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去世整一个月那天，我独自进城，“旧地重游”。—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在追寻什么。我乘公共汽车到灯市东口。路口西南角上原来有家香侬餐厅，现已改为北京蒙娜丽莎婚纱摄影东单旗舰店。母亲七十岁生日那天，我们曾经在此为她祝寿，当时拍的照片我还留着。沿东单北大街南行，协和医院对面，原是上海餐馆雪苑，现已改为红石头餐厅。母亲和我曾经多次来这里吃饭，常点的菜是响油鳝糊和油爆河虾，还记得有位倒茶的女服务员，人已不算年轻，上海口音，说话挺客气的。再向前走路过大华电影院，这是母亲和我常看电影的地方，如今装修改造，暂停营业。 我在东单乘公共汽车，到南池子下来。我曾在日记里写道：“二〇〇二年十月四日，陪母亲去王府井，沿皇城根、菖蒲河走到天安门，在起士林吃饭。”之前好几天，母亲就给姐姐写信说：
“方方准备在我们午睡后陪我乘车进城去王府井一带看看，那里有两个新修的公园，一是皇城根公园（就是小过曾住过的胡同，都拆了），一是南池子南河沿那里，原有河道，后被填上，盖了房子，现又把房子拆了，恢复了原有河道，叫菖蒲河公园。我们想去看看。下午去可以看见白天景，然后吃晚饭，再看夜景。乘出租回来。这是计划。” 待我们按计划去过了，她又写信说：
“原来的旧河道废了，上面盖了房子，都是那么又低又矮的平民住房，现在推了，重新开通河道，再建公园。配合那红墙，里面建了一排古建筑，这公园是值得一游的。” 此番我重访菖蒲河公园，南池子大街路西的一半已经关闭；路东的一半两头亦挡以铁栏，然错有缺口，可以穿行。里面人迹稀少，花草全无，景色萧疏。问环卫工人，则云冬天谁还会来，西边“十一”前就关了。
我一直走到东华门大街。路北中国银行楼上，当时开过一家老佛爷，母亲要我陪她去看，发现档次甚低，扫兴而出。后来这家店也关张了。母亲最喜欢逛金鱼胡同西口路北把角的绿屋百货，她曾在信中说：
“这个市场特别长，差不多到灯市口（包括过去的邮局），那么大的展厅都卖花，各种各样的花太多了，真是好啊。现在最时兴的花木是‘富贵竹’，从台湾来的，一根根绿的细竹长成一捆，上面还能开红花。还有蝴蝶兰、郁金香、风信子，等等。仙人掌上的花有多种颜色。我来了三次都只走了一半，中间隔了一个西堂子胡同，我以为到头了，其实二楼是通过去的。”
没过多久绿屋百货就拆了，很长时间工地都荒着，母亲念念不忘这商场，常说何必着急赶走它呢。
这天晚上，我和大哥一起在华龙街的起士林吃饭。此处亦已面目全非，北面的开放式走廊不见了，店门改了位置，店内也添设了洗手间。问服务员，说是前年春天改造的。母亲的信中记下了二〇〇二年十月四日那次点的菜：
“沙拉，奶油汤，方方吃炸鸡卷，我吃的罐焖牛肉，又吃了栗子粉。奶油栗子粉多年未吃了，栗子粉略嫌粗点，奶油是那种带点酸味的，很好吃。” 又说：
“我们在华龙街起士林吃的西餐，让人还想再去。”
大哥和我在那里坐了很久，回忆起母亲的许多往事。
几天后我又路过朝阳门北小街的楼外楼，正是吃饭时候，里面却黑灯瞎火。这也曾是母亲和我常来的地方。几年前换了招牌叫哨兵海鲜，现在干脆关张了。记忆最深的是第一次来，查母亲的信是二○○一年六月十五日，那天饭刚吃到一半，突然天色如墨，街上车辆、行人幢幢有如梦寐，继而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母亲写道：
“我们点的油爆虾、家乡鳝丝（加绿豆芽和咸菜，是炒的）和火腿冬瓜球，两碗饭，两杯龙井茶。我们吃饭时，天阴下来了，后来就全黑了，就像夜里那样黑，然后打雷下大雨。我们慢慢吃，还送了一个果盘，西瓜与哈密瓜，西瓜不好吃，也许因先吃了哈密瓜的缘故。等大雨停了，我们又打的回家。”
当时母亲望着窗外的那种既惊异又忻幸的表情，此刻犹在我的眼前，鲜明真切极了。
汉语有个新词叫“地标”：“指某地方具有独特地理特色的建筑物或自然物，游客或其他一般人可以据此认出自己身在何方，有类似北斗星的作用，例如摩天大楼、教堂、寺庙、雕像、灯塔、桥梁等。”
也许可以说，还有一种属于个人的“记忆地标”或“情感地标”。
我发现，与母亲相关、与她和我那一段共同经历相关的这种“地标”，已经陆续不复存在。它们甚至先于母亲的不存在而不存在了。
二
