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犹如一杯茶，茶叶在沸水中沉沉浮浮；而流逝的时光就像沸水，在它的冲刷和激荡下，每个人的生命才最终散发出属于自己的清香。”——王文娟

据上海文联消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8月6日凌晨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5岁。

王文娟1926年12月出生于浙江嵊县，曾任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团长，当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曾获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终身成就奖、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她也被誉为“永远的林妹妹”，以越剧《红楼梦》中所饰演的林妹妹一角，飞入了万千寻常百姓家。

作为一代越剧宗师，王文娟戏路宽广，在不同时期创造了各种不同的舞台形象，其表演形神兼备，素有“性格演员”之称。她也是越剧“王派艺术”创始人，其唱腔情真意切，运腔平缓委婉，深藏一种内在的力量。

在我们所熟悉的《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之外，王文娟曾饰演《追鱼》中的鲤鱼精、《则天皇帝》中的武则天、《忠魂曲》中的杨开慧、《西园记》中的王玉真、《孟丽君》中的孟丽君等等。她所饰演的代表作品和人物多以栩栩如生的演绎使人物具有了别具一格的魅力，至今让人们留恋。

王文娟版“林黛玉”剧照

1938年，12岁的小王文娟来到上海，跟随表姐竺素娥学戏。身体瘦弱却异常刻苦用功的她，慢慢在戏剧道路上摸索着属于自己风格。

1942年歇夏时起，王文娟学艺满师，开始以“小竺素娥”的艺名组班演出。1945年8月，王文娟第一次正式挑“大梁”，当时同孚戏院邀请她作为头肩花旦，与邢月芳合作演出。从一个六肩花旦飞升到头肩，进步可谓神速，但其实在此之前王文娟已在舞台上摸爬滚打了六七年。

1948年，应徐玉兰的邀请，王文娟加入玉兰剧团，积极投入戏曲改革的浪潮中。上海解放后，王文娟成功塑造了白毛女的形象，演出了《兄妹上街》《巾帼英雄》等剧。她还参加了艺术界捐飞机的义演，是一个热情高涨的热血青年。1952年，王文娟参加了总政文工团，1953年4月和姐妹们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为战士们演出。

1958年，王文娟与徐玉兰合作的《红楼梦》首演，王文娟塑造的“林黛玉”成为了不朽经典。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梦》上映，则让王文娟饰演的林妹妹形象更为人所知，电影上映时出现了万人空巷的热烈场面。

如今我们谈及“永远的林妹妹”，眼前浮现出的王文娟老师的形象，是一位在漫长艺术生涯里始终保持简朴谦逊、简单真诚的本色，践行着“台上演戏复杂，台下做人简单”的表演艺术家——在表演事业之外，她将“简单做人”的信条始终贯穿于自己的人生与家庭生活中。

1962年7月，王文娟与电影演员孙道临结为伉俪。成婚时恰逢越剧电影《红楼梦》拍摄期间，他们的婚事直到拍完“黛玉焚稿”之后才办。1964年10月，女儿庆原出生。1996年，孙道临亲自为王文娟投拍了10集越剧电视片《孟丽君》，这是他们的艺术结晶，也见证了两人相濡以沫的岁月。一对艺术伉俪携手度过40余年，直至2007年孙道临因病逝世。如今斯人俱已远去，愿他们一路走好。

王文娟、孙道临夫妇

在自传《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的越剧人生》中，王文娟曾真情回顾自己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前的艰难谋生到后来的潜心创作，从团队合作打磨精品的成功经验到响应文化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以及关于婚姻家庭的种种真情。从中，人们得以见到一代越剧艺术大师的艺术追求和人生缩影。

我与道临

1962年7月，我们登记结婚。结婚照是在家里请朋友帮忙拍的，道临喜欢我穿中式服装，特意送来一块浅紫小花的绸缎，打算让我做件旗袍，结果他买的料子尺寸不对，横竖什么也做不成，数十年来一直压在箱底。我另外选了一件水红色的中式袄裙，道临穿了中山装。深怕应付不来婚礼喧闹的场面，我们俩早早计划好去杭州旅行结婚，在文艺会堂摆了两桌酒，只邀请了一些亲友邻居，由我小弟担任司仪。等到开席之后，来宾们才发现新郎新娘竟然缺席，此刻我们已经登上了开往杭州的列车。

