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我了吗？”

“不记得了。”

“不记得妈妈了吗？”

“不记得了。”

“也不记得姐姐了吗？你还有一个姐姐。”

“不记得了。”

他坐在沙发上，戴着口罩，低着头，垂着眼沉默不语。他身形清瘦，弓着背撑起宽松的衣服。他这样的样子对我来说非常陌生，让我有些不敢相信。我记忆中的孩子肉嘟嘟的，身体结实，精力旺盛，还是个“孩子王”。我又伸手去揭他脸上的口罩，想看看他的脸。

四英拉着他的手哭泣不止，说：“你轻点儿，别吓到他了。别吓到孩子。”

可我只顾着观察孙卓的脸蛋儿。几个月前我曾在樊劲松拿出来的照片上见过这张脸，当时我完全没有认出来。等到他坐在我面前，我才发现他明明就跟小时候长得一样。单眼皮，水滴鼻，嘴唇和孙悦、孙辉的一样饱满而微微噘起。他脸上的婴儿肥甚至都没有消失，脸颊的肉感和小时候也一模一样。他没有变，只是在我不知道的地方长大了。

一时间，我有好多故事想讲，有好多话想告诉他，却没能张口。

我想说上一次见面，你还只有一丁点儿大，跑起来一颠一颠的。那个时候我才 33 岁，走起路来都带风。

可是一种岩石般的陌生感挡在我们中间，既冷又硬。我们对彼此一无所知。

“……你到底在哪里啊？”

“在阳谷。”

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我曾几度去过聊城，那是一步之遥。

“在农村里啊？”

他点了点头。

我想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是我失败了。

“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打你啊？”我很自然地说出了“你的爸爸、妈妈”。

“没有，他们对我很好。”

我不放心，又把他的袖子撸起来，检查他身上有没有什么伤痕。他可能觉得我的举动很奇怪，但他不知道 14 年来我都是枕着许多恐怖的想象入睡的。

到这个时候，我才感到一切都放下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伤害到我了。至少我的孩子是健康、快乐地成长起来的。他什么也不记得，一直把买家当作亲生父母，没有与拐卖相关的创伤记忆。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年龄，由于买家登记户口信息时将他的年龄改小了 2 岁，他也一直以为自己只有 16 岁。或许他的单纯就是一种幸运。

认亲仪式结束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打电话，让孙卓跟奶奶说话。我对父母和妻子终于有了一个交代。我再也不是自己人生的罪人了。

孙悦也从新加坡打来视频电话。她说“孙卓，我是姐姐……”，然后就张口结舌，痴痴怔愣着，豆大的眼泪就一颗一颗滚下来。

孙卓安慰她说：“别哭啊。”他脸上带着一点羞赧的、无奈的笑容。那种笑容会让任何见过他的人相信，这个寡言的孩子内心非常善良。

那一幕让我感到莫大的幸福。每一刻都比上一刻让我感到幸福，我开始渐渐相信这一切确实是真的，不是一个过于逼真的梦。

短暂的相处之后，认亲现场安排了一顿团圆饭。由于我是做包子生意的，桌上还端了几笼包子上来，非常贴心。我听见四英问孙卓：“你们那边吃不吃包子？”

他说：“吃啊，但是跟这种不太一样。”

这种差异让我忽然意识到，我完全不知道认亲结束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能依稀感觉到，他对养父母家是有感情的， 没有什么其他想法。但我明白，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只要知道他过得好，我就没有遗憾了。只是父母年事已高，还没能见到自己的小孙子。

尤其是母亲， 14 年来一直在哭天抢地，到处找孙子，身体也每况愈下。我必须让母亲见他

一面。这一点，我想任何有父母的人都能理解。

……

当晚，我带孙卓到深圳的饭店和亲戚们吃饭。他的姑妈、表姐、三姨都激动得直掉眼泪，拉着他左看右看，唠唠叨叨地讲起他小时候的故事。孙卓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对大家的喜爱，很是不好意思。

我们正说着话，孙辉来了。孙辉刚 9 岁，在我眼里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平时也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当时他手里提着一个红色塑料袋，脸上一点儿笑容都没有，异常严肃地走到孙卓面前，把他给抱住了。

在场的大人们都感慨不已，被一种奇异的柔软击中了。

孙辉抱了很久很久，我们说：“好了，好了。”他不肯放开。

我们轻轻拽他的衣袖，他还不肯放开。

他牙关紧闭，一声不吭，你很难在孩子脸上见到这样沉重的神色。

前几年，我经常在家里低头捣鼓寻子资料，有时候是拿着手机在查询信息，孙辉要我陪他玩，我就说“我有事”。

孙辉不知道大人的事要在手机上办，认为我在玩，气呼呼地问我：“你有什么事啊？”