在沃尔玛看见有五芳斋粽子卖，想起端午节快到了。这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端午节。去年这时候，她病重难以进食，但还勉强吃了半个肉粽。这是她喜欢的食物之一，是那种鲜肉的，其他如有蛋黄、加香菇的都不爱吃。从前东四菜市场有个专卖柜台，各种粽子依次摆满，用不同颜色的线捆着，其中肉粽是白线。我们搬到城外后，还特地去那儿买来。我去上海出差，每次也都带回嘉兴肉粽，味道更好。大约三年前，超市有冷冻保鲜的粽子卖了，但端午节一过，随即下市，再想买就得等明年了。去年母亲嘱我多买点，冻起来。但还未吃完，她就住院了。她去世后，我发现冰箱冷冻柜里还存着一包呢。
中秋节。记得一九九八年我们刚搬到望京，没多久就赶上这个节，母亲去超市买了两块月饼，一块是哈密瓜馅的，一块是枣泥馅的。我们原本都不太爱吃月饼，那个晚上一起坐在阳台，边吃边赏月，却待了很久。我从未置身高楼之上看过月亮，乍见简直吃了一惊，真是好圆，好亮。
母亲在给姐姐的信中描述过她患病前最后一个中秋节的情景：
“方方回去后给我来了电话，说快看窗外的月亮又大又亮，我先找了半天，甚至跑到楼道（与我的窗是相反方向）都没看到，后来才看到月亮从我住的楼转了过来，真是又大又亮，很漂亮。据说再有九年以后月亮才能离地球这么近，对于我这八十多岁的人，还是现在多看看吧。”
张爱玲在《金锁记》说，“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现在我还没等到那么久，举头望去依旧是当年那个月亮，一模一样，但已如她所说，“不免带点凄凉”。中秋向被形容为团圆的日子，现在母亲不在了，想到她总有一种缺席之感，又好像只是暂时离开而已。在我心里，还为她在这世界上保留着一个位置。
母亲去世前一年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平安夜，想外面一定很热闹，而我冷冷清清病在家中……”
她最爱过圣诞节，每年总是早早在客厅里摆出姐姐从美国寄给她的塑料圣诞树，点亮上面的小彩灯，还挂了不少包着彩纸的饰物。母亲说，“冬天外面万物萧索，屋里有棵装饰的圣诞树，人的心情将不一样。”她说这让她回忆起童年家中的情景，不过当年树是真的，“那时多热闹，气氛暖洋洋的，不像现在这样”。我们住在城里时，旁边楼房的房间里摆着圣诞树，母亲隔着玻璃窗看见，很是向往，自嘲“真有点像卖火柴的小姑娘”。 待到母亲自己买了房子，第一次点亮圣诞树，特别高兴，写信告诉姐姐：
“我一人把圣诞树支起来，把挂件挂上，吴环买的挂件太小，所以后来我又买了一包，另外自己做了几件。经方方整理后更好看了。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终于达到目的。马路对面楼上有一家人站了一排观看我的圣诞树，站了许久；在他们的上一层楼窗前，也有一个人站着在看。”
以后每年过圣诞节，她都要写到这棵圣诞树：
“我今天很累，一点没休息。我躺下一会，就爬起把圣诞树从纸盒中拔出，很费力，又把树装好。爬上椅子在客厅顶柜中把挂件拿出，挂上。忙到三点钟，小袁来了，我一边招呼她，一边挂，她也帮我挂和整理。”
“阿姨把我的圣诞树装起来，又把挂件从顶柜中拿下，我自己一样一样地放上就很累了。今年要重买灯饰才成，原来的不亮了。不买也没关系，没有人晚上看那灯饰，天黑了要做饭，在厨房中没法看，吃饭时又要放电视，洗餐具、看碟之后就要睡觉了，所以也没有时间在那里欣赏，能来看的人又少。”
但是，母亲过了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圣诞节，就把这棵树送给信基督教的阿姨了，也没跟家里人打声招呼。她去世后不久，又到圣诞节了，我才发现。当下很感怃然：母亲也许预感到，自己已经不再可能过这个节了。
从前到了春节，“五一”，“十一”，还有圣诞节，母亲喜欢去热闹地方譬如长安街或天安门广场看灯。我们搬到城外后，就不大容易去了。后来看到她在给姐姐的信中说： “今年春节的夜景灯饰从电视上看特别漂亮，有车的人谁也没想起拉我去看看灯，没人想到我那么有兴趣想观赏一下。”
另有一封信，记录了我们的一次“看灯之旅”：