说起来，那次旅行结婚实在有点狼狈，因为车票紧张，我们只买到两张站票，车厢里挤满了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好容易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空地站定，道临说，我去去就来，回来时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张板凳，笑着拉我坐下，轻轻在我耳边说：“哪有叫新娘子站到杭州的道理？”列车启动，道临站在我身边，我想起小时候在家乡，常常羡慕新娘子坐花轿，想象着自己将来哪天出嫁也要坐一回轿子，没想到现在坐的却是板凳，这就是我的“花轿”了？途中有些人认出了我们，道临朝他们摆摆手，彼此心领神会，并没有人声张。

对于杭州，我们都不陌生，我以前曾在杭嘉湖一带演出，对西湖山水再熟悉不过。但这一回身边的人不一样，西湖的美仿佛也有了不同，无处不让人流连忘返。从杭州回来，我去电影厂补拍《红楼梦》的镜头，顺便给大家发喜糖，大家祝福之余不忘调侃几句，摄影师笑着说：“林妹妹真小气，买这么蹩脚的喜糖给我们吃。”实在是因为当时物资紧张，别说好一点的糖果，就是这种用纸包的比较差的糖，还是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的。

那年中秋，考虑到我和道临婚后一直没有时间度蜜月，越剧院与上影厂同时给我们放了长假，这才有了庐山的蜜月之行。我一休假，玉兰大姐自然也闲了下来，她和俞则人正好和我们同行。那天晚上，我和道临住在山上一幢小房子里，清幽皎洁的月光泻满了整个屋子。虽然才到中秋，山上的深夜已有些寒气逼人，放不下那样的月色，我们悄悄打开门，两人裹着灰色的棉大衣，静静地坐在屋子外面的石阶上赏月。山高月小，风清露白，四周万籁俱寂，都不知道过了多久，仿佛整个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存在。

从庐山回来，我们又开始各忙各的，只是心境与以前不同了，彼此多了一份牵挂。尤其是去外地演出或拍片，总是格外惦记着上海的家，还有家里的那个人。有时我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演出，道临如果不拍片，就专程赶过来看望我。新婚的第一年春节，他在北京拍片，我在南京演出，他在信中感慨地写道：“年轻时听那首‘可爱的家庭’，美好温暖却遥不可及，岁月动荡，山河破碎，何以为家，感觉自己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从不敢奢望爱情和婚姻，现在终于有人牵住了我的缰绳……”

1964年初，我在演出《亮眼哥》时发现自己怀孕了，怀孕期间无法上台，但我每天仍然去院里上班，还参与了一些导演工作。可能是因为公开露面少了，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好笑荒诞的传言，有的说我难产，还有的说我生了一条蛇。大概这就是所谓名人婚姻带来的“副产品”吧，我听了一笑了之，并不在意。但众多焦急的观众纷纷打电话到越剧院和文化局询问情况，越剧院的门房师傅看见我就说：“哎，我们的电话都成你的专线了。”那时我导演的现代戏《朝阳沟》即将上演，借着这个机会，院里安排我去电台谈导演体会，才算公开辟了谣。

离预产期还有近一周的时候，道临突然接到厂里的任务，要去外地巡回演出。他既挂念我和孩子，又不能放下工作，只得反复叮嘱我：“孩子快生了，我不在你身边，你一切要自己当心。”我安慰他，家里那么多人照顾我，不用担心。临行前，道临一夜未眠，一个人在客厅走来走去，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还设想好各种预案。10月18日女儿出生，全家人都在医院，道临打来电话，阿姨恭喜他母女平安，道临一直想要个女儿，这下遂了他的心愿，自然是欢喜万分。当时正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于是他给女儿起名“庆原”。

