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刘震云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最近出版的《一日三秋》是他的第十部长篇。《故乡天下黄花》的叙事开始于“民国初年”，《一日三秋》写到当下，小说里的时间，已跨越百年。

当年出版社宣传刘震云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标签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名气太大，在中国大陆绝版多年，出新版后仍然畅销不衰。出版社营销蹭热度可以理解，其实马尔克斯自马尔克斯，刘震云自刘震云，没什么可比的。如果硬贴，不如说《故乡天下黄花》《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是刘震云的“百年孤独三部曲”。

这三部长篇小说写的都是延津——刘震云的延津，就像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只是一百年于中国而言是太短暂的历史。《百年孤独》的百年漫长到迷雾重重，刘震云笔下的一百年，清晰而荒诞，真要算神奇的现实。

暂时忽略贯穿全篇的花二娘故事，《一日三秋》的情节并不复杂。从戏曲演员陈长杰、李延生两人的交往开始，到陈长杰之子陈明亮的遭遇；叙述的空间从延津到武汉，到西安。由主要故事线带出各色小人物，天师老董，开羊汤馆的吴大嘴，扫大街的郭宝臣，“天蓬元帅”老板、卖猪蹄的老朱……热热闹闹，逼似烟火人间。写到陈明亮与马小萌恋爱、结婚、出走、创业，背景距离当下更近，这样的人和事近在眼前，仿佛他们就是生活中的熟人。不过，一以贯之，刘震云笔下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并不比其他作家的书写惊心动魄，甚至更平淡无奇。他很少做渲染。三十年前的《故乡天下黄花》，从民国初年写到20世纪60年代，家族争斗，战争、运动的血腥，文字几乎不带感情；但是那种粗粝的叙述，给人强烈的真实感，有如快刀掠过肌肤。

与稍前的长篇小说如《手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相比，《一日三秋》也给人更强烈的真实。我固执地认为，这是因为作者的笔回到了延津。

伟大的作家也不是上帝，他只是能够携带巨量信息的使者，把生身血地的真实带给更多不了解它的人，这就很了不起。作家汪曾祺说：“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作家无疑要深刻了解自己的人物，笔下才有活人。若了解得不充分，只能塑造出扁平的纸片人。

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曾借用轰动网络的杨达才、于洋事件来构筑情节，事实上对于新闻中的人物，作家未必比读者知道得更多，虚构的情节就显得有点飘。而回到延津的《一句顶一万句》，开篇即元气淋漓，记得有位作家说过，此书人物出场让人眼花缭乱，作者如造人的女娲，一时兴起，藤蔓甩出的泥点子立地就活了。《一日三秋》中的人物也是活的，有生气，甚至有气味。

刘震云早年的代表作《单位》《一地鸡毛》等，区别于其他所谓新写实小说的一个特点，是充溢着反讽，貌似朴实，实则狡狯。他一写长篇——尤其以故乡延津为题材的长篇——便沉重起来，叙述的历史是鬼打墙似的轮回。《故乡天下黄花》还是木刻般的一刀一刀划下去，之后的《故乡相处流传》便不耐烦琐，一变而为狂放之书，上天入地，佯癫作痴，但也相应流入寓言式的单薄。

《一日三秋》中的花二娘是个怨魂般的存在，等情人花二郎等了三千年，到延津人的梦里去找笑话，讲不出笑话的人要被花二娘压死。而延津最大的笑话，是花二郎三千年前就被鱼刺卡死，让人扔到了黄河里，这一事实只有花二娘自己不知道。花二娘是一团不能超脱的宿命的焦虑，无穷无尽的悲苦，需要“笑话”去稀释。常有人评论刘震云笔下的“冷幽默”，照我看来，“幽默”对于他笔下的人物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幽默需要从容和优裕，他写的哪一个人有这样的好运？

在我想象中，作家也像花二娘一样在上天入地地寻找，寻找什么他自己并不知道，但是步履匆匆，像被无形之手控制的陀螺。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是司马牛遗稿《花二娘传》仅存的开头：“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结底，是本血书。多少人用命堆出的笑话，还不是血书吗？……”这才是作者袒露的心迹：我真的不是在讲笑话，可你们都在笑。《故乡相处流传》的题记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玩笑”和“眼泪”，是刘震云在反复书写的主题，只是前者容易被发现，后者往往被忽略。他当然也无可奈何。

文/李建新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