦,比如这次青葱影展的开幕片是管虎导演的《斗牛》,这部影片在2009年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这个竞赛单元是我作为威尼斯电影节主席时创办的,目的是想选出一些对电影有所创新的新导演,而《斗牛》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最新鲜的作品,是电影人的创新、实验。尽管相隔14年,这样的电影还是特别新鲜,特别丰富。

记者:您与中国的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甚至现在的新锐导演都是朋友,最初,您是如何与中国电影结缘的?

马可·穆勒:1974年,我来到中国,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意大利留学生,在辽宁大学学习大众文学,1977年,我转到了南京大学,有一天,我看到了露天放映的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为之着迷,谢晋导演那种在电影中刻画人性和心理层次的风格非常独特,也开启了我与中国电影的缘分。

记者:当时,您与谢晋导演见面了吗?

马可·穆勒:我在1979年才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谢晋导演,谢晋导演非常热情开放,我应该算是他的徒弟了,因为我每次跟他见面,都会向他请教问题,比如,我应该关注哪些导演?解放前的电影,我需要看哪些?谢晋导演每次都跟我提出很多有帮助的建议。

记者:1982年,您在意大利都灵举办了一场名为“电的影子”影展,非常轰动,那是您和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破圈”的开始吗?

马可·穆勒:那确实是一个契机。1978年的时候,意大利佩萨罗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中国电影展,仅放映15部作品,我看到片单后很失望,这里面并没有我认为的好电影。于是,我决定自己在意大利办一场中国影展,我写信给了都灵的市长,幸运地得到支持,我在全球各地寻找中国电影的拷贝。最终,1982年,“电的影子”在都灵的6家影院放映了135部中国作品,时间跨度从1924年到1982年,轰动了整个欧洲电影圈。这使我得以向全球观众介绍中国电影,并与各国电影从业者建立联系。随着展览的成功,我还受邀担任威尼斯电影节的东亚电影策划人,这为我提供了与其他导演互动的机会,了解他们对电影的看法。同时,我开始参与威尼斯电影节的选片工作。

记者:也是通过这个回顾展,您认识了一些中国第五代导演?

马可·穆勒: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看到了一个名为《我们的角落》的短片,导演是田壮壮,编剧是陈凯歌,摄影是张艺谋,我立刻对此发生了兴趣,我觉得这部短片代表了新一代导演的创意,因此我决定将它包含在我们的回顾展览中,展示最新的思想和创意。

我应该是第五代导演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做电影的老外,虽然陈凯歌比我大一岁,张艺谋也大我几岁,但是,大部分都跟我年龄差不多,我们非常容易沟通。我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新导演介绍给欧洲,不仅是电影节,也包括整个电影市场。 

记者:您现在还关注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吗,他们的什么特质吸引了您?

马可·穆勒:我很欣赏第五代导演的探索精神,他们每拍一部电影,都会跟上一部有很多的不一样,方向总是崭新的,欧洲的发行商也是很看重这一点。就像这次来参加青葱影展的黄建新导演,他的创作总是具备很多独特的思路,比如《黑炮事件》和这次展映的影片《错位》。再比如李少红导演,她这次因为拍片没能来青葱影展,我有点遗憾,她是我接触到的最具外国观众说服力的导演之一。李少红的处女作《血色清晨》在洛迦诺放映时,每场平均有7000到8000名观众,这是很惊人的数字。李少红导演可能一直记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观众热情洋溢,渴望与她交流,我们当即发现了这位非常重要的新的中国女导演。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按照不一样的情况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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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差异,“文化翻译”非常重要

记者:在以欧美电影为主流的世界电影舞台去推荐尚属陌生的中国电影,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和胆量的事情,您作为选片人,向知名电影节推荐中国电影有什么秘诀吗?

马可·穆勒:秘诀就是“永远都在场”,比如,我在威尼斯电影节当选片人的时候,中国影片都很不错,也都会有很不错的外文字幕,但是,我一定要想办法,在威尼斯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要在现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之前和之后跟他们讨论一下这些电影,这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您是中国电影在电影节上的伯乐,2004年到2011年,您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期间,中国影人可以说是“扎堆”前往威尼斯电影节。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都是您推荐到威尼斯电影节的,姜文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您带到了威尼斯,那是姜文的电影首次亮相国际影展。

马可·穆勒:我非常愿意当中国电影的同路人,因为我的这种作为“文化翻译”的身份和职责,我成为了把12个中国大导演处女作介绍到国外的人,不仅是因为有时候会给他们的作品做字幕,最重要的是每次还会陪同他们,他们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我也会跟媒体进一步推介他们的作品。 

记者:是的,您不仅陪伴了中国的第五代导演,也有第六代导演,比如贾樟柯。

马可·穆勒:1998年贾樟柯的《小武》亮相柏林电影节时,我就被他的才华打动,我跟他说我们要经常联系。后来他邀请我去看他的电影《站台》。我看了《站台》之后,觉得这部电影可以代表一个新的创作道路。当时,我虽然是洛迦诺电影节总监,但是却把《站台》推荐给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我觉得这部影片应该出现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我也全程陪同贾樟柯导演,在《站台》的发布会、采访时,做他们的翻译,继续做我刚才所说的文化翻译工作。

记者:现在的中国电影已经能够顺利地“走出去”了,电影人也越来越自信,在您看来,华语片在国际上要有持续的影响力,面临怎样的新挑战?

