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博士毕业生黄国平的论文致谢意外走红的那两天，我恰好看了几集描述中产家长“鸡娃”现象的电视剧《小舍得》。如果照着城市教育竞争“军备竞赛化”的势头发展下去，今后像黄国平这样无依无怙、“一路风雨泥泞”的乡村少年，还能剩下多少通过念书改变命运的希望？我这还真不是小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瞎联想。这个问题在阶层分化严重的美国已经很露骨了，受教育程度和阶层身份的关联性越来越高。美国近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社会阶层中哪怕是认知水平吊车尾的孩子，上大学的可能性都比低阶层中最聪明的那拨孩子高。如何避免社会分化代际递增，是每一个社会都需要思考的命题。 

这些年在看到新闻里报道苦孩子的命运故事，我都尽可能多关注一阵。比如茂名的逃婚少女小闲。去年夏天，17岁的小闲在“婚礼”的前一天去镇政府举报了逼她成婚的父母。后来她如愿“退婚”、考入高中，但父母始终不情愿支持她。今年2月，媒体又报道了小闲患上重度抑郁的消息。 

前些日子，四川雅安一个17岁的女孩自杀身亡。尽管网传的“被母亲卖两次，逃回家后遭殴打”多半不属实，但当地公安提供的信息足以让人目瞪口呆：女孩14岁那年就和凉山一名男子“按照彝族风俗”结婚了，“丈夫”那时候也才18岁。据当地人说，两人去年还生了个女儿。本来两家人商量“离婚”，谁知还没开始谈女孩就自杀了。 

和上过热搜的小闲不同，这个默默委顿的四川女孩并没有引起多少热议，新闻报道里，她甚至连个化名都没有。之所以对她格外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她仿佛一个驯服版的小闲，在乡亲的描述中，她结婚生育几乎是“自愿”的；另一方面是，当地似乎更多将这个惨案视作“家庭纠纷”，强调两家人在彩礼一事上的分歧，对这桩童婚态度漠然。这无法不让人疑心，莫非又是一个传说中的《婚姻法》“法外之地”？ 

为什么是“又”呢？近几年，已经有学者和媒体注意到了个别地区早婚乃至童婚现象抬头的情况。大约2000年开始，15岁至19岁女性青少年事实婚姻率和生育率出现反弹性上升。2016年，新华社记者探访过海南的一个“少女妈妈”村，卫生院10个月内的108个产妇中，20岁以下的有19个，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生二胎。低龄婚育对少女意味着什么？正好前几天读到一则科普，在此转述：19岁生育的综合风险要高过35岁，14岁生育的综合风险甚至比40岁还要高。更别说过早承担家庭责任，几乎剥夺了少女继续接受教育的可能，扼杀了她们发展的潜力。问题是，这些浅显的道理，有谁不懂吗？ 

或许你也观察到了，近些年，一些貌似早该销声匿迹的丑恶违法现象在个别地方找到了滋生的土壤。童婚谈不上成气候，但绝非个例，而且明显看得出，地方职能部门除了处罚和教育，并没有多少有效的遏制办法。这恐怕不是简单的“贫穷”可以解释的。从这几年冒出的童婚事件、童婚现象中，我大致发现了一些共同的关键词：偏远，男女人口比例失衡，留守儿童。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落后的性别观念，在一些地区，女性依旧被视作工具和附庸。像小闲的家乡茂名，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省内都算表现不俗，但在坊间却素有“重男轻女”的恶名，尤其是农村地区。小闲家不算穷，对弟弟的教育并不马虎。但除了一直在精神上鼓励她的爷爷，家里人对“女孩子读书”这件事都很冷漠。父母在舆论压力下才给她转了3000元学费，姑姑因为她补课的时候不情愿按老师要求上交手机，就断定她不想上学、难管教，“那就嫁到别人家调教一下嘛”。乡村振兴，可不光是提升经济，在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尤其如此。就说遏制早婚、童婚现象，最有效的途径当然是发展教育，把弱势的女孩留在学校。不仅是义务教育，也要加大对高中教育的投资，以更多政策支持农村女性拓宽个人发展空间。 

黄国平的“逆袭”对渴望善、追求公平的人而言，是极大的鼓舞和慰藉。但必须看到，他的内心之强大，恐怕也是多数人难以企及的。身处逆境的底层青少年其实很脆弱，风雨泥泞足以扯断他们的命运之弦。早早陷入婚姻、又早早香消玉殒的四川女孩很脆弱，勇于抗争的小闲其实也很脆弱。为他们创造更善意更公平的环境，是起码的人道，也是社会长足进步的基本要求。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