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专辑第叁期

李杨：导演（代表作“盲”系列三部曲《盲井》《盲山》《盲道》，处女作《盲井》获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等多个奖项）

顾艳：演员(获第九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八届中国电影电视百合奖等奖项，有“妈妈专业户”美誉）

胡尹萍：艺术家（代表作《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

您每年通常会如何度过母亲节？平日里您与母亲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

李杨：母亲节，我有时候给母亲买一束花，或者请她吃顿饭，一块坐坐。我跟我母亲住在一个小区，她住她那儿，我住我这儿。平时基本上每天中午我尽量都到她那去吃个饭，跟她说说事，聊聊天。因为住得近，她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叫保姆找我，没事她就自己过她的日子，我忙我的，保持“一碗汤”的距离，既亲密又有距离，这是我们平时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分开住，毕竟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岁数、代沟、认知，以及生活习惯、想做的事情不一样，互不打扰，有自己的空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

顾艳：现在的母亲节对我来说，能体会到自己对母亲、我儿子对我的双重感觉，特别是当了母亲以后，对母亲这个身份好像就很在意，也很自豪。每年母亲节，我会给母亲送花或者是买个蛋糕，我觉得这时候要有一点仪式感，甚至很重要的一点，时不时给她制造小惊喜。我是从我儿子身上学来的，儿子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很小，但他带来的惊喜会让我很兴奋，也很感谢。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也要给我母亲一点惊喜。

我觉得到了一定年龄，特别是自己有家庭、孩子后，一定要学会跟父母和原生家庭在情感上、经济上“断奶”，因为彼此独立，才能够持续保持比较好的关系。如果一直粘连不断，自己蛮累、蛮难成长的。我大学毕业一直到成家没有孩子之前，对母亲的感情比较重。有了孩子以后，好像慢慢自动就有了一种距离感。

胡尹萍：很惭愧，我经常忘记各种节日和生日，包括母亲节。平时有空我会和母亲通电话，但并不是太多。母女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关系。小时候大多时间我都很依赖母亲，长大后好像她开始对我有些依赖感，但她不会说出来，只是有时电话里会更多聊她日常的方方面面。她并不太愿意来北京生活，她是希望在家乡生活的，那里有她的朋友和亲人，包括现在的“事业”。

请您描述一个与母亲在一起时感到最幸福、最希望“时光静止在那一刻”的画面。

李杨：我很早就离开家出去工作了，我父亲去世时我13岁，我母亲40岁，家庭的变故使她疲于奔命，操劳生活。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必须从小就要帮母亲把这个家弄好，一直到我工作以后，我三分之一的工资也要寄给家里，直到弟弟们长大、上完高中了，我才不给家里寄钱。要说最幸福的，就是我母亲对我的理解，尊重我的选择。我父母都是演员，他们都不希望我从事这个行业。不过我母亲能最大地信任孩子。她很要强，但不强势，很大度，不仅仅对我，对我们家、我两个弟弟也是如此。

我后来从大学退学、去德国留学这些重要的事情，也没跟我母亲商量，因为一个是我不想让她多担心，另一个我也知道她能支持我，我母亲对我的这种宽容、尊重，是对我最大的影响。

我记得去北京上学的时候，母亲其实舍不得我走，她送我上车的那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

顾艳：我母亲是演员周贤珍，现在一说87版电视剧《红楼梦》里的王夫人，大家还都知道，她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从事表演专业。我和母亲一起的幸福时光是在比较年幼的时候，我从小是在话剧团的大院里长大，那时候觉得好像全世界的人就是演员这一个专业，都会演戏。我家住在话剧团的宿舍，一到晚上排练厅就有排练。我特别喜欢去化妆间待着，灯很亮、镜子都很大，平时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那些脸，一化妆变得很漂亮，而且剧院、舞台里面都很热闹，演出完以后，都是观众的掌声，那时候我觉得生活很美好，好像除了幸福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在我读大学之前，我母亲演的戏我都会去看，对我来说，看母亲的演出就好像是人生很大、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我母亲下放回来在话剧《日出》里演陈白露，我看她演出的时候，台上的她很美，觉得好像在梦里。

