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草莽、江湖到庙堂:《狂飙》何以“狂飙”?
凤凰网读书 2023-02-19 15:00

“山本先生告诫过我:如果想当导演,就得先学着写剧本。我认为先生的意见十分中肯,所以此后拼命地写剧本。说副导演的工作过忙、无暇写剧本的人,是地道的懒汉。”

徐纪周开始自己写剧本,便是看了《黑泽明自传》中的这段文字。2000年左右,他在中戏导演系读大学,写了几个剧本,四处投递。一部模仿《罗拉快跑》的剧本落到高群书手里,得到评价“写得不错”。彼时,高群书正在筹备《中国刑警》,愿意给年轻的徐纪周一个机会:“你要是愿意去采访,把剧本写出来,就交给你拍。”

《中国刑警》里的“白骨奇案”,就出自徐纪周之手。他作为一个“学戏剧的”,从高群书这个学新闻的师傅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后者拍戏,情感悲悯,有人文主义的关怀,但同时视角克制,拥有新闻调查般的素养,且社会属性极强——这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2004年之前中国涉案剧黄金期的高度。

涉案剧退出黄金档多年后,行业土壤松动,一些带着美剧和韩剧气质的网剧出现,偏重形式感和奇观表达,“社会属性不强”。此时,徐纪周已人到中年,有自己的人生体悟,加之他多年习得的工作习惯,写剧本前,要看卷宗、做采访,功课做得扎实。这时候,将社会性重新强化到涉案剧中的能力和愿望都有了,只差机会——于是,《狂飙》的项目找到他时,他没有丝毫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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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之前,徐纪周和演员们聊各自的人生过往,聊张译大学时期看过的戏、聊张颂文的广东故事,聊阿如那(李宏伟饰演者)少年时期被霸凌的回忆,聊李健(李响饰演者)在部队大院的成长经历。这些烙印在演员生命中的经验,也成就了《狂飙》中的一个个为人称道的角色。同时,那也是属于他们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以下为导演徐纪周做客凤凰网文化直播间的文字实录。

#01

拍戏之前,我和演员们都聊了些什么

凤凰网读书:你有一个特点,你跟演员聊戏基本上是不聊剧情和角色的,你喜欢聊人生。

徐纪周:(作为一个演员)他只要愿意跟我聊,他肯定还是希望演到这个角色的。但只聊戏,我觉得总会有隐蔽性和欺骗性,或者说他要取悦于导演,会掩盖他身上一些东西。这个时候你跟他聊点别的,超过半个小时,人就很难掩盖真实的自己,你能看到他真实的样子、放松下来的样子。我拍戏是希望演员能把真实的生活状态拿出来,那是他最自如的部分,能让观众相信。不然好多生活戏的戏感特别强,我是比较反感这么去表演的。

凤凰网读书:听说张译老师找你的时候,带了一大堆问题来?

徐纪周:对,他的问题非常细,坦率说有的戏可能我刚想到一,人家已经想到二、三了,所以每一场出来才那么有爆发力。他最在意的就是他的人物的发动机,“你驱动我我就可以去动,但是如果发动机不准,我找不着,我这个人物没法往前推”。

凤凰网读书:他跟你其实是同级的?

徐纪周:我是97年考上的中戏导演系,张译是97年去了战友话剧团。他说他当时把能借到的话剧剧本全看了,好多都是中戏图书馆里特老的剧本,苏联剧本,他全看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戏叫《我可怜的马拉特》,我上学的时候演过那个剧本片段,我说你怎么看过那个戏,那戏挺偏的。他说看过,而且排练过。我们俩演的还是同一个片段。

后来他说在“战友”,他基本上把中戏北电的毕业汇报的戏都看了。我就很诧异,因为“战友”离我们挺远,90年代交通也不便利。而且他说了好多剧本名,我那时候看书单上有,在图书馆看见过,但是我都看不完,他都看完了,真的好厉害。

