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25岁的小伙詹贺春心血来潮，想去探望“前任”，结果发现，“前任”没了。

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詹贺春曾担任一家电影院的经理。半年前他辞职去创业，没过几个月，他工作过的那家电影院倒闭了，生卒年，2015-2021。

再次见面时，詹贺春几乎认不出他的“宝贝儿”了——特意布置的饮料柜、精心设计的LED装饰灯、一号厅由70多个喇叭组成的环绕音响设备……全找不到了。他站在一片残砖碎瓦前，空气中再无一丝爆米花的甜腻香气。

詹贺春记得，曾有外卖小哥把孩子送进电影院，出门去工作；有年轻人捧着奶茶等恋人；有穿着校服的初中生成群结队地来买票……最享受的还是他自己，负责电影院的排片、策划和运营，预测票房，“活跃在一个年轻人比较集中的圈子，属于服务行业里思想比较领先的，很幸运”。

1996年出生的詹贺春，小时候没怎么看过电影。在他的印象中，2000年以后，通辽还只有一家东方红影剧院。小学生的新年晚会、机关单位的文艺汇演、民众喜爱的东北“二人转”都在这家剧院里上演，算是小城文化中心，可剧院不常放电影。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作为95后，詹贺春只在学校活动中看过《地道战》。

中专毕业后，他开始打工，自称当过木匠，也拥有过“餐厅传菜部部长”“前台经理”和“医院市场部主任”等头衔。2015年，他到北京“见世面”，因为没钱，他下了火车，从北京北站走到工人体育场。联系好的“用人单位”让他先交押金，他交不出，“幸好没钱，没钱就不会被骗”。在北京，他当过企业保安，加入过“明星护卫队”，他还尝试着，自己拍摄、剪辑视频，“该见的都见过了，生活也没有好太多”。

2017年，家乡的朋友打来电话，介绍了一份通辽影城的工作，詹贺春就此离开了北京天通苑的那间小小的地下室。

这一年的通辽已经有搜秀、中影、万达和万达欧亚店4家影院，詹贺春最初在一家影院负责巡厅、检票，监控影片放映的质量和音效。做了一年，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通辽太平洋广场要翻新一家影院，需要经理。

太平洋广场曾拥有通辽市最早的大型购物超市“进前佳”，每到节假日，人们总要拖家带口地进去消费一番。后来，“大润发”“沃尔玛”都开起来了，更宽敞，更整洁，停车场更大。东西贵一点儿，大家也都消费得起。慢慢地，“进前佳”落寞了，太平洋广场也失去了热度，但詹贺春还是对电影院充满期待。

“当时我们的硬件，除了比不过IMAX，一号厅的双机位在整个通辽市包括五旗二县里都是最厉害的。”他回忆，“杜比全景声音效”设备光音响就有70多部，放映机足够应付“五百人大厅”，“放我们这里都有点屈才了”。作为一个“见过大世面”的“电影人”，詹贺春甚至想装中国巨幕，但影城的空间太小，总共只有4个放映厅，那些“厉害的想法”不了了之。

电影院开业以后，詹贺春为《唐人街探案》《流浪地球》《红海行动》《你好，李焕英》排过片。每逢新电影上映，他就忍不住猜测，谁会成为下一个票房冠军。

在这座被财经机构评为“五线城市”的小城里，影院经理詹贺春是一个“漫威”影迷。他喜欢好莱坞大片《金刚狼》，用MARVEL字样的手机壳。

“我多想穿越时空，去当时的大城市感受一下，比如去上海看《复仇者联盟4》的首映。”他感慨，“我在抖音上看到中国首映场的尖叫，其实每一次欢呼我都跟得上，我特别想一起尖叫。”

这部影片在通辽上映时，詹贺春自掏腰包，请来30多个亲戚朋友观影，营造气氛：“我们要吃爆米花，要喝可乐，他们一定要坐在我周围！”

超级英雄大片给了他英雄梦，他也喜欢《红海行动》《八佰》这些爱国主义影片，他的微信名叫“曾母暗沙”。“它在我们国家最南边，像是中国的小南天门，那是我心中的一个信仰。”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建国70周年大庆，詹贺春约朋友到北京感受国庆的气氛，订购了《我和我的祖国》零点首映场电影票。

詹贺春记得，9月30日晚上11点多，首都所有的娱乐场所都暂停营业了，只有影城还开着，通州万达影城周围的街区挤满了等待零点首映场的民众。他和朋友找了家餐厅，点了饺子、鱼和雪花干啤，聊着在北京做保安时近距离观看阅兵式的激动和骄傲。等到电影开映，播放到五星红旗升起时，观众们开始无声却用力地摇动手中的国旗。

“这就是电影的力量！”詹贺春被深深地震撼了，“无论影片是2D还是3D、4D或IMAX，都是手机和家庭观影不能替代的。一部好电影，最好的欣赏方式就是走到电影院，感受大银幕的表现力和沉浸感。但在现实中，很多人已经不愿意去电影院了，我们做过数据调查，咱们通辽地区有95%的市民从未到电影院看过电影。”

通辽紧邻东北地区，文化有相融之处，詹贺春经营影院发现，喜剧类影片最受本地观众欢迎，“整个东北对喜剧类电影的消费要比南方多10%”，所以影院会多排喜剧片。特效电影则不受“老龄化”观众群体的欢迎，排片少。

作为电影院经理和电影爱好者，詹贺春渴望观众的到来。他痛恨自媒体和一些社交平台发布的“新片解说”或“片段精剪”视频，“不只是为了院线的利益，保护版权才能保护电影的未来”。

2018年接手电影院时，詹贺春尝试过装修“大城市才有的概念厅”，也想过打通整个商业中心，做出“大影城”，但最终，面对着跳不动的系统票房数据，他离开了。

天眼查App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6日，2020年以来我国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影院、影城、电影放映”的影院相关企业注销数量近4000家。詹贺春的电影院在这波不幸的浪潮里没能幸免。

市民王彦明（化名）记得上一次见詹贺春的情景，电影院还在，他用手费力拨开厚重的飞着毛边儿的军绿色门帘，走进太平洋广场大厅，左手边是一家回收首饰加修表的小铺子，玻璃柜台里金光闪闪；右手边是倒腾古玩的小店，20来岁的伙计倚在转椅上，手指划拉着鱼缸里的鱼苗。这样的场景好像十年来都没有变过。

如今，詹贺春和朋友经营着自己的影视工作室，拍婚庆视频和网络短片等，也给通辽的交警拍过宣传片，帮公安拍过反电信诈骗短片，帮城管记录不被人理解但辛苦的日常工作。在他看来，影像是对生活的二次诉说，他想通过细节，传递更多的真实和美好。

不久前的一天，他忙完忽然想起电影院。“我当年没事儿总喜欢在各个厅溜达，哎呀一厅是亲儿子，是宝贝大儿子，气派地坐在大厅中间，环顾四周，真的太享受了。”

如今这一切都消失了，詹贺春想，如果在梦里遇到这种事情，他肯定要大哭一场，现实中，他眼泪打转，直到离开时，他也没哭出来，只是长叹了一声。

詹贺春的电影院没了，但他的“电影”没有下映，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当红明星来通辽宣传影片，让喜欢的乐队来演出，联合离得不远的网红四平公安为通辽公安拍片。他想有一天坐进放映厅，看到自己导演的电影。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非虚构写作工作坊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刘淇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