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

一名“士兵”推门而入，惊飞了院里的鸡群。

披着被单的“丞相”拍桌站起，一口安徽方言道：“何事如此惊慌？”说话间，用手空捋着胡须，胡子只在上唇，是用墨水画上去的。

“禀报丞相！”“士兵” 神情肃穆，挂着凉席铠甲，戴一顶塑料油壶头盔，带回前线的消息：“西凉大军前来攻我城池，正在城外叫喊！”

这批大军，是一众以锅盖、木叉、锄头迎战的老妇人。

事实上，没有哪个将军会任用一群年过六旬的老妇做战士。但这就是32岁的“导演”鲍小光拥有的全部资源：老人、残疾人、割完的稻草、用尽的油壶、父亲放弃练字后剩下的墨水和女人们灶台上的锅盖。

他的片场是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村庄。从去年开始，鲍小光自编自导了一系列以“三国”为背景的短剧，在社交平台上获赞不少。

剧组

一个专业的剧组，包含制片、导演、演员、摄像、服化道、美术、动作指导等各类人员，但鲍小光想得简单。

他的剧本只有一张A4纸，写着简单的剧情和台词。

三国古装剧要靠扮相，但也能就地取材。揪一把草，团一团系在头顶上，就是古人的发髻。一个5升的空油壶，刚好装下一个脑袋，于是剪出一块脸的空缺，其他部分用墨汁涂成黑色，倒扣在头上，像样的头盔就有了。再把蛇皮袋撕成条絮状，绑在瓶口，头盔上的红缨流苏也有了。衣袍是旧床单，战甲是凉席，观战的望远镜是两个绑在一起的矿泉水瓶，鲍小光还给加了根绳子，方便挂在脖子上。

他要做出一个纯“草根”的作品，道具既要像，也要不那么像，“它是一种创造”。因此不愿网购道具：一是“太贵”，二是“太真”，反而失了乡土特色。

一切准备就绪，最大的难题只剩下人。村里除了老人，就是小孩。鲍小光甚至觉得，村里90%的年轻人似乎都“消失”了。

选择演员的标准只有一个：有时间。

住在对门的李东华因此成了主演的最佳人选。他是鲍小光的远房舅舅，64岁，中年丧妻，晚年丧母，3个女儿都嫁出去在外打工。他常年独居，白天总是关着门生活。虽然住对门，鲍小光也不怎么见他。

一个人生活，饭是随便对付的，有时一天一顿，有时一天两顿，但酒是准时要喝的，离不了。李东华高兴了喝，觉得生活“一言难尽”了也喝，喝醉了就抱着母亲的遗照哭。以前这时候，母亲总一边批评着，一边把茶水送到嘴边来。如今“没人管了”，他“爱喝就喝”，人才90斤，血压就到190，一斤白酒配一天的生活，直到鲍小光来敲门。

一个简易的剧组慢慢搭建了起来。摄像师是鲍小光在村里临时找的朋友，他因疫情原因暂时留在家里，没出去打工。他们在李东华家的院子里“安营扎寨”，情节简单，只有“禀报丞相”的戏份，以两人对话为主。李东华知道自己演的是“丞相”，却不清楚“丞相”是什么意思：“没打过交道，不认识。”

在片场，鲍小光要一边酝酿着情绪当演员，一边当导演，给不识字的“丞相”说戏。李东华总是记不住台词，眼神和动作要导演一一讲明。“先看书，再看前面啊。”李东华神色紧张地拿着竹简答应着，鲍小光又纠正：“要低头看。”于是他像个听话的孩子，认认真真把头再低下去一点。台词有时说着说着就愣了神，他不好意思地笑笑，看向导演：“又忘了……”鲍小光就会再给他提醒一遍。

后期制作也是现学。鲍小光找到一款好上手的剪辑软件，大概琢磨了一周，就“出师”了。

视频发布后，他的粉丝从百十个变成几千，又涨到两三万。一位老同学看到后，还给鲍小光捐赠了10套服装，一些假发。

导演

在成为“导演”之前，鲍小光先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厂工、一个失意的歌手和一个有着创作想法的装修工。

2006年的鲍小光只想去打工，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16岁初中毕业，他如愿以偿，跟堂哥进了江苏的帽子厂。

厂里有联欢活动，鲍小光喜欢上了唱歌。他每月挣七八百元，索性花一百多元买了架电子琴，下班琢磨编曲，不大懂乐理知识，只靠感觉写了两三首情歌。

1年后，他厌倦了工厂生活，在网上看到北京有唱片公司招人的消息，决定成为一名“歌手”，辞职北上。

来京后，数次应聘被拒，他的艺术之路中断，钱也几乎花光。为了“吃饭”，鲍小光在中关村附近的湖北菜馆干起了服务员，那里食宿全包，下了班可以回宿舍继续琢磨写歌。但最后一桌客人吃完饭总是将近凌晨，“太熬人”。

