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我国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

但是，黄河在历史上又是一条多灾害的河流，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由于它穿越西北黄土高原时，挟带了大量的泥沙，到了下游，地势平坦，流速减缓，致使泥沙沉积河底，河床抬高，每到汛期，经常泛滥。据历史记载，公元前602年到公元1938年的二千五百四十年里，黄河下游共决溢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

自远古以来，我国人民为了防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和丰富的经验，并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治黄专家。

先秦时期的治黄

四千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黄河流域的民族部落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阶段。当时，人们一般都居住在河流阶地上，特别是在河流交汇处。临水而居，有利于生产和生活，但也经常受到洪水的危害。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人们创造了原始的防洪工程。

在我国古代传说中，共工和鲧都曾治过水，而又以大禹治水最为著名。相传共工是炎帝后裔。共工所居住的共地，大约是在今河南辉县一带，地处孟津以下的开阔河段上，极易受到洪水危害。共工当时治水的方法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库。”（《国语·周语下》）传说共工氏对治水很有经验，“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左传·昭公十七年》）鲧治水沿用共工的老办法，“鲧障洪水。”（《国语·鲁语上》）由于治水多年没有成功，鲧为舜所杀。舜又任用鲧的儿子禹治水。

禹吸取了他父亲失败的教训，努力探索新的治水方法。禹的治水方法可称为“疏导法”，即“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国语·周语下》）就是疏通主干河道，导引漫溢出河床的洪水入海。禹用这种方法，平治了水患。古代人民称颂禹，“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诗·商颂·长发》）禹可称远古时代治河英雄的代表。

汉代画像石"大禹治水"(局部)

春秋时代，黄河开始构筑堤防，而有连贯的堤防始于战国。治河技术从以疏导为主到以筑堤为主是一个进步。战国时筑堤专家白圭曾说：“丹（白圭亦名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下》）

汉代的治黄

黄河在汉代，决堤次数较前增多，尤其是在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早期，主要是由于当时主河道的发育与治理不当造成的。黄河素以含沙量大而著称，“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汉书·沟洫志》）在未筑堤时，洪水泛滥，泥沙散布于两岸。自春秋开始筑堤，黄河被约束于两岸大堤中，泥沙沉积在河道中，逐渐将下游河道抬高，经过三百多年的堆积，到西汉时成为地上河。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五月，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洪水遍及十六郡，当时曾派十万民工堵决口，没有成功，造成连续二十三年泛滥。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下决心堵塞决口，发卒数万人，并亲临决口处。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背柴草参加堵口，经过士卒的英勇奋战，决口终于被堵住了。

王莽始建国三年（11），黄河再次决口，改从今山东利津入海，泛滥近六十年。永平十二年（69），东汉朝廷决定派王景治河。

王景，字仲通，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人。学识渊博，擅长水利工程。他曾先后与王吴一起治理汴渠和黄河。据《后汉书·王景传》记载，永平十二年夏，发卒数十万。王景和王吴首先修筑了系统的黄河大堤，固定了改道后的新河道。又整治了汴渠渠道，新建了汴渠水门。使“河汴分流”，收到防洪、航运和稳定河道的效益。新河自今濮阳市与故道分离，经范县、东阿、滨海，至利津入海。这条河道一直维持到北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近千年无重大改道。

宋元时期的治黄

北宋时，黄河的灾害大大超过前代，决、溢、徙频繁。由于北宋都城开封地处黄河下游，水患与统治者的利害关系密切，朝廷对治黄相当重视，河工技术也有很大发展，是我国治黄的重要发展时期。

当时，在黄河两岸除修筑长堤外，还在堤上修木龙、石岸等护岸工程，并大力推广埽工。“埽工”是宋代兴起的水工建筑物，既能护堤，又可用于堵口。其制法是以草绳、梢枝、芦荻为原料，掺以碎石，以巨大竹索横贯其间，称为“心索”，然后卷起来捆住。直径一至三、四米不等，长度约百米。放置在堤身险处，名为“埽岸”。《宋史·河渠志》有详细的记载。

北宋庆历八年（1048），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决口，改道北流，经内黄、大名、静海，至天津入海，称“北流”。嘉佑七年（1062），黄河又在大名第五埽（今河南南乐县西）决口。分流向东，经冠县，至乐陵入海，称“东流”。直至北宋灭亡，黄河始终北、东两流互变。

在庆历年间黄河堵口工程中，出了一位普通河工出身的水利专家，名叫高超。宋代著名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中记载了“高超三埽合龙门法”：