“去年十一，方方和我一块去天安门附近的菖蒲河公园，还站在天安门前看了几眼灯饰，吃了西餐回家。今年当然还是我们自力更生去天安门看看了。星期六天气多云，没说有雨，决定下午去。午后休息，看报，我们都打了一会盹儿，四点前离家。乘四二○路，走了几站车坏了，大家下来，人特多。我们改乘运通一○七路到光华路下车，走到国贸三十七路公共汽车站。车上人多，也没座，站到天安门，下车已是五点半了。从地下道到了广场。花都是草花，搭的那些国内的景观有不少都已去过，见过真的，看看这布景似的景观，也就走马观花地逛了一圈。决定留下来看夜景，所以就不能回到华龙街去吃西餐，只好一直穿过广场到了前门。在那里的麦当劳吃快餐，是在地下，看见几十人的外国旅行团（像是美国人）。吃完又走回广场，六点四十分，已是华灯初上。灯饰还是好看，广场上的人更多了，外地人、老年人都来了。我们倒着看、正着看后决定回家，已尽兴了。最好看的灯饰其实是中国银行，还有东边的一座楼，尖顶，灯都像钻石似的，特别明亮耀眼。我们又下到地下通道，那里有一线地铁，我从没坐过，车到了建国门又下车，上一段台阶，到了过去的老地铁，再坐到东直门，出站又上了六一四路汽车，到方方小区的前面下，穿过肯德基饭馆进小区。去了天安门，心愿满足了。走了多少路，上下了多少台阶，一切还算顺利。总算出去逛了一景。”
母亲所中意的两处夜景，一是西交民巷东口的原大陆银行办公大楼，一是东交民巷西口的原麦加利银行办公大楼。她去世后，我偶然走过天安门广场，意外地发现原大陆银行那幢楼房里面黑洞洞的，竟已荒废不堪了。
三
母亲去世的第二天上午，大哥和我一起回到医院，他去病房办理一些手续，我在院子里等他。忽然听见不远处两个陌生人在聊天，“今天天气不错。”“是啊，是个晴天。”我抬头看看，简直是碧空如洗。不知道赶到这天天气好了，还是接连几日尽皆如此。我想起在小津安二郎导演的《东京物语》里，当妻子死后，周吉对儿媳纪子也说过“多么美的早晨啊”的话。
后来我去日本白滨的三段壁，那是著名的自杀地，我在悬崖上看见一块“口红的遗书诗碑”，上边刻着当年情死者的手迹：“白浜の海は、今日も荒れてゐる。”（白滨的海，今日依然波涛汹涌。）后署“一九五0·六·一0 定一 貞子”。
对这行将赴死的两个人来说，他们的爱情与死亡何其重大；大自然却对此无动于衷，还是原来的样子。这使我想起《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不具情感，且无所偏私。
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一些人不幸，一些人幸福，如此而已。
我们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失去亲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怀念死者。
孔子所谓“仁”有两个意思，一是希望人活得好些；二是希望人不要活得太坏，乃至不能活了。《庄子》所云，“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是说遇着“无告”以下各类，需要特别关怀一下。由此反观《老子》之“天地不仁”、“天道无亲”，未免把上面两层意思混淆在一起反对了。《老子》自是标榜一视同仁，但我们并没有要求个别地好，所要求的只是不要个别地太坏。
墨子讲“兼爱”，是在与《老子》截然相反的方向上反对孔子的“仁”—《老子》可以说是“兼不爱”，完全仿同大自然对待人的态度。在我看来，《老子》太冷，墨子又过于理想主义，还是孔子所提倡的能够落实，或者说我们可以退到这个地方：对于爱你，你也爱他的人，尽量让他活得好一点罢。
周作人在《寻路的人》中说：
“我曾在西四牌楼看见一辆汽车载了一个强盗往天桥去处决，我心里想，这太残酷了，为什么不照例用敞车送的呢？为什么不使他缓缓的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走过应走的路程，再到应到的地点，却一阵风的把他送走了呢？这真是太残酷了。”
这里的“强盗”是个象征—象征我们所有终将死去的人。此文所体现的眼光正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对立，形容起来，就是“悲天悯人”的“悯人”二字，亦即孔子之“仁”。
生就是向死的过程，不过有人走得短些，有人走得长些罢了。既为生者，无一不死。死是生所注定的。既然如此，那么应该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但我们仍然痛惜他人之死，畏惧自己之死，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一般”中留意“唯一”—唯一的存在，唯一的关系，亦即老子所谓“私”、“仁”。
我们最终得以承认和接受一个人的死，可能仅仅在于无人不死，或者说，在于众人之死。众人都承受的事，一人就能承受。
