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在当下的出版和阅读，可以说比较偏于“冷门”，不仅国内广大侦探小说读者中读过的人不多，就连很多当代中国侦探小说作者对百年前我们自己侦探小说创作的情况和达到的水平可能也只是略知一二。
在这一局面下，2021年可以说是晚清民国时期侦探小说出版的一个“小高潮”：一方面，由牧神文化策划、华斯比整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拾遗”丛书（第一辑）出版问世；另一方面，民国时期另一位侦探小说名家孙了红的侦探小说系列（五卷本）也由中国文史出版社隆重推出。
民国侦探小说创作的“一青一红”
谈到民国时期侦探小说创作，最为人所知且有持续影响力的当然是程小青和他的“霍桑探案”系列。“霍桑探案”系列小说早在民国时期就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连载，并集结数十种单行本出版，锋芒可以说是一时无二。仅就文集形式的出版而言，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曾出版过“霍桑探案汇刊第一集”和“第二集”，每集各六册，共收录小说三十二篇；大众书局1936年6月又出版了《霍桑探案外集》，共六册，收录作品十六篇；其中最大型的出版活动还要以1942-1945年由世界书局陆续出版的《霍桑探案全集袖珍丛刊》为集大成，该套作品集1946年全部出齐，共计三十种，收录侦探小说七十三篇，约二百八十万字。而到了1980年代，群众出版社（13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4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0册）、漓江出版社（10册）又纷纷出版了不同选本的“霍桑探案作品选集”。直到2019年，还有一部根据“霍桑探案”改编的电影《大侦探霍桑》上映，成为近些年来民国侦探小说IP改编电影的几乎唯一案例（上一部根据“侠盗鲁平奇案”改编而成的电影可能还要追溯到1989年）。
在这一情况下，很容易让今天的广大读者观众只知民国有“霍桑探案”，却不知另一个与之齐名的民国侦探小说系列“侠盗鲁平奇案”，而该系列小说的作者孙了红在民国时期也与“霍桑探案”的作者程小青并称“一青一红”，非常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简单来说，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是学习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的结果，就连侦探霍桑与助手包朗的组合也是福尔摩斯与华生的“中国翻版”。而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奇案”最初则是模仿法国作家勒伯朗的“亚森·罗苹系列”小说，其中以一名亦正亦邪的侠盗来戏谑警察和侦探，同时惩治奸商恶霸的故事读起来令人别有一番乐趣。
当然，真正优秀的创作绝不仅止步于模仿，如果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小说还无法彻底摆脱勒伯朗的影子，那么其在四十年代作品中则已经完成了自身本土化的转型并取得成功。
最富魅力的“侠盗鲁平”
“鲁平”是作家孙了红笔下塑造出来的“另类”侦探形象，被称为“侠盗”。鲁平一方面有着绝对醒目和与众不同的“商标”——永远打着鲜红的领带，左耳廓上有一颗鲜红如血的红痣，左手戴着一枚奇特的鲤鱼形大指环，酷爱抽土耳其香烟。但另一方面，他又让人感到难以捉摸，比如他行踪不定，有着至少一百个名号，更有着高超无比的乔装易容手段，在江湖上被称为神秘莫测的“第十大行星”。同时，鲁平还是一个神秘组织的“歇夫”（chef，法文“首领”之谓），手下有胖律师老孟、“上海百科全书”韩锡麟、“小毛毛”郭泽民、“黑鸟”等一班得力干将。
在不同的案件故事中，鲁平几乎都是以不同的形象、身份和相貌出现，令对手防不胜防，他甚至还曾多次假扮侦探霍桑来获取情报、迷惑警方，甚至连霍桑的助手包朗有时都“难辨真伪”，是一个令“东方福尔摩斯”都感到十足头痛的“东方亚森·罗苹”式的人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平自身的“本来面目”还是非常英俊潇洒的。鲁平经常向女服务员们做出电影银幕上常见的“飞吻”手势，浪漫与魅力十足。而女服务员们拿当时最流行、最当红的好莱坞小生和鲁平的外貌做比较，足可见出鲁平长相帅气迷人之一斑。