胡尹萍：我平时大多不会去想这样的问题，但一次意外让我去重新认识这件事。2009年冬天，我不小心滑倒，导致暂时性休克，就是传说中的一次意外的濒死体验。当时脑子浮现的并不是工作、学习，各种现实或理想，而是母亲和我在一起，小时候互相陪伴的各种场景……事后，我发现那些事情几乎是被遗忘或者正常情况无法想起的，这些记忆碎片像弹窗一样不断跳出，大概是生命的底色，也是我后面很多作品得以开始的一个深层契机。

在母亲这个角色之外，女人还是一个社会人。在您的记忆中，母亲在家庭之外最有魅力、散发着光芒和温暖的时刻是怎样的？请挑选一两个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或故事描述一下。

李杨：我父亲原来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他不仅表演出色，还写剧本。我母亲演艺资历更老，她13岁入行，在哈尔滨塞北风剧社当演员，后来调入陕西省话剧团。“文革”时期我父亲被关牛棚，停了工资，我母亲对我父亲不离不弃。那时候不让她演戏了，让她到舞美做服装管理员，她依然干得很好。她不会画图，但是凭着对服装的理解和经验，自己学裁剪，最后担任了舞台的服装设计，我觉得那是她最高光的时刻。

顾艳：我受我母亲的影响很深，前不久，我的新书《让人生再次绽放》在上海出版，书里有一部分内容就是我写关于母亲的记忆。我母亲在家庭里基本上很少做家务，而且我爸爸对她一直很好，我妈妈不是很有生活常识的人，比如一般女儿不知道什么事都去问妈妈，我就觉得好多事问她好像都是“这个事情我也不懂”，她就是演戏的台词都记得住，生活上“马大哈”。我生儿子的时候，我妈妈过来帮我，我们俩常常弄得手忙脚乱。我儿子断奶以后不愿意吃稀饭，我和我妈妈两个人就在那干着急，对着小婴儿说，“求求你，喝一口啊”，想起来就好想笑。

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读小学时，话剧团的孩子聚在一起玩，有时会讲人家的坏话。有一次我妈妈很严肃地跟我说，“小艳你不要去讲人家的坏话，不要在背后议论人，这个不好”，她很少有这么严肃的时候，我记得很深。另外自从我演戏以来，我妈妈一直跟我讲，你要把戏演好，不要考虑名利的事情。

胡尹萍：我母亲在这个层面上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发光的，她和所有那个年代的母亲大抵是一样的，普通、传统、本分、善良，以家庭、丈夫和孩子为核心，几乎没有太多自己的选择。

我母亲之前是一位乡村音乐老师，后来随父亲工作调到小镇后就离开乡村了。母亲曾希望我学习音乐，可是我五音不全、手指也短，实在没啥音乐才华，她便放弃了。后来父亲工作调配，家中经济不好，母亲就进小镇缫丝厂（一个把蚕茧抽丝的地方），那里有几百位和母亲差不多的阿姨一起上班，吃住都在厂里。阿姨们自己轮岗吃饭时就随手喂我一口，所以大家都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聊聊您母亲有哪些“言传身教”对您的影响最大？这些方法和观念您是否会在教育下一代时延续下来？

李杨：我母亲从小在部队长大，她后来即使被打压，也不向命运低头。不让上舞台，她做幕后也要从头学起做好这个剧，她坚强、坚毅和坚韧的精神，挺感动我的，让我特别佩服。

对于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就是母亲，因为对于孩子来说，所有的教育，包括孩子的言行、举止、教养，大都是来自于母亲。但我认为一个女性，除了在家里养育孩子，在社会上她应该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顾艳：我妈妈很善良、很开朗，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忧愁，这个对我的性格形成蛮有关系，让我觉得好像幸福的时光总是很多，不太去想负面的东西。母亲对子女的很多影响会潜移默化延续到下一代，比如我在我儿子面前也不去讲人家什么坏话，当我儿子的人生成长当中遇到一些结打不开，我也会跟他说，先把本事学好，先把工作做好，其他的不要想那么多。

