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创IP授权员、虚拟空间设计师……近年来，伴随着科技创新与消费升级，一些新奇的职业应运而生，灵活、自由、有趣成为它们醒目的标签。

那么，这些新职业的日常究竟如何？“新职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发展？新职业的蓬勃发展又反映了怎样的时代需求呢？

让旧电子产品“重生”

前一天在家中的工作台前拆手机，后一天在上海“淘宝造物节”市集当“摊主”；前一天在天台拍摄作品短视频，后一天受邀参加海南的演讲活动……

这是“00后”陈兴一的日常。

拆卸、消毒、设计、排版、固定、装裱……很难想象，经过这一系列操作之后，废弃或闲置的电子产品就能变身成为一幅潮流的“艺术画”，从“落灰”走向“新生”。

陈兴一告诉记者，“但刚开始，这份职业的意涵并没有那么深刻。”

中专毕业后，陈兴一先是选择了看似“门槛不高”的餐饮行业，后来又自己创业开了奶茶店，但最终没有撑过半年。

由于舍不得一直陪他开店“接单”的手机，陈兴一决定把手机拆了进行重组和装裱，结果在天台拍摄的“工业风”成品照片一经发布就大受欢迎。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在淘宝上线了这项服务。“当时，针对手机或电子产品的专业拆裱服务是空缺的，而且真的有人下单，于是就想先当个副业过渡一下。”

这份新职业，就起源于这样的“无心插柳”。

谁知上线不久后，平台就出现了更低价的同类产品。“开始，我的确有些紧张。但后来发现，网上的店铺大都用的是统一模板，并没有其他设计。”

这让陈兴一意识到个性化、风格化的重要性。于是他开始在装裱设计中加入手写的个人签名、座右铭、绘画、歌词、留言等元素，不断丰富产品细节。

而这些细节，都需要和客人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一个原本简单的机械艺术装饰品逐渐承载起客人的情感和回忆。

拥有“故事感”的作品很快“出圈”。客户们收到成品后也不吝于拍照晒图，并展示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最后通过传导、发酵为他带来新的客源。

随着订单的增加，客户人群和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元，有企业客户、有国外客户，有露营地、有企业大厅，而他的工作安排也需要灵活把控。“什么时间接什么单，接多少单，都要考虑。”

平台经济兴起后，像陈兴一这样“自我雇佣”的就业者越来越多，他们的工作在时间、地点和具体内容上都有更强的灵活性，但“灵活”也伴随着一些“副产品”。

“不用坐班，意味着时刻都得想着工作。”电子产品的设计元素有限，如何与客户需求结合，呈现得更有趣、更具个性，是陈兴一最“纠结”的事。“我需要时常发现、捕捉和记录下自己的灵感，并尝试是否符合整体风格。”

另外，灵活还意味着“一人多职”和工作时长的不可控。“设计元素要不断更新、设计方案要反复沟通，具体操作需要时间，还要兼顾拍照、修图和传播运营。”订单多或者工作难度高的时候，“经常在工作台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感到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感日益模糊。

而这些都对“灵活”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

前段时间，由于订单太多，陈兴一花在传播上的时间和精力明显不足。“但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渠道非常重要，对收入的提升效应通常在2—3倍。”陈兴一的工作室在江苏，而他的客户群则集中在北上广杭和国外，为了瞄准目标群体，他必须把线上传播做得更好。

目前，陈兴一正在为新的短片撰写脚本：“抖音的视频要短，还要在前几秒就有亮点，又要有得忙了。”

为文创IP“相亲”

博物馆专业毕业后，“文创IP授权员”陆玥谷的第一个任务是研究拼图。

五代的秘色瓷莲花碗、清代的粉彩白鹿纹尊、文衡山种的紫藤、画着《灌木丛篠图轴》的唐伯虎、舞着吴王夫差剑的现代人……在苏州博物馆与“猫的天空之城”的联名文创拼图中，藏着许多“彩蛋”。

其中的许多“彩蛋”都是陆玥谷的“脑洞”，而每个“彩蛋”背后也有一个与苏博相关的知识点。

2020年，硕士毕业的陆玥谷从英国回到苏州，她本想在博物馆找个“对口”工作，“博物馆专业的就业面相对较窄，我原本想做博物馆教育或者展览策划”。

但需要在创新中光大传统的博物馆，对年轻人提出了“跨界”新要求。

“近几年，博物馆IP被品牌和市场广泛认可，产生了大量的合作需求。”苏州博物馆文创部的负责人蒋菡告诉记者，“原来的兼职岗位转变为专门岗位，主要负责合作项目的审核把关、背调、洽谈、内容策划及监修。”