此外，鲁平身为“盗”，绝对是手段高超、无人可及，他经常能通过绑架、冒充、诈骗、撬保险箱等手段从囤积居奇者或者富家大户那里大捞一笔“横财”。比如在小说《鬼手》中，鲁平假扮霍桑，一下子就拿走了十二颗大钻石。但鲁平身上又确实少有余财，经常是左进右出，口袋空空，更不用说置有产业。小说《三十三号屋》一开始就交代了“那位神秘朋友鲁平，生平和字典上的‘家’字，从不曾发生过密切的关系。”甚至于连烟不离手的鲁平抽的也只是低等而廉价的土耳其纸烟，他自己便亲口承认：“你知道，我是专吸这种下等人所吸的土耳其纸烟的。”
当然，我们不能将鲁平简单地视为一名“盗贼”，而更要看到他身上“侠”的一面，比如他所“盗窃”和惩办的对象，通常都是那些为富不仁、唯利是图、在战争时期通过囤货居奇大发国难财，甚至里通外国的“恶富”与“豪强”。而在对待弱势群体（孤儿寡母或者被欺凌的底层舞女等）时，鲁平则经常是“义务”出手相助，甚至自己慷慨解囊。同时鲁平还抱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比如在《蓝色响尾蛇》一篇中，他就曾冒着生命危险和女特务黎亚男斗智斗勇。
由此，一个英俊潇洒又形象多变、仗义豪爽又不拘小节、惩强扶弱更忠义爱国的鲁平形象诞生并进入到了中国侦探小说的百年殿堂，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奇案”系列也成为不容忽视的经典性作品，而中国文史出版社新近推出的这套孙了红侦探小说系列（五卷本，具体包括《博物院的秘密》《蓝色响尾蛇》《紫色游泳衣》《玫瑰之影》和《木偶的戏剧》），可以说集结了孙了红一生最为精彩的创作成就，实是侦探小说爱好者不容错过的佳作。
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其他面向
除了“一青一红”之外，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还有着丰富的创作面向和不俗的创作成绩，这里就要从华斯比先生整理的这套“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拾遗”丛书（第一辑）谈起了，这套丛书共收录四种晚清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分别是《刘半农侦探小说集》《李飞探案集》《胡闲探案》和《中国侦探：罗师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在我看来，华斯比先生选择这四本书来作为第一辑推出的对象也可谓是“匠心独运”，因为这正好可以代表晚清民国时期侦探小说创作除了“一青一红”之外的四个重要侧面。
首先，如前文所述，在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创作中，师法福尔摩斯与学步亚森·罗苹是两大基本模式，前者以程小青为首，同时还有张无诤的“徐常云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新探案”等；后者以孙了红为最，此外还有张碧梧、吴克洲、何朴斋、柳村任等等。而除了这两大“流派”之外，参照郑逸梅的“洞见”：“程小青以霍桑探案驰誉的，陆澹安却以李飞探案著名，孙了红更有东方亚森·罗苹之号。”郑逸梅将这三个中国名侦探系列小说并举，不仅是在创作成就上肯定了陆澹安“李飞探案”的地位和价值，更是暗示出民国侦探小说创作的“第三条路径”，即陆澹安是通过观摩西方侦探电影的方式来进入侦探小说创作的。