写好歌，鲍小光要找录音棚录歌。一首歌的制作费用是三四百元，交付的作品是一张碟片，鲍小光回去放给室友听一下，“感觉挺不错”。他当时月薪只有1500元。

为了多挣点，鲍小光又辞职去了装修工地当“小工”，每月能得四五千元。一开始搬材料，运东西，后来又随朋友去郑州，做室内墙艺。

那时他不再写歌，把兴趣转移到了墙面，用硅藻泥涂料在墙上作画。这是他中学时的兴趣，受父亲影响，他爱好画画和书法。但也和父亲一样，没坚持下去。

在外漂了10多年，鲍小光没能获得令自己满意的一个身份。“一会到这儿，一会到那儿，钱也没挣到。”因为“买不起房”，谈了多年的女朋友跟他分了手。鲍小光决定回家。

回乡后的一年，他开了一家装修公司，但客源不多，倒闭时又赔了些钱。之后几年，就零零散散跟着装修队干。“除了干活还是干活，干完活回家睡觉。挣不到钱，找不到对象，一无所成。”

现下家里只剩他一人。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只有农忙时回来。弟弟在浙江工作，结婚生子后，母亲便过去帮他带孩子。“农村就是这样。”鲍小光说。

2020年，鲍小光接触了短视频社交平台，当时已经有几位当地的网友拍乡村短剧，还因此有了些收入，这给他带来新的希望。初到北京时，他曾找中介应聘过群众演员，但最终不了了之。

2021年春节过后，在做装修吊顶的间隙，鲍小光就开始谋划，决定成为一名“导演”。

演员

鲍小光剧组里的人，要么是从外面回来的，要么是出不去的。

因为疫情，邻村邻镇很多人赋闲在家，有感兴趣的，就主动找上门来客串。鲍小光的父亲回来割麦子，也饰演过站在门口的卫兵。

34岁的韩小七看到了鲍小光的视频，立马来了兴趣。他2016年结束北漂返乡结婚，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就在镇子里住了下来，从事电商生意，在网上卖牙膏一类的日用品。疫情后，快递物流时常停摆，生意停滞，多了许多闲暇时间。于是给鲍小光发了私信，骑上电瓶车就去找他。

韩小七加入剧组后，扩充了剧本的“对敌”情节。他常常饰演刺杀“丞相”的反派角色，与鲍小光饰演的“将军”正面对峙。两位主将以自行车为“马”、电动车为“赤兔马”，挥舞着挑稻草的木叉和浇菜园的粪勺对打，最终往往是反派倒地而死，或者撒一把面粉“隐身”而逃。

鲍小光不会写分镜和脚本，镜头切换和动作衔接都是临场发挥，边拍边想，一场十几秒的武打戏要拍一天，“非常难”。因为只有一个机位，同一个动作要做三四遍，换不同的角度拍。

直到今年7月，韩小七为了孩子上学，把家从镇上搬到了县上，渐渐退出了剧组。同月，鲍小光的同村表姐卢帝回乡。

她今年40岁，在外打了25年工。她1996年就去了深圳，进过雨伞厂、玩具厂、服装厂，摆过地摊，卖过麻辣串，后来辗转到上海，开了一家卖牛肉汤和黄焖鸡的小饭馆。疫情期间，生意“不太好做”，她把店转让出去，回到老家，担任起鲍小光剧组的摄像、演员和场务。

卢帝的贡献，还在于以女性带动女性，让鲍小光的剧组第一次有了大规模群演：一群五六十岁的女人。

这对她来说并不难。她平时就在村里与人交好，只需联系好一两个，阿姨们呼朋引伴就来了，甚至包括75岁的老太太。

当卢帝第一次找到61岁的段金兰时，段金兰不知所措：“俺不知道弄啥，俺不敢去。”后来卢帝讲“不要紧，就跟玩一样的”。段金兰半信半疑地去了，许多人和她一样，戴着帽子口罩，怕被人认出来说闲话。

到了现场，“人家说咋弄就咋弄”。她们通常饰演卢帝的“小兵”，站在她身后，举着木叉铁锨一类的“武器”示威助阵，没有台词，只设计一些简单的动作，唯一的要求是整齐。

对于老妇人而言，这也并不简单。不说“万箭齐发”，光是单膝跪地准备射箭，也是跪下难，起身也难。“年纪大了，只能耐心慢慢教。”几个小时下来，鲍小光喊干了嗓子。作为报酬，他会给每个群演30元补贴。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鲍小光翻拍了空城计、草船借箭、三英对吕布、败走华容道等经典桥段，有时还根据社会时事热点自创情节。制作周期也稳定下来：通常花三四天写剧本，两天拍摄，两天剪辑，最终的视频时长要控制在1分30秒以内，这是他验证过播放量最好的时长。