庆历中，河决北都（大名府，在今河北大名县南）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往董作。凡塞河决，垂合，中间一埽，谓之“合龙门”，功全在此。是时屡塞不合。时合龙门埽长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献议，以谓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断，而绳缆多绝。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以索连属之。先下第一节，待其至底，方压第二，第三。旧工争之，以为不可，……申锡主前议，不听超说。……而河决愈甚，申锡坐谪。卒用超计，商胡方定。

自金代以来，黄河下游长期没有一条固定的河道，元初延续金代情况。元至正四年（1344），黄河在白茅口（今山东曹县境内）决口，六月又北决金堤，泛滥达七年之久，为害甚大。元顺帝特命贾鲁为都水监。贾鲁（1297—1353），字友恒，河东高平（今属山西）人。贾鲁沿河道往返数千里，考察地形，并绘制沿河地形图。提出治河二策：一是修筑北堤，以制横溃；二是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调集军民十七万，按贾鲁治河第二策开始治河。贾鲁采用“疏、浚、塞”三者并举的方法，首先疏浚了黄河正流河道，然后修复堤防。最后是下埽堵塞决口，挽河回故道。九月七日在决口处逆流排列装满石子的27艘大船，一声号令，同时凿沉，进行合龙，堵合了泛滥七年的决口，形成一条固定的黄河河道，史称“贾鲁河”。

今日的贾鲁河

明清时期的治黄

元、明、清三代，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为了南粮北运，元代开凿了由山东连接黄、卫的济州河和会通河，初步打通了南北大运河。明代再加修整，基本完成。清初又在江苏北部开凿新渠以避黄河之险。但由于大运河中途与黄河下游相交，因此黄河一泛滥，运道必然中断，而北京立刻就受缺粮的威胁。因此，元、明、清三朝治黄的目的，首先是保漕运。

明代出了很多治黄专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潘季驯。潘季驯（1521—1595），浙江乌程（今湖州吴兴区）人。他曾四次担任总理河道的职务，在治河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著有《两河经略》《河防一览》等。潘季驯通过对自然的观察，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根据河流底蚀的原理，在黄河下游两岸修筑坚固的堤防，不让河水分流，使水量集中，流速加快，把泥沙送入海里，减少泥沙沉积。根据这一原理，使河道刷深，在短期内取得很大成效。“束水攻沙”需要有坚固的堤防，潘季驯总结前人的主张，采用了多种堤防综合治河的方法，并建立了一整套堤防建设和养护方法。他把堤分做缕堤、月堤、遥堤、格堤四种。为了加强堤防的维护，潘季驯还制定了“四防”（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二守”（官守、民守）和栽柳、植苇、下埽等严格的护堤制度。

但限于历史条件，潘季驯的措施还仅局限于黄河下游，对于泥沙来源的中游地区还未加以治理。因此大量的泥沙只靠束水攻沙这一措施，不可能全部输送到海中，仍有一部分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中。所以潘季驯的治黄方法仍是一种治标的方法。

清代基本维持明末的河道。清代治黄专家陈潢继承和发展了潘季驯的理论。陈潢（1637—1688），字天一，号省斋，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一说钱塘（今杭州）人。康熙十六年（1677）以后，他协助当时河道总督靳辅治理黄河，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干，在治黄理论和技术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著有《河防述言》和以靳辅名义编著的《治河方略》。陈潢主张把“分流”和“合流”结合起来。他说：“拯河患于异涨之际，不可不杀其势，若平时虞其淤塞而致溃决之害，更不可不合其流。是合流为常策，而分势为偶事也。”在具体方法上，陈潢采用洪水来临时在河道窄浅的险要地段增建减水坝，或开挖引河，把多余的水量分出去，然后在下游河道宽阔，流速较慢的地方引归正河，以保证充足的水量冲沙。陈潢还发明了“测水法”，就是“以测土方之法，移而测水”的方法。其法是“先量闸口阔狭，计一秒流几何，积至一昼夜所流多寡，可以数计矣。”（《东华录》卷十六）这种方法相当于现在的测量流量流速的方法，在水利工程学上有重大实践意义。

陈潢观察到黄河的泥沙是从中游挟带而来，而治河的人往往把力量都用在下游即运河流经地区。虽可保运河一时安全，却不能治河患于永久。他提出在黄河，淮河上、中、下游进行全面规划、治理的设想，这是我国古代治河理论的重大进步。

1986年是人民治黄四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耗资百亿治黄，四十年大汛安澜。目前黄河水量利用率居全国第一，黄河已由过去“三年两决口”的害河变为造福人民的利河。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