凤凰网读书:听说选角阶段你和张颂文之间有个小插曲,刚开始你把剧本递给他了,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徐纪周:他当时好像在拍新剧,一直没反馈,我们跟其他人谈得七七八八了,突然间他说他看了三集,想跟我聊聊。因为我之前看过他演的《扫黑决战》和《隐秘的角落》,觉得这个演员演得很好,让我很好奇。

见面之后,张颂文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广东拍呢?”我说广州的环境让我很新鲜,让我想到了好多小时候看的TVB剧。他就开始给我讲广东的风土人情,讲他小时候的经历。他特别有表达欲望,有对家乡的巨大的眷恋。我作为一个北京城南角的孩子,听着既新鲜又感动。他和我聊了很多在广东拍的戏,很多让他很不满意,因为没有把广东拍出来。我觉得这个演员如果来了,会把他对于故乡的强烈情感放到戏里,因为《狂飙》讲的也是关于成长的一段岁月嘛。所以我就跟制作方说,你一定把他弄来,不然我会拧巴很长时间的。

凤凰网读书:他看完剧本后有没有提出什么问题?

徐纪周:当时我们聊到菜市场,颂文说高启强为什么一定要卖鱼?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他可不可以是一个开排档的?因为广东每个菜市场中央都会有一个档口,基本上是卖炒粉、炒牛河这类,那些摊贩中午就在那儿吃,是一个信息交汇的地方。一般来讲,这个炒档的人都比较精于世故,会说话,这样他才能揽客。如果高启强后面八面玲珑的话,他也应该是这样一个人。

我说“卖鱼”这个事不能换,它后面有好多设计,比如告诉老默“想吃鱼了”。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安欣给他列书单那场戏,原来设定在小吃店里,我把它改到了档口,也真招了一个在档口炒菜的,那个火烧旺了之后,画面会很好看,同时菜市场所有人也能观察到,警察来了,说愿意跟你一块吃个饭,这是在所有人面前的表演,高启强的虚荣和存在感能被强化出来。因此安欣开书单这件事,在惺惺相惜之余又多了一层意思:高启强在卖弄,卖弄跟警察的关系。其实我们拍的时候,颂文就是有的话小声说,有的话大声说,“安警官交代的,我一定办好”,这是演给其他人看的。

这场戏的意味比我原来想的丰富很多,这是受颂文启发,这个档口让我们完成了更多的戏剧功能。

凤凰网读书:说到书单,你知道《孙子兵法》已经快卖断货了吗?听说之前不是《孙子兵法》?

徐纪周:原来是《穷爸爸富爸爸》,我觉得那个书特别有标志性。我大学时期,我们班同学、著名导演徐昂有段时间突然每天给我讲理财,我说这家伙什么时候开始懂这个了?后来宿舍另外一个人说,他在看《穷爸爸富爸爸》。后来我发现好多人都在看,很畅销,我去买《哈利波特》的时候也能看到,总之是2000年代特别有时代记忆的一本书。

而且我觉得高启强反正是生意人,看这本书学学理财,让钱生钱,也很正常。但最后没找着2000年那版,精装版放那又会穿帮,就换成了《孙子兵法》。其实我们还写了《红楼梦》《西游记》,当时安欣给他开的书单挺长的。

凤凰网读书:陈书婷在戏里很出彩,甚至现在有个词叫“嫂系美学”,你是怎么把大嫂的气场设计出来的?

徐纪周:我见高叶的时候,感觉她还不是一般演员为了上一个戏的那种表面寒喧,她真的很有欲望,讲自己的童年往事,讲自己少年求学,为什么上电影学院,说了很多。我特别喜欢演员身上的饥饿感,当她有这种饥饿感的时候,她的表达一定会超出我的文本。

我觉得高叶在《我是余欢水》里面就很性感,那种性感在国产剧里很少见到。《我是余欢水》的导演孙墨龙是个特别特别Nice的人,挺鼓励她创作,她的造型、妆容都是自己弄的,她说别的戏里就不让那么化。她还害怕自己主动性太强,会让导演觉得不好控制。我说如果把陈书婷交给你,我也希望你先想一个你的妆容。她说没问题。后来她就按自己的想法化,化得很浓,很冷艳。发型是我们造型师设计的,把她那个妆给强调出来。

我个人感觉国剧里其实不太容易见到攻击性很强、很有魅力、有控制欲的女性角色。高叶跟我聊的时候提到一个叫《黄石》的美剧,她说特别喜欢剧里的大姐。我回家跳着把大姐的戏看了,大概知道她想要什么样的效果。我说行,就按你这劲儿来,如果有一些太过的,再往回收。

凤凰网读书:为什么要找贾冰来饰演徐江,他身上的喜剧色彩对塑造一个黑社会老大有什么作用?