我说：“我要找你的哥哥啊。”

他就不说话了，自己和自己玩。

我都担忧孙辉会不会在内心深处悄悄讨厌这个未曾谋面的哥哥。哥哥占据了他的名字，又占据了他的爸爸和妈妈。可是那天晚上，孙辉抱着初次见面的哥哥好久好久，久得有人又开始哭了，他才放开了一点儿，接着把手里的塑料袋递给孙卓，意思是给他的礼物。

他还是不说话，绷着一张小脸。袋子里装着饮料和零食，都是他平时爱吃的。

夜里，孙卓和孙辉睡在一个房间里，我睡在隔壁。那是我一生中最踏实的一个晚上。

……

12 月 7 日一早，我们乘高铁去往岳阳，岳阳站是距离监利县最近的高铁站。彭高峰也与我们同行。在路上，我看到孙卓认亲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亲生父母和养父母没有谁轻谁重，对亲生父母有点惭愧，因为将来会回到养父母身边生活。

这番话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记者追着问，我便回应说：“我们会尊重孩子的决定。”

回乡途中，彭高峰一直在跟孙卓讲我寻找他的故事。孙卓沉默着，头也越埋越低。我知道高峰是希望孙卓能够改变主意，但是任谁也没办法一下子想清楚。在我们的视角，我们是受害者。可是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些变故太沉重了。

就像他说的，他在山东生活了 14 年，可是他也以为自己只有16 岁。那里有他的全部记忆，是他所认识的整个世界。

我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已经很好了。快点回去让爷爷、奶奶看看就好了。”

这太沉重了，我不想看到他弯着背、垂着眼，很为难和愧疚的样子。孩子什么都没有做错，又何必让他来承担这些压力？这颗苦果，怎么也轮不到他来咀嚼。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

在路上，大哥和村书记都打来电话，急着问我：“怎么迎接你们啊？弄一些什么横幅？鞭炮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说：“不用迎接，低调就好了。我就是想给爷爷、奶奶看一下他。”

结果出了岳阳火车站，门口已经停了好多辆监利的车，有亲朋好友的车、宣传部的车，还有警车，都是来接我们的。到了监利县，大福路两侧摆放着足有几千米长的鞭炮，路上甚至有四条舞龙的队伍在艰难穿行。一路人山人海，挤满了乡邻和记者，热闹极了。我们走在里面就像逆水行舟，难以动弹。这个小县城已经好多年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场面了。

我把孙卓护在身后，好不容易挤进了家门前的小路，只见两个老人远远地站在门口，正掩面哭泣。母亲极清瘦，父亲驼着背，不知道已经站在那里伸长脖子望了多久。

我带孙卓走到老人面前，说：“这是爷爷奶奶。”

孙卓本就比我高一些，又比他们高出好多。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被母亲大哭着抱在怀里。父亲则是默默流泪。

鞭炮声登时震耳欲聋，混杂着人群的喧哗、舞龙队伍的敲锣 打鼓声和母亲不加压抑的哭声。这些声音让我恍然想起《亲爱的》电影宣传期间，我在深圳大学的演播室里拿着话筒说：亲爱的孙卓，我一定会找到你。当时的掌声也是这样震耳欲聋、经久不息。

次日早晨，我们带孙卓到街上吃早餐，吃的是监利当地特色的面条。我拒绝了所有人的同行邀请，不想再有人在孩子耳边念叨我是怎么找他的。

我带他在监利转了一圈，又带他去看那幢已经被卖掉了的房子。那是我 1999 年在湖南永顺县做包子赚了一笔钱后，在街上盖的四层楼房，窗明几净。

我告诉他：“你小时候在这里住过。你那个时候很喜欢看《葫芦娃》，看到葫芦娃的爷爷被蛇精抓走那一集，还伤心得流泪。”

房子周围的许多邻居发现了我们，纷纷跑出来，七嘴八舌地跟孙卓说话。

“你和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你那个时候好结实。”

“你还来我家吃饭了的，每次我都给你喝旺仔牛奶，记不记得？”

孙卓并不记得，只是默默听着。我只希望他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痕迹，感觉到他曾经真实地属于这个地方。

或许是这里的气氛太过热情，孙卓有些沉不住气了，问我：“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走？”

我说：“吃完午饭就走。”

他喊我们“爸爸”“妈妈”。这让我心里发酸。 14 年前，有两个陌生人让他喊爸爸、妈妈，他喊了。 14 年后，又有两个陌生人 是他的爸爸、妈妈，他又喊了。

他的人生无疑是被割裂的。他消化了上一次，趁着年纪小，把那些事儿全都忘光了，可他又该怎么消化这一次？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