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之复杂多元大概超过了他之前的帝王将相，关于他评说，褒贬不一，盖棺而难以论定。就连深刻、犀利的鲁迅也是有取有舍地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人们对曹操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其为人处事之深于算计，自私而奸诈。而他表现在日常生活小事中的奸诈，尤其能令我们这些习于日常经验的人感到接受。

曹操的奸诈不是单纯的奸诈，因为还有很真诚的时候，所以很具有迷惑性。下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事情。

曹操性格中那真诚的一面，也着实磊落可爱，这在他的诗文中，平常待人接物的实际行动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例如：曹操平定汉中回到关中后，关中有一个名叫许攸的将领拥兵自重，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曹操大怒，准备发兵征讨。群僚进谏：“应当招抚许攸，以便共同讨伐强敌。”曹操横刀于膝，作色不听。杜袭也来劝曹操，还没开口，曹操就冲着大叫：“我的主意已定，你不要再多说了！”杜袭没有退去，而是说：“如果您的主意对头，我就帮你；如果您的主意有问题，就应该更改。我还没开口，您就不让我说话，对待部下怎么能这样呢？”这哪里是讲道理，分明是“呛”嘛！但曹操并没有拂袖而起。听杜袭说完后，他改了主意，厚抚许攸，许攸深受感动，终于前来归服。

曹操对于前来归附的才智之士，对于他所信任的部属，特别是对那些为他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人，往往能够推心置腹，坦诚相待。这种个性所散发的人格魅力也是曹操能够大力罗致人才、团结部属、充分发挥部属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一些关系全局的问题，曹操更是注意倾听部属的意见。建安三年（198）到下邳攻打吕布，吕布败退固守，曹操连连攻打不能得手，士卒都已经疲惫不堪，这样打下去迟早会出事，于是打算撤军修整，但是荀攸、郭嘉都说不应该撤。曹操听了他们的话，没有撤，终于等到战机，活捉了吕布。官渡之战，曹、袁两军相持，曹军陷入缺粮的窘境，曹操打算撤军，这个时候要不是荀彧说不能撤，官渡之战的结局或许就是袁胜曹败。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可以说，曹操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的成功或胜利，都是他能虚心听取意见、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果。由此可见，曹操固然机谋出众，但在决定重大行动时，往往并不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曹操断然拒谏、一意孤行的情况虽并非没有，但比较而言，并不多见。

有时对一些提过错误意见的部属，曹操也能非常包容呵护。他北征乌桓回到邺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厚赏先前反对他北征的人。曹操认为这些人所提的意见是“万安之计”，他希望以后像这样的意见，大家都应该积极说出来，鼓励大家提不同意见。这种举措所产生的影响会是非常积极的。

对于属下的功劳，曹操也能给予充分肯定，予以奖励。建安十二年（207）他在《封功臣令》中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不仅不独据其功，而且还说个人没有什么功劳，都是将士们出的力。建安十二年（207），在《请增封荀彧表》中，他更是详述荀彧在官渡之战中和战后所提出的两个重要建议。官渡之战时，他打算撤兵，荀彧谏阻，他才坚持到胜利。官渡之战后，他打算调整战略，南征刘表，荀彧再次谏阻，并建议趁势挥师河北，他听从荀彧的意见，果然很快就取得了平定冀、幽等四州这样的巨大胜利。荀彧的谋略关涉全局，非常重要，曹操对这些一一予以说明、肯定，进而高度赞扬荀彧“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作为一个控御朝政、雄图大略的统帅，敢于承认自己的谋略和功劳比不上其他大臣，这是非同寻常的，在古代政治家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肯定也属凤毛麟角。

曹操对荀彧的肯定不是孤例，他对其他有功之臣也是如此。如《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说每到重大决策时，自己主意还没拿定，郭嘉就拿出了成熟的意见；自己现在能够不出差错，郭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这里，他也表达了自己不如郭嘉的意思，其谦逊和诚挚似乎不像是做作。

曹操重视朋友感情，对那些死去的故友，他往往也不能忘怀。如对蔡邕、桥玄、郭嘉、蒯越等人，不仅从感情上怀念，而且极力照顾他们的后人，帮助其后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都说明，曹操坦诚待人并不仅仅是为了利用人，也还有真实情义在。

曹操的真诚，还在于敢于表达真实的感受，他《让县自明本志令》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虽然显得很自负，但也是实情。他又说：“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坦言自己到这个地步，是绝不会放弃权力，把刀子递给别人，受制于人的。

曹操的真诚坦率，最能博得我们当代读者的认同，这是他最可爱的一面。但对曹操而言，这固然由其个性使然，同时也是现实的需求。他要罗致人才，团结部属，充分发挥大家的作用，不坦诚相待就不能完全赢得别人的认同。坦诚相待，恐怕也是由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有意加以磨炼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否认曹操同一些部属建立了真正的友情。他在《请追增郭嘉封邑表》中说：“自在军旅，十有余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就不难看出两人关系的亲密。郭嘉人死后，曹操痛哭流涕，其感情是真诚的。