徐纪周:找贾冰是因为我们俩深交已久,没有正式合作过,但是想合作。而且拍完之后我才看了他在《欢乐喜剧人》里的部分,之前我不知道他是喜剧演员,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好演员,因为我看过他的《囧妈》、《长安伏妖》和《搜救》,这三个人物区别挺大,但他都完成得很好。而且他什么样的角色都能演,有自己的风格。所以我就把徐江交给他,相信他一定会演得跟别的黑社会不一样。

凤凰网读书:你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有没有明确觉得这个角色就应该哪个演员来演?

徐纪周:李响和高启盛,都是给李健和苏小玎量身订做的。我们合作十几年了,我对他们的性格和表演方式都比较了解。

李健是部队大院出来的,他的成长环境让他对体制内公务员的压抑有一定体会。我觉得他先天身上就有那种气质,我只是把这个气质强化出来。你看一单元的李响没那么亮眼,但到了二单元时就让人印象深刻,他整个变得像个老干部,身上充满暮气,到哪儿都带个茶杯。李健之前跟我聊起他在部队大院的日子,好多这种气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完成得特别好。李响人物的复杂性和后续的升华,观众对他的共情,都是二单元建立起来的。

凤凰网读书:为什么塑造了一个高家弟弟这样的角色?对剧情有什么帮助?

徐纪周:我是觉得高启强需要一个助推力,而且他能这么快完成阶级越级,以他原来的格局和生存环境来说,缺乏一些信服力。有了高启盛的话呢,一切就合情合理,他在高启强身边起到了军师的作用。

在最初的剧本设定里,高启盛像个小绵羊一样,但这在戏剧功能上会跟高启兰重合,所以就让他变成了“斯文败类”。其实他比他哥恶多了,他身上那种要证明自己的欲望,想把所有人踩在脚下的欲望特别强烈。所以他在面对机会的时候,比他哥哥要凶残得多,而且无所不用其极。这家伙没什么底线的,平时显得很弱,但到发泄的时候特别极端疯狂。这种两极化的东西,苏小玎一定能演出来,而且他是双警家庭,社会上形形色色好多人,好的、坏的,他都见过。这样极致的角色交给苏小玎,我知道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只会加分。

凤凰网读书:在配角选择上,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纪周:说说李宏伟吧。和演员阿如那见面的时候,他挺瘦的,脸上带着一种很粗野的攻击性。然后我们聊天,他跟我说他是上戏的,我说上戏的怎么能长你这样呢?他一脸无辜地看着我。后来我看资料,我说哎呀,《驴得水》是你演的。他在《驴得水》里是个很木讷的人,但是那天我看他充满攻击性,我心想这家伙塑造能力挺强。后来也是聊闲天,他说他小时候确实在农村长大的,经常被欺负、被霸凌。我说我们这里有个霸凌别人的角色,你能不能演?之后从造型上就把他打扮成村渣、村霸。

拍他欺负李青那段戏的时候,我看他真像坏人。我说你原来干过这事?他说,不是,导演,我确实是见过,但是我是被欺负的,小时候在我们村,我是李青那样的人。

凤凰网读书:听说有很多名场面,比如说两个人在KTV里互相砸头的段落,是碰撞出来的?

