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研究何家，皆有易犯之通病，举所宜忌约有四端:

第一，文章最忌奇僻。

凡学为文章，宜自平正通达处入手，务求高古，反失本色。如明之前后七子，李梦阳、王弇洲辈，为文远拟典谟，近袭秦汉，斑驳陆离，虽炫惑于俗目，而钩章棘句，实乖违于正宗。宜极力戒除，以免流于奇僻。且临文用字，亦当相体而施。赋主敷采，不避丽言，奇字联翩，未为乖体（如《三都》《两京》《子虚》《上林》诸篇古字甚多，降至木华《海赋》之类用典益为冷僻，然以并属辞赋，故尚未可厚非，若易为诔颂，则乖谬矣）；符命封禅，贵扬王庥，诡言遁辞，可兼神怪（如司马相如《封禅》、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之类）。自兹而外，无论无韵之论说奏启，有韵之赞碑颂铭，倘用古字以鸣高，转令气滞而光晦，蔡、班、陆、范（晔）诸家，未尝出此也。故扬雄手著《训纂》，邃于小学，虽《太玄》《法言》窃拟经传，《甘泉》《羽猎》侈陈僻词，而箴颂奏疏，鲜复类此，而初学作文，可以知所法也。若必拟典谟以矜奇，用古字以立异，无异投毛血于殽核之内，缀皮叶于衣袂之中，即使臻极，亦只前后七子之续而已！然奇僻者，非锤炼之谓也。试读蔡中郎、陆士衡、范蔚宗三家之文，何尝不千锤百炼，字斟句酌，而用字平易，清新相接，岂有艰涩费解之弊？是知锤炼与奇僻，未可混而言之。又《史记》一书，示法甚多，而其文调，不尽可袭。如因拟其成调，以致文义不通，则貌为高古，反贻画虎不成之诮，其弊亦与奇僻等耳。

第二，文章最忌驳杂。

所谓驳杂，有文体驳杂、用典驳杂、字句驳杂之殊。大抵古人能成家，必有专主，无所专主，必致驳杂。故学为文章者，或主汉魏，或主六朝，或主唐宋，如能纯而不驳，皆克有所成就。若一篇之中忽而两汉，忽而六朝，纷然杂出，文不成体，有如僧衣百结，虽锦不珍，卫文大布，反为朴茂。此文体不可驳杂一也。数典用事，须称其文，前后杂出，即为乖体。故碑铭之类，体尚严重，镕经铸史，乃克堂皇，如参宋、明杂书，于文即为不称。此用典不可驳杂二也（专学六朝或唐宋之文者参用后世典故犹不为病）。章有杂句，足为篇疵；句参杂字，适成句累。故用字宅句，亦贵单纯，必须剪裁驳杂，辞采始能调和。此字句不可驳杂三也。综兹三患，体纯为难，前人虽有融合各体自成一家者，然于各体之中，亦必有所侧重，否则难免流于驳杂矣。

由于广东家具业中的木质家具生产出现降幅，另一个支柱造纸业增幅收窄，使广东全省木材加工业的产值降幅明显。今年前8个月，广东规模以上木材加工企业的产值完成2 768.1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46%，其中8月份产值425.89亿元，比上年同月增长16.67%。

人口密度是商业综合体选址的重要因素，人口密度丰富程度影响着商圈的商业发展。徐州的老城片区人口流量大，主要以传统的商业为主，一些本土超市、国营传统百货、百货大楼、古彭大厦等都选址在老城片区，是早期的商业中心。由于人口流量可以拉动消费，带动商业综合体的运营，商业综合体的选址多选择在居民点密集、高校周边、交通便利的地方。

第三，文章最忌浮泛。

凡学为文章，无论有韵无韵，皆宜力避浮泛。浮泛者，文溢于意、词不切题之谓也。自汉、魏以迄晋、宋，文章虽有优劣，而绝少夸浮。及齐、梁竞尚藻采，浮词因以日滋，下逮李唐，益为加厉。试观《史记》及前、后《汉书》，纪传既不浮泛，论赞尤少盈辞。如《后汉书》中党锢、逸民、江革、左雄、王衍、仲长统诸序论，句各有意，绝无溢词。蔡伯喈、陆士衡辈，虽在长篇，亦能以文副意（如陆机《五等论》《辨亡论》等篇幅虽长，而无敷衍文辞、不与题旨相应之句，故能华而不浮，后人为之，不能称是矣）。齐、梁以降，则文章浮泛与否，因作家之造诣殊，若任昉、庾信，一代名家，其行文遣词，鲜溢题外；而湘东草檄，非关序贼，文多夸浮，贤者不免（《南史·萧贲传》:湘东王为檄，贲读至“偃师南望，无复储胥露寒；河阳北临，或有穹庐毡帐”，乃曰:“圣制此句，非无过似，如体目朝廷，非关序贼。”王大怒。此文多溢词之证），自郐以下，益可知矣。至于晚唐四六，远逊梁、陈，而李义山所以独轶群伦者，亦以其免于浮泛耳。是知名家与非名家之别，系于浮泛与不浮泛者至巨，然浮泛者，非驰骋之所谓也。语不离宗，驰骋无害；文溢于意，浮泛斯成。范蔚宗云:“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自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妙达此旨，殆可免于浮泛之弊矣。

第四，文章最忌繁冗。

文章与语言之异，即在能敛繁就简，以少传多，故初学为文，首宜戒除繁冗。试观《史记》《汉书》，非特记事之文言简事赅，即论赞之类，亦并意繁词炼。如《史记》（之）《五帝本纪赞》及《孔子世家赞》皆寥寥数十字，而含意十余层，若尽举其意，衍为白话，再即白话译为文言，则文之繁芜，奚啻倍蓰？至于《汉书》字句，尤较《史记》精炼，凡《史记》中有可省者，汉书并为删削，试以《史记》（之）《项羽本纪》《陈涉世家》与《汉书》项籍、陈胜两传对较，则可知其繁简之异矣。惟敛繁就简之术，非皆下笔自成，实由锤炼而致。如作记事之文，初稿但求尽赅事实，而后视全篇有无可删之章，每章有无可节之句，每句有无可省之字，必使篇无闲章，章无赘句，句无冗字，极简炼之能事。推之有韵或四六之文，亦当文简意赅，不贵词芜无当。试观蔡伯喈所作碑铭，凡两句可包者，绝不衍为四句，使齐、梁人为之，即不能如此。然文之有关开合者，关之则气促；词之堪作警策者，删之则气薄，既与冗赘不同，即当不予剪截。斯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至于嵇叔夜之《声无哀乐论》及《宅无吉凶摄生论》，析理绵密，立意深刻；陆士衡之《五等论》及《辨亡论》，或记典制因革，或溯历代乱源，皆因意富而篇长，不由词芜而文冗。使出沈休文、任彦昇手，篇幅尤当倍之。若此之类，盖与繁冗异致矣。

综此四端，胥为厉禁，初学为文，宜详审之。

本文来源：《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