“我们从2016年开始IP授权，先后与茵曼、松鹤楼、欧舒丹等多个品牌合作。”细数苏博的IP联名之路，涉及服饰、食品、日化、文具等多个领域，而授权实施过程纷繁复杂，蒋菡觉得，新岗位的设置能让博物馆文化资源更好地被开发。

作为传统博物馆与互联网的融合产物，文创IP授权岗位就像“红娘”，需要在不同的品牌间“牵线搭桥”，新职人陆玥谷也必须针对不同的合作项目及时补充学习。

“不仅要做得了方案，开得了脑洞，还要看得懂数据，校得了设计稿。”陆玥谷告诉记者，“刚开始他们说的词我都听不懂。商品sku、监修、打样等许多词语都来自互联网电商和设计行业。”

同时，挖掘出文物中与时代、市场契合的文化元素也不简单，不仅需要文博知识的积累，还要有敏锐的市场“嗅觉”。

以去年火爆“出圈”的联名款月饼为例。“一开始，合作方只提出‘文人画’这个大框架。直到团队‘头脑风暴’时，讨论到馆藏文物文徵明的《三绝图卷》和相关的苏州传统民俗，以及抽拉卡纸、诗句书签等游戏化互动元素的融入，感觉才达到了用户的爽点。”

另外，苏州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共计4万余件，藏品中的细节数不胜数，很多时候，陆玥谷和她的同事都需要边做边学。

“我们会经常翻阅藏品图册，请教相关专家，也通过承担一些部门内部整理文物资料和文物图片的工作，加深对馆藏的了解程度。”同时，陆玥谷也要时刻关注国内外博物馆的新动作，“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各大博物馆动态都是我们日常关注和学习的对象。”

不仅如此，在推进合作项目的过程中，还需要平衡博物馆的工作宗旨与商业化的便利程度。

在与上海某文具品牌推出水彩笔画册系列时，文创内容的艺术性与数字设计之间就存在“取舍”。“每套以四季节气为主题的水彩笔，都附有与节气相关的馆藏文物描图册。但因为需要设计师对文物进行数字化描边并转化为线稿，所以选用在图册中的文物不能太写意、边缘需清晰，同时还有对图片清晰度的要求。”

眼看“故宫猫”“考古盲盒”等产品一跃成为博物馆文创界“顶流”，博物馆文创似乎正在越来越“卷”，陆玥谷却很乐观，“尽管苏州博物馆只是一个地级市的博物馆，但在数字化、IP化的未来，立足本土，也能让文物背后的故事触达更远，做到无远弗届”。

在虚拟空间“做设计”

如何在虚拟空间策划一场活动？

移动小酒馆、新书茶话会、学科实验室、狼人杀、招聘会……如今，线下场景的功能在Vland云现场的虚拟空间都能实现。

在这里，创建者可以自己布置场景，既能添加好友近照作为客厅插画，也可以放一本“爱情三十六计”供参与者翻阅，而参与者则可以控制自己的虚拟小人自由探索，既能在公告频道发言，也能与“附近”其他参与者私聊。

这些虚拟空间的搭建与设计，是由老纳带领的“90后”团队完成的，包括实习生在内共9人，既有专门的3D建模师，也有来自建筑设计行业、平面设计行业的“新职人”。

目前，设计师们承担着空间创建者的角色，要配合虚拟空间承载的内容，通过视觉、场景布局来设计动线，引导活动进程。

例如年初的“相亲”场景需要考虑男女嘉宾的互动方式，单独小空间如何布置会更有利于打破隔阂。而在招聘会场景，则要考虑如何引导应聘者在心仪企业的位置上等待或交谈。

疫情之下，虚拟空间的需求量急速攀升，加班成为常态，但老纳和小伙伴们探索虚拟空间设计的热情不减。

作为一名资深交互设计师，老纳经历过互联网设计发展的各个阶段，也曾在高校教过设计课。“Vland的设计原本是个‘外包’的活儿，结果发现很符合我的职业目标，工作氛围也很好，就留下来组了团队。”