徐纪周:原剧本就是他砸了贾冰头一下,贾冰又拿起酒瓶子砸了颂文头一下。烟灰缸是橡胶的,是我们做的模具。但拍的时候,因为水晶的烟灰缸看着很沉,贾冰演的时候就砸了两下。贾冰知道我要的点在哪,就是“我流氓,我一定要找回来,不能倒了面”。

其实我们那个瓶子是糖浆做的,就做了四五个,我给他们说戏的时候,还捏碎了一个。当时我还挺害怕,我说只能拍两遍,拍完一条,咱把头发里糖浆渣子扫出来,再来一遍。拍了两遍,砸完了,那个劲都出来了。

然后颂文一出画,贾冰演疼得不行,直接蹭上沙发了。颂文一看,说“导演,能不能再给我加个镜头,服务员走过去之后,我也疼得不行”。这样的话,这场戏就会有一些戏虐感,化解了纯黑帮斗争的惨烈,会把一些传统桥段消解掉。

#02

《狂飙》三阶段:草莽、江湖、庙堂

凤凰网读书:“狂飙”其实是来自于一首词?

徐纪周:毛主席的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头两句是“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最后两句是“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这是我从小被家里逼着背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是要扫荡旧社会的罪恶和腐败,现在是我们政法系统内部刮骨疗毒,自我革新,扫黑除恶常态化,再加上刀刃向内,教育整顿。所以“狂飙”一词和这个剧的主题也相契合。

凤凰网读书:你是因为看了《茶馆》,所以想拍这种三幕剧的形式?

徐纪周:不光是《茶馆》,还有《北京人》《古玩》《天下第一楼》。这些戏都是三幕,每一幕有个核心大事件,在一个固定场景里讲一个行业、几个时代的变迁,群像式地展现人物,每个人物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性格,非常丰富。我是学戏剧出身的,希望在电视剧里重现经典。但《狂飙》的三幕其实比较像美剧,13集一幕,然后每一幕通过一个核心大件,把社会各阶层的人串联到一块。

凤凰网读书:为什么会选00年、06年、21年这三个时间节点?

徐纪周:这三个时代的治安有不同的特点。2000年中国开始出现贫富差距,且限于当时的刑侦手段,极端暴力犯罪比较多。我那时刚毕业,高群书导演带着我拍《中国刑警》时看了好多卷宗,触目惊心,国外各种奇案,中国都有原型发生;2006年的关键时代要素是房地产、巨额的财富、拆迁征地,好多暴力犯罪都是围绕拆迁展开的;到了2021年,我们的扫黑除恶工作结束了,开始做扫黑除恶常态化,要去根,同时彻底打击保护伞,倒查20年。倒查20年跟我这20年又能契合上,所以选了这三个时段。

凤凰网读书:这20年的跨度给服化道、置景各方面都会带来很大的考验吧?

徐纪周:对,他们基本都当三个戏拍的。要在一个城市里展现三个不同时代的特点,首先就是选景。负责置景的同事告诉我,就内陆来说,第一,很多城市拍得太多了,有审美疲劳;第二,因为基建的速度太快,很多地方同质化严重。后来他们带我去江门看,说你看这边有华侨政策,有好多华侨回来,而且他们很多祖屋都留下了,建筑非常有特点,旧的和新的共存。我眼前一亮。你看一单元里的建筑好多都是旧厂街家属楼那种,一下就能把观众拽回去。

道具的选择则要看很多的资料,还要跟不同地区的人聊:你记忆中那个年代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记忆点会不一样,要尽量找大家都有共同记忆点的东西,你找着一个,刺到观众的记忆点,他瞬间就会对这个东西共情,就会觉得你准。

造型也要有辨识度。我们在造型上定了三个阶段:一阶段叫草莽。因为基层的戏比较多,所以衣服穿得比较杂乱,但是一定要把“草莽气”给弄出来;二阶段叫江湖。强调一种阶级的对立感,高启强穷人乍富,全是大撞色的衣服,一看就是暴发户,包括他手下那帮人,穿的都是那类风格。有人说黑社会是穿这样吗?我说黑社会穿什么没有统一标准,这帮人想穿成这样,他们要不断显示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就会往那个方向去扮。同时莽村那帮人,穿的颜色比较暗淡,通过着装色彩强调阶层之间的对比;三阶段叫庙堂。这个阶段的斗争是含蓄的,迂回的,表面波澜不惊,暗流涌动,所有人的着装就趋向于日常、含蓄,你不会看到有大的色彩,全部泯然于众生。