胡尹萍：母亲很少说话，遭遇不公也只会沉默或者哭，然后只说让我好好念书。我似乎从小读书都是为她而念，不知道为什么念书，念不好母亲就真难过，为了让她不难过就念吧。后来长大点知道别人欺负她，我就本能地去保护她，替她对抗，可是那会我实在太小了，很多对抗也是那么的无效。我目前没有宝宝，如果有，我会希望她为自己活。

您是否经历过母子（女）关系的“叛逆期”和“误解期”？随着自身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您又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完成“原谅”与“和解”的？

李杨：我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反叛期。小时候父亲长期被打倒，停发工资，家里一下由富裕变得贫困，命运也不允许我经历这样的“反叛期”。我13岁父亲就去世了，我根本没有时间跟母亲去叛逆，因为我要帮她操持家里的事情，她要工作，我必须尽量让她能休息好。如果说有叛逆的话，我是对命运的叛逆，对不公的叛逆。

顾艳：我很早就离开家了，我自己的事业也算比较顺，所以没有经历过叛逆期，跟父母也没有什么误解。我是这样的做法，父母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收入等等，他们不说的我不会问，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但也不会强求他们按照我的方式生活。

胡尹萍：面对我母亲我实在没办法叛逆，只是后来成熟一些会更客观一些。

我小时候那个时代，物质匮乏、原材料相对便宜，母亲为全家人织毛衣。家人能穿暖是一个大事，后来成品服装多了，大家也就不怎么织了，只是她还一直在持续地做一些小织物。2015年年底，我开始了“小芳”这个项目，缘于有次回四川老家时，发现我母亲和镇上阿姨们都在织一种毛线帽子，并被廉价收购。我不希望她的时间被廉价收购，也希望她能更自在些，于是就委托朋友扮演“小芳”，介绍母亲与“小芳”认识，并开始以较高的价格来收购母亲织的帽子。最初，“小芳”面对的仅仅是我母亲，后来发展到其他阿姨陆续被吸引，有更多的小镇阿姨加入。就像是滚动的毛线球一样，“小芳”牵动着阿姨们投入到各式各样奇怪的创作命题中去。自此，我发现母亲的信心得以建立，并不断被滋养和刺激……

“小芳”算是某种联系，只是她至今都不知情，我也不希望告诉她，更多希望她能为自己仅存的兴趣而做事情，不再为我或者家人。我还没有和母亲在这个事情上要去“和解”，也想过很多方式，但最终“不和解”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和解”。

请推荐一部描写母亲、母爱或者母子（女）关系的书籍或影视作品，您推荐的理由是？

李杨：我推荐电影《廊桥遗梦》，这部电影里说了很多问题，比如关于母子和解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女人的环境、母亲的责任以及内心的东西，都引人思考。对于这个母亲不能用普通的道德来评判，她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是非常了不起的妈妈。我觉得每一个母亲，每一个女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爱。这种回归人性的本身，也引出一个很大的话题，人生很短暂，是不是人一定要为了某种所谓道德绑架的东西来牺牲自己？

顾艳：我推荐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树木希林扮演母亲的《我的母亲手记》，还有一部吉永小百合扮演母亲的《母亲》。我觉得树木希林这个演员有个特点，她都不是很激动地去表演，她自己并不感动，但会让你觉得感动。她性格也不是阳光的那种，很早就在讲自己全身都是癌，马上就要死掉。我刚开始还在想，这个人在电视前面这样讲，跟自己开这个玩笑。后来知道她确实患癌，慢慢地转移了，但她很淡定，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求，却得到了很多东西。看她的作品，感到她真的在思考死亡，也看透了死亡。电影《母亲》里吉永小百合演的母亲，是很典型、很传统的日本母亲代表。