与大多数人不同，比起公司名气或物质报酬，老纳更看重设计在产品中的比重。生过一场大病后，她对职业发展有着更深层的认识：“人必须要找到自己工作的内在动力，那很重要。”

老纳在高校任职期间，曾有不少学生毕业后入职名企。但她发现，职业焦虑不会因为入职了“好公司”而结束，“如果只依赖外在评价标准，而忽视了自己内在的价值判断，职业焦虑就会一直存在。”

偶尔，她会主动和年轻的团队成员们聊起职业发展。这里的年轻人似乎没有想象中的迷茫。

有好几次工作到深夜，老纳都发现身边的小伙伴们也在。“大家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和方向，更加专注于工作的质量，而不是工作量的多少。”

“一位实习生放弃了大厂的offer来到这里，他看到了服务型虚拟空间产品的更多可能。”老纳告诉记者，“陈舒彦是另一个例子，他从悉尼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后，先去了传统建筑行业，之后跳槽到这里。”

而陈舒彦的“跳槽”并没经历太久的“心理建设”。

“我对行业发展始终关注，感觉未来虚拟空间的设计需求会更大。而设计行业的知识与技能迁移并不复杂，只需要更新工具。另外，空间设计的内在逻辑是相通的，都是服务于人的行动、使用和交流。”陈舒彦告诉记者，他身边的人也表现出相当高的“包容度”。

老纳觉得，这种面对“不确定性”的坦率和行业本身有很大的关系。“在设计行业，‘稳定’并不来自工作属性，而是来自自身稳定的专业能力和学习能力。”

Vland的创始人金秋远也是一名“90后”，在他的愿景里，虚拟空间将承载更多元、更丰富的功能。“未来，Vland的创作将会尽可能赋能每一个用户或组织者，让虚拟世界有更多建筑师、艺术家、捏脸师，并让他们能以副业的方式实现新价值。”

届时，Vland的设计师们也将变换角色，从场景搭建逐渐转型成模块设计师，为虚拟世界里的建筑师、艺术家、捏脸师们提供创作的原材料。

让新职业更闪耀

新兴职业灵活性高、包容性强、未来发展空间大等特点，已广为人知。但在这背后，也隐含着一些更为具体的焦虑：与灵活相伴的风险，与包容性相对的多元化能力需求，与空间广阔相生的不安感……

新职业，不只有乐趣与自由，也有责任和压力。

以陈兴一为例，他的个人工作室运作几乎完全依赖其较大的精力投入。尽管互联网为他提供了学习、销售、传播等相对低门槛的机会，但持续的“自我雇佣”不仅需要面临来自同类职人的竞争，还要求成为“懂设计、懂内容、懂传播、懂渠道、懂运营”的全才型选手。

这种“单打独斗”的现状，让创业者不断面临维权渠道窄、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一旦出现力有不逮的情况，就可能影响到整体发展。

在陆玥谷身上，行业“跨界”的背后隐含着对能力与知识的“跨界”需求。传统行业的数字化带来了更多的创造性与可能性，但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尽管“博物馆学”是个相对小众的专业，但通过与数字化的结合，其专业技能依然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而在不同产业、行业和职业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则需要个性、特殊、多元和灵活的高质量职业教育来助力新职人们成长为多样化和个性化兼具的人才。

对新领域内的设计师们而言，职业流动与公司规模不再成为青年就业的决定性条件。青年劳动者们有着更加强烈的自主意识，对工作参与感、自主性、自我实现以及机会和发展空间有着更加强烈的诉求。

“年轻人不喜欢被定义，但需要被认可，只有颠覆传统意义上单一的人才标准，让自我实现的途径更丰富，才能激发创新创业更大的动力。”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德恩看来，社会在给予新职业更多空间、更多宽容的同时，还需要赋予新职业更加“闪耀”的职业价值。

另外，处在发展期的新职业，还需要社会各方积极参与。

刘德恩认为，政府可以帮助新职人通过“自组织”的方式，搭建行业俱乐部、行业社团等，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为新职业的探索保留一定的试错空间，为灵活就业者提供多方位的帮助，助力新职业走得更加长远。

“尽管从目前来看，新兴职业更多是作为一种补充或一个备选项，许多人是先从兼职、项目化劳动等做起的，但这依然是一种积极的信号，我们应该提前建立起培育创新的土壤。”

文/肖雅文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