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0月3日公布，瑞典科学家、进化遗传学权威斯万特·佩博“在已灭绝的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方面的发现”而获奖。据报道，佩博从小就表现出对考古研究的兴趣，十三岁那年到埃及旅游，第一次接触木乃伊，萌生了研究木乃伊的想法。佩博在大学最初学习科学史、埃及考古学、俄语等课程，两年后转向医学，之后又读了一个分子遗传学的博士学位。

如果不是转向医学，学考古的佩博恐怕不会想到用DNA技术去研究古人类。这和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英国发育生物学家约翰·格登的经历有点像。约翰·格登在大学最初读的是古典文学专业，但对该专业不感兴趣，很快转到生物学专业。这两名诺奖获得者“转专业”的经历表明，应给大学生重新认识自己、选择自己感兴趣专业的机会，兴趣会驱动学生成为专业领域的优秀人才、拔尖人才。

佩博和格登都在大学期间换了专业，而且都从文科转到理科，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佩博之前就对考古研究感兴趣，因此选择了大学的考古专业；而格登高中时成绩并不好，大学选择了冷门的古典文学专业。格登后来转学生物专业，和之前的古典文学专业基本没有关系。而佩博转向医学后，没有失去对考古的兴趣，读博期间他接触到DNA克隆技术，于是产生了利用这一技术研究古人类尤其是木乃伊DNA的念头。

两名诺奖获得者后来的科研经历与成就都表明，换专业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是正确的。尤其是佩博，从考古转向医学，再把医学中的DNA技术用于考古研究，堪称换专业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典范。

调查显示，即便是在自由申请的环境下，对大学、专业都十分满意的学生一般只有20%左右。有的学生是为了容易被录取，申请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有的学生是在进大学后，进一步探索发现自己的兴趣，对原来的专业不感兴趣。基于此，国外大学大都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再选专业，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大学、专业的满意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从一个专业转向另一个专业，从学科交叉、融合角度看，这不是对之前专业学习的浪费，而是有利于激发、促进学生的学科交叉、创新突破思维。

近年来，我国不少高校推出了转专业政策，但转专业的比例最多不超过30%，有的高校只有5%。鉴于转专业资源有限，高校对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提出了GPA（学绩点）的要求，只有原专业学得不错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转专业，学生如果对原专业不感兴趣或专业成绩不好，就很难转专业成功。当然，有的学生申请转专业，依据的也不是自己的兴趣，而是追逐从冷门专业转向热门专业。

各高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给更多学生申请转专业的机会，要从重视学生兴趣发展出发，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这也要求高校不分“好专业”“差专业”，办好所有专业。当前设置转专业的门槛要求，也有出于维护公平的考量，因为不同专业的高考录取分数不同，从录取分低的专业转向录取分高的专业，如果缺乏明确的门槛条件，会被质疑存在不公平。

当前，部分高校正在推进按专业大类招生培养，这是一项重要的招生与培养改革，有利于让学生拥有更宽厚、复合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科知识交叉的创新人才。推进这一改革，需要把每个专业都办好，办出特色和优势，并为学生提供专业大类学习之后的自由选择空间。

与此同时，要对所有学生加强大学学业发展指导与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大学、专业以及认识自我。高校应重视对学生的教育引导，按要求给每名学生配备学业导师，加强对学生的学业发展指导与生涯教育，帮助学生在大学期间更全面地了解大学、专业和自身，树立适合自己的学业发展与人生发展目标。

文/北京青年报特约评论员

编辑/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