母亲在的时候，我们曾每晚一部地将小津安二郎后期从《晚春》到《秋刀鱼之味》这十三部电影按拍摄顺序看过一遍。前不久我又都重新看了，留心到不少过去疏忽了的地方。好像非得以生死为代价，才能真正明白就中深意似的。
《东京物语》和《小早川家之秋》都表现了下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的“死别”。在《东京物语》中，幸吉将父亲周吉从病危的母亲身边叫出来，对他说：“我看能到明天天亮就不错。”周吉回答：“是啊，不行了吗。”幸吉：“妈妈六十八岁了吧？”周吉：“是啊，不行了。”幸吉：“我看就是这样了。”周吉：“是啊，这就完啦。”这是我看过的电影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幕—“死”同时被突然强加给妻子和周吉，不管你是否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而在《小早川家之秋》中，万兵卫病危，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守候在身边，医生向他们陈述病情，小女儿则在厨房凿冰以供病人冷敷之用—这情景简直与《东京物语》一模一样，但接下来就不同了：次日万兵卫竟奇异地恢复了健康，几个女儿喜极而泣。虽然万兵卫很快还是死了，但对于亲人们来说，他实际上是死了两次。死最令人难以接受之处，正在于它的一次性—是那么断然，彻底，决绝，无可挽回，无法补救。无论此前生者以为如何具有思想准备，死永远是一个突如其来，令人措手不及，从而造成太多遗憾的事实。而在《小早川家之秋》中，尽管万兵卫第二次死距离第一次死的时间很短—正所谓“回光返照”—但亲人们已经能够相对平静地面对他的死，视之为人生必然的最后一程了。而两次死的距离越短，生者对死者最终的死接受得就越容易—讲一句残酷一点的话，对于生者来说，第一次好比是“热身”，隔得太远也就失去效用了。
在万兵卫两次死之间，女儿文子有机会告诉他：“爸爸，我要向您道歉。”万兵卫问：“为什么？”文子：“我任意地对爸爸说了些难听的话。”万兵卫：“我没有放在心上，已经忘记了。”文子：“虽然不应该这么说，但如果爸爸有事，我会永远内疚的。”万兵卫：“说什么也好，我不会有事的，身为父亲是不会责怪儿女的。”假如万兵卫死在第一次，这些也就成了女儿永远听不到而永远希望听到的话了。
现在我总觉得，母亲当初哪怕多活一天也好；但回想起来，母亲活着时，其实我并未真正感到她的一天如何重要，如何值得珍惜，尤其是在她健康的时候。
我们总是在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想到应该爱他或更爱他。就像弗兰茨·贝克勒等编《向死而生》一书所引莱因霍尔德·施奈德的话：
“我们只有以死为代价，才能发现人，热爱人。”
《死海搏击》中写道：
“回想起我母亲的死，我现在想法极少，遗憾颇多。主要是我感到内疚—生者的逃避立场。我多么希望在她活着的时候，或多或少在所有方面更多地顺她的心意。我多么希望能够压制住我自己的兴趣以促进她的兴趣。这就等于说我多么希望在她健健康康活着的时候，本该在我的生活中将她死亡的事置放在我意识的第一位。当然，我很清楚，这些都是无谓的意愿—是只有真正没有自我的人才可能想象他们能够实现的意愿。其孩子气、假装的圣洁、受虐狂色彩让我心惊胆战，但是，我无法（抑或是不愿意？）完全不理会它们。不管你多么关心一个人，你都无法总好像是他们已经处于弥留之际那样去照顾他们。这又回到杰尔姆·格罗普曼酷爱引用的克尔凯郭尔的话上：理解生活得回顾，过生活要前瞻。问题在于，到那时，通常都为时晚矣。”
我曾说，这段话道尽了“人子死其亲”时的悲哀。《死海搏击》是一本我读了不仅感动，而且与作者在痛苦这一点上有所共鸣的书。里夫一次次把自己推到“不可能”的地步，从而设想种种“可能”，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在母亲永远的死和自己余剩的生之间找到一点平衡。而这里认识上的前提是：生命只有一次，故者如此，生者亦如此，失之交臂，就再无相逢之时了。
当我们不知道终点何在时，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和理解过程是什么；但等到达终点，这过程又已经结束了。
也许只有先知才能预先站在终点说话。
来源：新经典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