凤凰网读书:高启强到后来好像又“返璞归真”,骑着电动车去买菜。

徐纪周:我们俩第一次坐那个小院里聊,他就向我描述高启强第三单元的样子,跟我心里想的很像。那时候他只看了三集剧本,第三单元还在拉大纲,后面的剧情都是他听我说的。我觉得三单元不应该像二单元那么张扬,但我又不想人物每天穿中山装,喝功夫茶。颂文跟我说,这个人这时候一定是最低调的,因为他跟官员打交道,如果还那么张扬,官员会觉得很危险,他跟官员走得近,一定在着装上跟官员很像,而且他的气场会比官员还小,还谦卑,这样人家才会吸纳他。我说太好了,聊完后我对他第三单元的形象会更清晰,剧本上也更往这个方向去调整。

凤凰网读书:安欣有没有一个原型?有观众觉得这个角色有点过于完美了。

徐纪周:我们去采访,广东那边介绍来的第一个政法干部就一头白发,跟安欣当时一模一样。我说老师,您刚34?人家挺不好意思的。他跟我谈话时,工作还在进行中,他也是很防范的,也在审视你,跟三单元的安欣很像。所以我跟他见面之后,就把安欣在三单元第一次出场调整成了那样。

凤凰网读书:听说现实中有的警察根本不求人,确实是一些很轴的基层干部。但是他也会遇到妈妈在ICU的情况。

徐纪周:对,确实有这种情况。采访时候,他们跟我聊,孩子不上学,老人不得病,你感觉不到你跟社会的联系,你可以自己铁板一块。但孩子上学、老人看病,谁都得遇上,到那时候都头疼。说白了,资源分配毕竟没有那么均衡。你妈得病了要做手术,得排到三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人都没了。那对方掌握了你的需求,打个电话下周安排手术,你能不让你妈做吗?

《狂飙》里始终都在讲人情社会和法制社会的冲突。你说这时候怎么抉择?如果你让你妈做了,就算是钱都交足了,你也欠他一人情。人家说请您吃顿饭,庆祝阿姨康复出院,医院大夫也作陪,你说你去不去?你去了,坐在那儿,这个交往就开始了。人家突然有一天找你帮忙,但在你职权范围之内不违规,你帮了,人家说我要谢谢你,弄一车茅台,跑你单位门口天天耗着你,这不给你找事?或者他下次再找你办一个事,也在你职责范围之内,但是这样积累两三次,你们其实就形成关系了。有一天他就会找你办一个违规边缘的事。

我看的资料里,好多干部都是这么一点点被拉下水的。我们设计安欣是孤儿,包括后面一直未婚,写的时候就有人说偷懒,但是到现在我也没有想到太好的解决办法。如果他有这些软肋,有孩子、妻子、老人,我觉得以高启强的性格,他一定会拿这些攻击安欣,那么你就一定会面临情与法的抉择。我把这种抉择的两难更多放到了李响、张彪身上。

扫黑除恶工作真的很难,坚守初心真的很难,虽然我们在剧作上帮安欣挡住了很多软肋,但现实当中这些软肋都是存在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你要坚持法制精神,一直守规矩,不触碰这些东西,不被拉拢下来,几十年的时间是很难很难。所以要扫黑除恶常态化。

凤凰网读书:高启强有没有原型?

徐纪周:他是一些案例的汇总,但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比方说电力系统部分,涉及到“哈尔滨李氏兄弟”。还有大连的徐长元,他在土地招标时有一些手段,我们放到了莽村部分。至于性格方面,高启强有一些人性共通的弱点,有一些贪婪,但也有人情世故的练达。以及颂文很多他自己对于故乡、对于亲人的情感表达,我都放到了高启强的身上。

凤凰网读书:《狂飙》的官场语言写得很好,这是如何做到的?