但是，曹操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物，他性格中阴险、狡诈、自私的阴暗面时常不由自主的流露出来，有时甚至表现得相当突出。这种性格，在他少年时代即已明显表现出来，他在叔父面前假装中风、与袁绍观人新婚劫人新妇的传说，都足可说明这一点。而在血洗故友吕伯奢一家后，声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更是残暴自私的极致表现。

后人为此还编造了更多这样的传说。比如：曹操曾对人说：“我在睡觉时，不要随便走近我，谁走近我，我指不定会做梦蹦起来把他杀掉，而自己却不知道。你们可千万注意啊！”一次，他和衣躺下，假装睡觉，一个近侍怕他受凉，轻轻走上前来给他盖上被子，他突然一跃而起，拔刀将这个近侍杀死，然后倒下身子，继续呼呼睡去。以此警告别人在其睡觉时，勿要接近。

还有一次曹操出征，军粮眼看就要不够了，曹操很着急，私下征求粮官的意见，问他能有什么办法。粮官出了个馊主意，说：“口粮可以改用小斛发放。”曹操同意了。但士兵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纷纷抱怨，说曹操欺骗了他们。这个时候，曹操又把粮官找来，对他说：“我想找你借样东西，以平息众怒。”粮官问借什么，曹操说：“借你人头一用。”还没等粮官反应过来，就被推出斩首了，并以其首级示众，公布其“罪状”说：“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以上这两个故事是《三国演义》小说里虚构的情节，未必是事实，但“查无实据，事出有因”。这种事情附会在曹操身上却能取信于众，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曹操的权诈性格，在其政治、军事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都有表现，堪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权谋家。

曹操在政治生活中运用权术，有的表现得很拙劣，明眼人一看就能发现他的虚伪和卑鄙。比如他想杀孔融，先让郗虑出面奏免孔融的官职，然后再由自己出面写信给孔融，以调解孔融和郗虑的矛盾为名，对孔融发出了“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的警告。然后再重新任命孔融为太中大夫。孔融依然故我，于是再次由郗虑出面构陷其罪，最后命路粹上奏，罗织罪名，将孔融下狱处死。这一过程虽不无争取孔融的用意，但权诈的运作过程昭然可见。

又如荀彧不同意曹操称王，对他欲取代汉室颇为不满，荀彧虽然是曹操非常倚重并曾给予高度褒扬的谋士，但这时曹操却也绝不念旧，痛下杀手。他先以请荀彧到前线劳军为名，将其调离朝廷，接着将其尚书令的职务解除，降为参丞相军事，成为自己的直接下属，最后以送空食盒的手段逼令荀彧自杀，采取了相当阴狠隐蔽的手段。

又如，杨修露才扬己，私下参与拥立太子之争，犯了曹操的大忌讳，被曹操杀掉。杨修被杀后，曹操见到杨修的父亲杨彪，便非常关切地问杨彪：“您怎么瘦得这么厉害呢？”78岁的杨彪说：“我惭愧没有金日磾那样的先见之明，但一样怀有老牛舐犊般的情爱。”金日磾是汉武帝时大臣，有二子颇受武帝宠幸，常在后宫陪侍。金氏二子时于殿下与宫女相戏，被金日磾撞见。金日磾以为二子轻佻，他日必招祸殃，于是亲手将这两个儿子杀死。杨彪借以自责，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念子情深，还没有从失去儿子的痛苦中缓过来。不过，曹操却不这么看，事后他给杨彪写了封宽慰的信，说杨修不遵守军令，如果不予法办，将会牵连杨彪一家。处决杨修，虽使大家都感到悲伤，但未必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他不仅把责任推给了杨修，而且还显出为杨家利益考虑的样子。不仅如此，他还派人给杨彪送了一大堆礼物：“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枚；青氈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㹀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眊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鞾一量；有心青衣二人。”也让卞夫人给杨修的母亲写了一份性质相同的信，并送厚礼。好像丰厚的礼物能够减轻杨氏夫妻悲怆的丧子之痛似的，在我们看来，这不是往伤口上撒盐么！

杨彪回信说：“省览众赐，益以悲惧！”悲的是什么？惧的是什么？想来大家都很清楚！

曹操能从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的宦官后代步步高升，做到司空、丞相、魏公、魏王，把汉献帝变成自己手中的傀儡，统一四分五裂的北方，坦诚与权诈，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坦诚受人欢迎，权诈令人厌恶。曹操用权诈手段对待自己的下属、近侍、朋友、家人，用阴险的手段对待有情有义的有功之臣，甚至将他们置于死地，这是常人情理所难接受的。

文章节选自张亚新著《曹操传》第二十四章，内容略有删改。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