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王安石变法是一场复古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运动吗？

确实有不少人将王安石视为“古典理想主义者”，王安石“动必称先王”的政治主张也给人一种古典理想主义的印象。比如研究者发现，王安石在嘉佑三年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四十余处提到‘先王’，分别有‘先王之政’‘先王之道’‘先王之意’‘先王之时’‘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法’‘先王之事’‘先王之取人’‘先王之制国’等多种表述形式” 。与神宗皇帝第一次会面，王安石便告诉神宗“每事当以尧、舜为法” 。尧、舜，即先王也。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还特别注重古老的《周礼》一书，多次引用《周礼》的记载反驳保守派的批评，研究者认为《周礼》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古典蓝本” 。

如果王安石是所谓的古典理想主义者，王安石变法是根据《周礼》展开的实验，那么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王安石就是一个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者，王安石变法就是一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运动。

然而，王安石已经说明了：“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显然不是教条主义。他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之所以特别强调以先王、《周礼》为法，与其说是将《周礼》奉为圭臬，倒不如说是为了阐释变法的合法性，恰如清人所指出：“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 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也持类似意见：“王安石之所以提出‘法先王之政’的口号，只不过想在这个口号的掩护之下，达到他‘改易更革’北宋王朝长期行用的一些传统法令规章，使其能适应现实需要的那个目的而已” 。

在崇信“祖宗之法”的宋代，变法所要面对的清议压力可想而知，王安石并不敢公然宣扬“祖宗之法不足守” ，哪怕他内心认同这一说法；但变法意味着需要突破“祖宗之法”的束缚，那么最好的办法其实并不是直接反对“祖宗之法”，而是塑造出一个比“祖宗之法”更高阶的宪制权威，用它来为变法提供合法性，这个更高阶的宪制权威便是“先王之法”、“先王之意”，用王安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 。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在对宋代“祖宗之法”的研究中已点破了这个命题：与司马光要求“继体之君谨守祖宗之成王”不同，“王安石则以‘先王之法度’作为效法的目标，这虽然不是公开否定宋初以来的‘祖宗法度’，至少也表露出强烈希望超越本朝习行故事的倾向” 。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也不是按照哪一部古老经典的记载复制出来的，这一点与王莽改制完全不一样。这里我想引用日本汉学家、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的看法：“王安石的新法在数不胜数的各个方面都有开展，一改从前的惯例。这些新法当然不是王安石个人想出来的，每项改革都有各自的提案者，其中很多是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民间人士。他们根据经验提出改良方案并进言，王安石认真听取意见，上与天子、下与官僚谈话，深思熟虑之后作出决断。这是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杰出之处。”

新法当然也不是哪一个提案者闭门造车设计出来的，毋宁说，那是变法团队根据实践经验总结而来的，比如“青苗法”来自王安石早年任职鄞县、李参担任陕西转运使时的试验；“募役法”也是仁宗朝一些地方试行过的做法；还有“市易法”，在王安石设立在京市易务之前，王韶已经在边地实行多时。其他新法同样如此。宫崎市定认为王安石“并不为描绘遥远未来的虚空影像所吸引，而是始终直视现实，究明其中的不平衡，匡正其中的不合理，将政治引入合理化轨道。他从儒教经典中选出号称记载周公所定政府机构的《周礼》，为之添加新注释，名曰《周官新义》。这并不是描写遥不可及的远去的理想国，而是认为，在任何时候，古代的政治原理只要付诸实践，都可成为行动的典范。他的政治并非理想主义，而是合理主义。”这个评论是很有创见的。

当然在王安石的诗文中确实可以找到不少具有复古基调的篇章，比如他的《发廪》诗写道：“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 但这种“复古”论调不过是宋代士大夫主张“回向三代”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

实际上，“复古”往往只是一个名目而已，绝不是真要恢复古人之政，王安石自谓“愿见井地平”，但执政后也没有恢复上古的井田制，恰恰相反，他承认井田不可复。有时候，“复古”还是走向近代化的旗号，就如我们在世界近代史上所看到的，西欧的“文艺复兴”正是告别中世纪的肇始，日本的“王政复古”亦是明治维新的前奏，晚清的戊戌变法恰好也是以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为先声。对王安石变法的“法先王”之谓，亦可作如是观。黄仁宇称“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 ，这并非故作惊人语。

所以，与其说王安石是理想主义的，不如说他是经验主义的；与其说王安石变法是复古主义的，不如说它是现代主义的。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