徐纪周:这个主要感谢与我合作的朱俊懿编剧,他家是山东潍坊政府大院的,他从小对这方面有接触,见得比较多。另外是演员的加分,像张志坚、鲍大志老师,他们接触过也扮演过官员,演起来很清晰。包括我们找的王秘书的演员郑家彬,他家里也是政府机关的,他从小见过这个,知道大家怎么说话,话不说满,话留半分,为自己留余地。好多官场话术,只有经历过的,才知道这个话怎么说,怎么拿捏这个语气。

#03

从“打黑”到“扫黑”

凤凰网读书: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影视剧创作?

徐纪周:我1997年考上中戏,大二大三的时候开始写剧本。黑泽明在自传《蛤蟆的油》里说,很多人想当导演没有条件,但你至少可以拿一根笔、一摞稿纸,把你的想法全写下来。我看完那个就觉得应该自己写剧本,写完之后四处去投,有个剧本就到了高群书导演那里,他看完之后找到我,说你的剧本写不错。

凤凰网读书:什么题材的?

徐纪周:当时看了《罗拉快跑》,觉得还挺好玩的,三段式,生活有三种不同可能的方向,我自己也写了一个那样的。他说你这个没法拍啊,我现在在各地采访公安,拍一个纪实的刑侦片《中国刑警》,你要是下去采访,能把剧本写出来,我就让你拍。我说那也行啊。那个时候你还敢挑?能当导演拍啥都行,然后我就去采访了。

我一个大三学生,采访的时候直接开了眼,各种各样的案子。当时选了一个案子,两个情侣闹别扭,男孩把女孩杀了,杀死之后把尸体扔到厕所里,还拿墙给砌上,后来把那白骨挖了出来。我当时起了个比较商业的名,“白骨奇案”。拍完就跟高导建立了联系,之后又跟着他拍了《打黑风暴》,当时是2001年,全国正开展“打黑专项斗争”。“打黑”打的都是刘华强那种,就是当地恶霸,跟政治勾联很少。

凤凰网读书:你怎么看中国早年的涉案剧?

徐纪周:引我入行的是高群书导演,他学新闻出身,跟我们学戏剧的不一样,没那么自我。我看他拍的《命案十三宗》,会觉得里面有很强的作者悲悯,但同时视角上又很克制,那是新闻调查所赋予他的。那个时候的涉案剧,我觉得都有特别强的社会性,像高导拍的《征服》、管虎导演拍的《黑洞》、王冀邢老师的《黑冰》、海岩老师的涉案言情剧......《重案六组》拍摄之前,全国的案卷都拿去看。

凤凰网读书:还有一个童年阴影的存在,《红蜘蛛》。

徐纪周:《红蜘蛛》属于纪实的。我那时还小,不明白那些戏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震动。但是当时间维度被拉开,我觉得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性,跟那个时代的情感共鸣,特别强烈。

2004年,涉案剧退出黄金档。后来互联网网剧逐渐兴起,又把中国的涉案剧带了起来。但是这一批网剧受西方片和韩片影响较大,形式感强,影像风格较为强烈。我和《心理罪》的作者雷米聊天,也聊过大家还是偏重影像和形式化的表达,偏重奇观性的表达。特别强调社会属性的作品没那么多。

所以我特别希望再拍一部警匪戏,能把这种社会属性的东西强化进去。《狂飙》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就接了。说是向传统致敬会有些狂傲,但其实真的是跟前辈导演学来的手艺,他们精益求精,采访,调研,努力描摹、还原社会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塑造人物也按着一种写实的方式去塑造。有人说《狂飙》是一个老派的作品,我觉得是很大的褒奖。

凤凰网读书:你大学没毕业就去各地采访,你采访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跟你说实话?