眼看女儿双满月了，道临才回家，进门看见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叫了起来：“咦？产妇应该躺在床上，你怎么坐着呢？”我笑说：“你当是你们拍电影，产妇头上包一块布睡在床上？孩子都已经双满月了，你才回来当这个现成爸爸。”话虽这样说，但是身为同行，我们彼此都能理解对方，虽然孩子出生时他不在家，我明白他的工作无法请假，他也知道我平时随团演出，经常要出门。有了这样的理解和体谅，才能真正包容对方，以对方的快乐为快乐，即使是常年各自奔忙，较少能照顾家庭，我们谁都没有怪过谁，回来相互交流一下工作情况，聊聊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觉得心里十分满足。

女儿三个多月时，我们给她拍了许多照片，道临挑一张最满意的放在皮夹里。一天他回到家，有点郁闷地对我说：“文娟，我给别人看囡囡的照片，怎么都没有人夸她漂亮呢？” 我笑他：“你以为你女儿有多好看啊？”他呵呵一笑，抱起女儿自得其乐：“不管别人，爸爸眼里我家囡囡最漂亮了！”

这些年，我们过着和寻常人家一样的生活，不同的是，两人平时各自忙于演出拍片，聚少离多，或许正因为这样，在一起时总有很多积累的想法和经历可以交流。我们从年轻时就习惯了随剧团或剧组走南闯北，能够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但对家里总是报喜不报忧。1978年，道临随上影剧组赴山西拍摄纪录片，在大寨住了一个多月，从寄回来的照片看，住处是土坡上的一家招待所，条件比较简陋，但他信里总说那边什么都好，大寨人热情好客，贴饼小米粥香甜可口，黄土高坡别有一番风情等等，回到家才发现他又黑又瘦。

闲暇时，我们经常一起去看电影或者各种舞台表演，然后相互切磋探讨，既是业务学习，也是观点交流。当时上影厂常放映一些内参片，以苏联电影为主，我还记得电影《复活》中法庭那场戏，男女主人公时隔多年再次重逢，女主角玛丝洛娃从天真少女沦落为风尘女子，出庭时习惯性地对着法官抛了个媚眼，这一个眼神令观众和剧中的男主人公一样感到震动。

我和道临对物质生活都不讲究，只要简单随意就好。多年来，家里主要由我母亲操持，家务基本上请阿姨承担。工作忙的时候，我们常吃一种杂菜饭，像做腊八粥那样放上各种蔬菜、肉类、豆类一起煮，图个简单方便，省时省力，或者把腌白菜、豆芽、萝卜之类凉拌在一起，美其名曰“八宝菜”，有时我母亲会做一些糟鸡糟肉等家乡风味，这个是道临最爱吃的。除了演出或出席重要场合，我们平时穿着也十分简朴随便。记得我在香港给道临买过一件深绿色的茄克衫，他很喜欢，一直穿到磨破开线也舍不得扔，让阿姨把衬里的布料剪出来，缝补好了继续穿。家里客厅的窗帘该换了，两个人约了半年，才抽出空一起去买回来。这些年，我们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把光鲜和讲究都留在了舞台和银幕上。

我从小学戏，文化不高，虽然解放后念了一些书，也自学了一部分文化课程，但知识基础的缺陷依然十分明显。道临总是鼓励我多读书，并动手给我列了一份详细的书单，书目中既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也有一些科普读物和浅显的哲学类书籍。道临是哲学系出身，他认为看一些这样的书，有助于培养理性严密的思维方式，对于塑造人物不无裨益。我每演一出新戏，只要他在上海，就一定会去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观众，也是最坦率的批评者。

我的声带开过刀，嗓子很容易唱哑，道临年轻时学过声乐，懂得一些科学发声法，在家时常帮我练声。有时候他听我把声音压细了唱，就会摇头说：“不要憋紧声带唱，这样不够大气。要放松，运用气息，以气带情，以情带声，自然流畅地唱出来。”他格外欣赏“云遮月”之美，觉得我大可不必介意自己的嗓音条件。他认为，短处也可变为长处，比如程砚秋大师就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创造出幽咽婉转的程派声腔，何况通过练声练气，嗓音是可以改善的，关键是要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