胡尹萍：我看书不多，电影大抵也是。生活已经很魔幻了。

当母亲日渐变老，您最担心她哪些方面，您是如何参与母亲的晚年生活的？如果还来得及，您有没有特别想和母亲一起做的事？

李杨：母亲逐渐老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她的健康，当然也担心她的生活，因为我母亲一直一个人生活，她很孤独，精神上的痛苦是我做子女无法代替的。2014年，我母亲因为脑梗全身瘫痪，仅雇阿姨来照顾是不够的，这时候我就来尽孝，她的晚年生活我一直在照顾她。

瘫痪病人很难照顾，很容易生褥疮而引发衰竭，但是她坚持了七年，去年她到89岁去世，解脱了。她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我尽到了做一个儿子能做到的所有事情。尤其在她最后的七年中，我基本上没有做什么电影，主要是陪她、照顾她，问心无愧地把她养老送终，让她最后安详地走，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安慰。

顾艳：肯定是担心她的健康。如果更深层地去理解母亲，我觉得母亲是一个生一个死当中，加上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她把我带来这个世界，该依赖母亲的时候依赖母亲，向母亲学习，然后该断奶的时候就要断奶，完成自己的人生。当然也包括母亲最后要走的时候，也是需要孩子一起参与讨论的，比如如何度过晚年以及身后事，只有认真思考死亡以后，才能够把现在生活得更好。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会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全部写好，交给儿子一个清单，除了遗产，还要告诉儿子我的晚年怎么生活，包括走的时候要不要开追悼会等等，到时候他按照父母的遗嘱去办就清清楚楚了。

胡尹萍：我其实希望能在我们小镇建一个小美术馆，把母亲和阿姨织制的东西放进去。“小芳”到目前已经做了七年，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她们的自信心和存在感，也许她们的下一代看到自己前辈的东西也会触动吧。一直认为最好的教育是来自生活，生活的塑造力太过强大……

最后，对于母亲，您是否有当面说不出来、却又非常想向她表达的情感？可以是感激、敬佩和爱，也可以是遗憾、后悔和歉意……如果有，请现在尝试写下来。

李杨：因为少年丧父，我跟我母亲基本上也是朋友，有什么话我跟我母亲都直接说，她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我就去做。而且我一直抱持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生前尽孝，她活着的时候尽自己能力，把该做的该说的，都说了做了，少留遗憾。我母亲能走动的时候，她基本上周游了世界，欧洲、美国，亚洲一些国家她都开开心心地去玩了。要说遗憾，只有一个，她原来想去台湾，那时候我比较忙没有带她去，最后她也没去成。

如果说现在想对她说的话，那就是我会把自己人生的每一天过好，我母亲和我父亲在天上也会安心。如果在天有灵，请他们放心，我会做好自己，做得更好。

顾艳：很少有像我跟我妈妈这样的，母女两个都是演员，所以我们两个不光是在一起的时间多，还都是在一种艺术氛围里的生活。像我们两个一起拍过两个电视剧，一起主持上海台的春节晚会。在我眼里，我妈妈的人生没有什么遗憾，她今年90岁了，住在养老院，还很健康。以前她一直在国内拍戏，到处跑。后来也走遍了欧洲、美国，包括亚洲一些地方，日本也去过两三次。前两年我在上海演舞台剧，她还从杭州过去看戏。听说我的新书要开签售会，她还说，“我要去的”，我说，“肯定要你去的，你还要替我讲两句话”，她听了也很高兴。

胡尹萍：好像我们的文化基因里都不太擅长当面直白的表述。上学或工作的原因，每年见面或在家陪父母的时间有限。另外父母也有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我们没办法改变也没必要改变。很庆幸从事了艺术，可以让我从其他的维度去思考和观看自己、家庭、父辈以及很多其他的现实，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和他们产生另外一种维度的连接……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