徐纪周:我也不知道人家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一个小孩,啥也不会,就瞎问呗。采访安排我去公安局,坐那儿先吃饭,然后人家给你案子,看你挑上哪个。我说这个案子不错,他说这案子xx办的,就把办案人叫过来继续说,谁去的现场,谁抓的人,谁负责审的——当时不同环节还不是一个人。我就问当时怎么个情况啊?抓的时候费了什么劲啊?人家看你是小孩,觉得你这干嘛呢,也不愿跟你聊那么多。

那时候我还是不太会采访,现在去的话就会好一些,你的气场不要太强,不要咄咄逼人。我跟人家瞎聊,聊点正事,聊点家常,尽量晚上约着吃个饭。采访场合大家都会比较拘着,怕说错话。到晚上吃饭,人家没那么多防卫了,就多聊。但是别老围着你的采访目的聊,要多聊一聊人家自己,聊一聊这个岁数正常的话题:老人身体,小孩上学,年轻的聊一聊谈恋爱的事。等放松下来再聊到工作的事,他就会给你讲出不同面的东西。其实这和我们拍戏一样,别光盯着案件本身去拍,那就太干了。

凤凰网读书:在《狂飙》里你也拍了很多吃饭的戏,现在肠粉、猪脚面都火了。

徐纪周:吃饭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手段,大家都不是为了吃饭,而是通过吃饭完成其他目的。高启强和安欣的斗争延续20年,从一盒饺子起,到最后一盒饺子结束,是个仪式感的东西。他俩的较量从头到尾也没有拿枪互相指脑袋,我觉得那个东西好俗啊,就是烂梗。一顿饭,表面波澜不惊,内里波涛汹涌,一次一次的试探,一次一次的考验都在里面了,这个才高级。

#04

一个写警匪戏的人,爱看汪曾祺

凤凰网读书:这部戏在剧本创作时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徐纪周:《狂飙》就是自我设置障碍。我跟朱俊懿共同定了个标准:从人物到故事桥段、事件设计,打死不跟别人一样,打死不跟自己一样。这也是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教的。还有一个是不注水,我们尽量让这个戏密度特别大,信息量密集的同时,节奏凌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剧本里事件塞得特别多,反转特别密集。现场拍的时候,演员尽量多演,演出不同的方案。最后虽然素材量特别大,但到剪辑的时候下刀又特别狠,该删的删,这样看起来才能很酣畅淋漓。

凤凰网读书:好的剧本有什么特点吗?

徐纪周:好的剧本一定是人物写得好。剧本是写给演员看的,人物写得好,演员才会有欲望。演员班子搭起来,你这个戏才能拍。观众最终看的不是剧本,是你的戏。演员愿意来演,你这个戏才能拍得成。

凤凰网读书:高群书导演评价你文学功底很好,能不能介绍一些对你影响比较深的文学作品?

徐纪周:汪曾祺,我从高中就喜欢。他的东西百读不厌,我现在有时候心烦了,也是看他的东西。他对生活的态度,文字当中独特的节奏和悲悯感、对故土的眷恋,我特别喜欢。而且他的文字读起来很亲切,没有任何的壁垒和障碍。我每次读汪曾祺就像吃家乡饭一样,无比舒适。我写剧本也像汪老师的散文那么写,强调阅读感,让人能读得进去。

凤凰网读书:你是会有很多闲笔吗?

徐纪周:我会有一些场景、气氛、心境的描述,演员不一定完全遵循,但我会把我对于这场戏的想法描述清楚。比如一单元最后两个人在十字路口相见,眼神已经不一样了。“高启强眼里头有一丝得意,又有一丝躲闪,安欣决绝地从他身边走过,两人擦肩而过,渐行渐远。镜头拉开,他们走向了彼此未知的命运。从此,天上云霓可能注定再也无法交错......”我自己写的时候,感觉就是拍了一遍。

凤凰网读书:张译和张颂文都是七零后,你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时代记忆?

徐纪周:颂文看了我剧本里音像店那场戏,他说导演,为什么弄音像店?我说我对盗版碟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去新街口,全是盗版DVD。他说,是,我们那时候也去新街口淘碟。那时候好多去电影学院卖碟的,拎着个旅行箱,打开全是新碟。然后送到系办公室,老师挑完了,学生才能挑,好多艺术片、老片,学生老师都爱买。这个经历我们俩一聊,特别共情,是我们自己的阳光灿烂的岁月。

编辑/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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