马可·穆勒:新问题其实也还是老问题,依然面临着“文化差异”的阻隔,比如,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你不理解历史背景,就没有办法看明白这部电影,为此,我在那个时候真是天天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再比如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欧洲人也并不清楚影片背景,台词里面也不能直接说,那就一定要想办法,力求翻译时加上一点点东西,让观众去知晓一些信息。

除了要有选片人不遗余力地推介外,也需要优秀的海外营销公司。近几年的一个好现象是,中国出现了一批本土的海外销售公司,他们当然是最好的文化翻译家,他们在做最初的宣发工作的时候,就能够想办法让国际市场了解到动态。而另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则是找一个外国的剪辑师,因为剪辑是一种“再创作”,外国的剪辑师会跟中国导演沟通说,哪里看不懂,这就要求导演用画面素材来解释自己的创作,剪辑师由此也是让全球观众都能看懂电影的“翻译家”。

记者:启用外国剪辑师与中国导演合作,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

马可·穆勒:非常有效,法国的马修·拉克劳是中国电影最火的剪辑师了, 他是贾樟柯《天注定》《江湖儿女》的剪辑师,还剪过《南方车站的聚会》《永安镇故事集》,我前两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我太忙了,我手头有四部中国电影在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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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电影会让我有一种遇见美食的饥饿感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样的电影节可以算得上成功?

马可·穆勒:我觉得应该是能够让参赛或者参展影片产生 “互动”的电影节。电影节放映一部又一部电影,但效果不应该是简单地叠加,假如放了四部电影,那这个数值不应该只达到4,而应该是4.5,因此要产生更多的能量,让一部电影可以解答另一部电影提出的疑问,一部电影可以弥补另一部电影所缺乏的东西,电影和电影之间实际上是应该有关联的,要能够互相碰撞、互相对比、互相反馈。

记者:现在的电影节越来越多了,与以往相比,您认为有什么不同吗?

马可·穆勒:时代的气氛变得不一样了,以前的观众参加电影节后,会特别认真地找到相关资料,阅读相关的影评、书籍,他们把每一次电影节都当作是学习的计划,而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可以轻松接触到世界各国的文艺作品,现在观众们参加电影节学习的劲头少了,多了一些看热闹的心态。

记者:您作为电影节的总监或者主席的时候,如何力求评奖的公平?

马可·穆勒:电影节的评委会构成很重要,我觉得最起码需要两位导演,一位制片人、一位评论家或者一个学者,每个人对于电影都有自己的喜好,但是,作为评委一定要能够说清楚为什么这部电影比那部电影还要更成功。此外,当电影节的总监是非常荣耀的任务,要保护每部电影的独特性,不要受任何外在的影响。我在当威尼斯电影节艺术总监的时候,每次和选片委员会成员看电影,我都坐在最后一排。为什么?因为我一定要看清楚情况,有的人过了20分钟就开始看手机,或者很不专心,如果是这些人看完电影后,说这部电影特别棒之类的话,我就很清醒地知道,这不可信。

记者:您欣赏什么样的电影作品?

马可·穆勒:导演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擅长讲述故事,他们以一种触动我内心的方式讲述故事,好的作品首先打动我的大脑,然后触动我的情感,有时甚至让我感到遇见了美食般的饥饿感,会涵盖内心的各个层面。

记者:这次展映的多部青葱导演的影片都得到了您的推荐,您觉得在中国年轻导演的成长状态如何?

马可·穆勒:我觉得魏书钧导演的《河边的错误》可以代表中国电影的未来,我的前妻及挚友、中国电影研究专家杜阿梅女士今年六月去世了,魏书钧的这部电影是由她完成的法文字幕。梁植导演的第二部电影《逍遥·游》也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国产片。此外,李鸿其导演的《爱是一把枪》非常有特色,这几位年轻导演都生动地展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有很独特的贡献。

记者:此次的青葱青年影展以电影为媒,展现了中国年轻创作力量的蓬勃之势,而“青葱计划”的培养模式,更是让青年导演扎根于创作,您怎么看待青葱计划目前所取得的成绩?

马可·穆勒:青葱计划的特色是“永久的训练营”,年轻导演很需要这种有集中性的训练,由成熟的导演作为监制,扶持青年影人,把经验亲手贡献给新一代的年轻人。

记者:您现在已经定居上海,工作重心是否有所调整?

马可·穆勒:我依然是电影平台和教学两条腿走路,我需要跟年轻的学生在一起,让他们告诉想看的电影是哪些,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电影,这两件事是彼此呼应的。

记者:您似乎跟海很有缘分,您倾注心血的威尼斯电影节位于亚得里亚海上,这次青葱影展首次在烟台举行,也是在黄渤海之滨,您觉得电影节是否也像海一样,要有包容万象的胸襟?

马可·穆勒:是的,电影节与城市气息相通,就像这次的青葱影展,大气优雅、有着浓厚的底蕴,有海的城市总是让人浮想联翩,就像电影一样,有着无尽的想象力,涌动着无限的可能,容纳着世间的各种风情。

记者:当您在中国的电影院里看电影时,会注重去观察观众们的反应吗?

马可·穆勒:会的,比如,我平时经常去上海的大光明影院看电影。为此,我每周都会跟我的学生们“友好地吵架”,因为大部分的学生总是在手机上看电影,我就建议他们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电影,只有坐在幽暗的环境里,你才真的可以开始一场旅行,开始用另外一个人的眼光看世界,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和文化。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弓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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