为了让观众有新鲜感，鲍小光不断想着新方法。他把手机绑在竹竿上高高举起，增加俯拍画面，又不断更换拍摄场景。今年3月，他在湖边用茅草搭建了草棚，拍了几条视频后，下雨草棚被风吹倒了。10月，他又重新用稻草做了城墙，旁边拉着钢丝固定。

如今鲍小光有42万粉丝，短视频每月能给他带来几千元的稳定收益。播放最多的一条视频，为他增加了15万粉丝。有朋友建议他接拍具体的广告，一条能再挣几千元，但鲍小光拒绝了，“我希望我的账号里，全是好看的视频”。

村里出了“名人”，村支书希望能借助这个机会，把村里的牛羊肉等农产品推广出去。这也是鲍小光的初衷之一，他在初期就发布过一条视频：“丞相”行军路过中岗镇，特命属下驻留3日，品尝当地牛羊肉。

村庄

乡村剧组特殊之处还在于：群演的优先级比主演更高。

鲍小光总会把群演的戏份安排在前，下午一点钟开始，四五点前就要结束，因为她们多数要去接孙子放学——这是日常中最重要的任务。

段金兰1人带了3个孙子。这3个孙子分别在3所学校上学，老大在镇上读初中，老二和老三分别在镇上和村里读小学。段金兰每天骑着三轮车跑4趟，早上6点送两个大的，8点回来送小的。下午3点多接完小的，4点半又去接两个大的。

她这辈子带大了6个孩子，两儿一女成家后在外打工，她又开始带孙子。从前的孩子倒是好带，大人做事时，就任由小孩在地上爬，“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这样”。但现在，家家户户的孩子都“不挨着土”，必须干干净净地带大。小孙子缠得顾不过来时，她上厕所的空儿都没有。孩子一离人就哭，她常常是听着哭声做饭。

段金兰每天早上5点起床，做3顿饭，吃3顿药——降血压的药，降血脂的药，治手指风湿的药，和缓解脑供血不足的药。现在入了冬，又要腌萝卜干咸菜，孩子们过年回来爱吃。但她没功夫种那么多萝卜，于是到镇上买了四五十斤，回来全部切成条，切了20分钟，胳膊就“疼得不行了”。

老伴4年前过世后，她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也很少在村里走动。拍视频几乎是她唯一的公共活动，也是唯一的娱乐。但乐什么，好像也不知道——她没看过三国，压根不懂“群演”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好玩”。 一把年纪了，做着这些奇奇怪怪的扮相，一人出了差错，大家都捧腹大笑。回来还能“上电视”，在手机里看见自己。

段金兰的小孙子也“高兴得不得了”，指着视频里的“小兵”奶奶们挨个儿认。

平日里左右邻居聚在一起，“都是叙这个事儿”，一边看，一边笑。

以防万一，段金兰总在拍戏前提前招呼邻居一声：要是“拍电视回来晚了”，就劳他费心把孩子捎回来。这一个月来，3个孙子总有几天回家见不到奶奶。进了厨房，不仅没有热粥吃，灶台上的锅盖也不见了。

到后来，女人们“越去胆子越大”，基本找谁谁都去。拍完了还说：“下次再拍叫我啊！”

卢帝爱美。在村里生活，她照样涂着美甲，戴着戒指。雨天在家闲着没事，又把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后来穿古装上镜，有网友在评论区提意见：“不太好看”。她就上网花100多元买了假发，七零八落地贴在头上，配上舞刀弄枪时凶狠的表情，更显得滑稽了些。但她不怎么在意。

放在以前，如果没有“美颜”，她从不上镜。自从在村里拍戏，她的想法变了些：“拍这个就是要真实。都是老家这些人，出门人家都认识你是谁，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美丑不论，“玩得开心就好！”

“丞相”李东华也不再感到害羞。他去商店买东西，有人会主动跟他打招呼，上来就喊：“丞相！”。李东华非常诧异：“你怎么知道我是‘丞相’？”那人掏出手机，李东华也掏出手机，一部一百来元的老年机和一部几千元的智能手机对在一起，那人说，“你这不行，我这儿能看到！”

鲍小光去坐公交车，连司机也会问：“‘丞相’怎么没来？”后来上街吃油条，小摊的老板也冲李东华笑，叫他“网红”。

李东华没想当“网红”，只是感到镇上多了许多认识他的人，人们都来跟他说话。他只觉得热闹，并喜欢这场热闹。

文/杜佳冰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