具体来说，在1919-1924年间，陆澹安先后将《毒手》《黑衣盗》《红手套》《金莲花》《老虎党》等多部外国侦探影戏“翻译”改编成影戏小说。一方面，这些影戏小说发行和电影上映几乎同步，彼此呼应，相互促进，尤其是对于早年观影经验不足的中国观众来说，有一本内容一致的小说在手，看电影也更容易把握其情节走向和增强代入感。另一方面，将侦探电影“翻译”改编成影戏小说的工作经验也同时培养了陆澹安对于侦探小说悬疑性、节奏感与侦探电影画面感的理解与把握，进而形成了陆澹安与“一青一红”截然不同的侦探小说创作资源。而华斯比先生整理的《李飞探案集》，正如该书宣传语中所说，“收录目前可见的‘李飞探案’系列小说11篇”，“ 是该系列诞生近百年来首次完整结集”，而这一整理、收录与出版工作，对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侦探小说创作的“第三条路径”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在民国侦探小说的创作中，除了“正典”型创作之外，还有一支风格独特、作品丰富的“滑稽侦探”小说创作传统，其主要包括赵苕狂的“胡闲探案”、朱秋镜的“糊涂侦探案”和徐卓呆的滑稽侦探小说创作等。其中赵苕狂的“胡闲探案”为其中最经典的代表，该系列也形成了对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侦探小说的结构性和整体性反讽。赵苕狂本人有着“门角里福尔摩斯”的称号，而在其早期（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胡闲探案”系列小说中，几乎处处可见其有意为之的对经典侦探小说（从“福尔摩斯探案”到“霍桑探案”）的“戏仿”（Parody）。因此《胡闲探案》也是读者了解这一民国侦探小说独特创作脉络的绝佳入口。当然，在今天的推理小说中，也有以日本作家东川笃哉为代表的“幽默推理小说”一脉，但其幽默资源更多是来自于当下的二次元文化，与民国时期赵苕狂等人的滑稽侦探根植于上海地方滑稽文化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再次，中国侦探小说并非始于民国，而是诞生在晚清，只不过晚清时期的中国本土侦探小说创作普遍成就有限，且多为一星半爪的文言短篇。在这个意义上来看署名“南风亭长”的《中国侦探：罗师福》，就不免惊讶于其作为晚清侦探小说竟然是难得一见的长篇作品。这篇晚清侦探小说不仅故事完整（虽然第二个案子最后仍然没有写完，而“没写完”也正是晚清小说的一大特点）、情节曲折，且早在程小青“霍桑探案”之前就打起了“东方福尔摩斯”的大旗，显得颇有意味。而对于小说作者真实身份的考证，虽然最终也没有确实定论，但华斯比在“后记”中已经努力做到“尽力还原”，并完整呈现出自己考证的全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无异于一篇精彩的“侦探小说”，还盼有心读者自去体会其中的艰辛和乐趣。
最后，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于侦探小说是如何从晚清时期的文言碎片发展到1902年代的“霍桑探案”的，或者往更大了说，中国侦探小说是如何结合传统公案小说之文脉，又吸收移植了西方侦探小说之写法，而最终抵达“霍桑探案”的成熟。在这里，不容忽视的中间环节就是刘半农的侦探小说创作。我想《刘半农侦探小说集》之所以受人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刘半农作为“五四”旗手早已名声在外，《教我如何不想她》更是脍炙人口，而其早年作为福尔摩斯系列小说汉语翻译的重要推手以及自己亲身实践写了不少侦探小说作品却是少为人知的，在这个意义上，《刘半农侦探小说集》可以弥补这一方面认知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从中国侦探小说发展史来看，刘半农侦探小说创作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借鉴我为该书所写的“腰封”推荐语所说：“刘半农以捕快‘老王’为主角侦探的系列侦探小说创作，是从刘鹗《老残游记》过渡到程小青‘霍桑探案’的一座重要‘桥梁’。而他的‘福尔摩斯大失败’系列则更是把陈冷血与包天笑所开创的‘滑稽福尔摩斯’的书写风格推到了有几分‘恶搞’的境地。”即我们在刘半农这里，既可以看到包青天是如何演变成“霍桑”的，也能够知道赵苕狂“胡闲探案”的来源之所在。我想，这就是刘半农侦探小说创作的独特意义，也是我们今天再来梳理中国早期侦探小说发展史时所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面向。
文/战玉冰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