在表演上，他也经常对人物分析和身段设计提出参考意见，每逢排练新戏，我们常常一直研究到夜深人静。可能是由于既同为演员，又与戏曲表演有一定距离的关系，有时候他的观点比较独到，对我有不少启发。比如“葬花”一场，黛玉看到落花，触景生情，他建议可以增加一个圆场转身动作，把人物内心感情和盘托出。在唱到“七条琴弦谁知音”时，我过去有一个抚琴的身段，他认为这个动作有点图解式了，去掉之后不但不影响感情的表达，反而显得干净流畅。又如《孟丽君》“后宫陈情”一场，孟丽君向太后呈上表明女扮男装身份的奏章时有一段念白，道临认为我原来的处理还是有点轻飘，这道奏章维系着两家人的命运，对孟丽君来说，是一道性命攸关的“生死符”，呈递的时候必然怀着极为慎重的心情，像是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在太后手里，在念说白的时候，每个字使用的力量，语气的顿挫都要特别讲究一番。每当道临筹划剧本时，我也会仔细阅读，对一些处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一起讨论剧本，相互说戏，彼此鼓励与纠正纰漏，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日常课题。

人与人之间长期相处，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共同的价值观。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遭遇很多抉择，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什么是对彼此最重要的，这些问题上如果观点一致，自然不会产生沟通障碍。道临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总认为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题材虽然无利可图，还是应该想方设法拍出来。我也明白前途未必乐观，总是一边提醒他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一边支持他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有时，道临付出了很多努力，眼看愿望即将实现，合作方却提出一些条件，比如要把投资的一部分作为回扣酬谢有关个人，这样的事情是他不可能接受的，最终希望还是化为泡影。类似的事情多了，对道临打击很大，我也只能设法安慰他，劝说他重新来过。如果我有什么新的打算和计划，道临也一样会始终站在身后，鼓励我支持我。即使在现实面前时常碰壁，至少还有彼此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安慰。在艺术上，我们是对话者、切磋者，遇到困难时，又是同道者、支持者，毕竟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珍贵的东西值得追逐，值得保护，比如梦想，比如原则。

在大方向统一的基础上，两人适当的性格反差，反而能够起到互补的效果。比如，道临严谨细致，凡事都三思而行，而我常常凭直觉判断问题，在我遇到难题时，他能帮助我分析因果，梳理思路，有时当他的思维陷入死角时，我的意见也往往能起到“旁观者清”、“快刀斩乱麻”的作用。

2005年，道临生了重病住进华东医院。正逢盛夏，我连日在家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发起高烧持续不退，也只能住院治疗。我们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我在十楼，道临在九楼，两人只有一层之隔，却躺在病床上无法相见。我本来瞒着道临，但他两天没有见到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追问阿姨才知道我也病倒了。那时他身体十分虚弱，还是抱了一只西瓜颤颤巍巍地上楼，蹒跚着来到我的病房，坚持要喂我吃西瓜。此情此景，令在场的人都十分伤感。谁也赢不了和时间的比赛，从起初的相知相守，到中年时的相互扶持，再到晚年时的相依为命，我们和众多普通夫妻一样，走过了充满回忆的近半个世纪。

道临在养病时，有时晚饭后我陪他下楼散步，沿着武康路一路走去，经过密丹公寓时，他笑着问我：“你还记得吗，谈朋友的时候，人家都睡觉了，我们还沿着这条路来回走，你说这样送来送去，像演‘十八相送’一样。”

人生如旅，终究还是难免一场送别，恋爱时那一次次“十八相送”，每次都是他最后送我回到“枕流”，在人生这条漫长的路上，最终，是我送别了道临。这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风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能够分享悲喜的人。（授权节选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的越剧人生》王文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前言部分内容源自：上海文联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