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医院（下称“市桥医院”）8楼，这是康宁一病区所在地，墙面刷成了粉红色，让人忘却压抑。正如墙面上张贴的标语所言：“让阳光沐浴生命的最后一公里”。

市桥医院是广东省第一家开设临终关怀学科的公立医院，在此科室里，设置了一间特殊的病房，只配备一张病床，房内摆放了几张沙发椅，整体房内面积宽敞。“当病人临终时，我们会把他推到这个病房来，希望可以给患者与家属留下独处的空间。”市桥医院有护理人员介绍。

在这10多年里，市桥医院的康宁科从无到有，到现在的床位数量发展到133张，成为了广东省内开设临终关怀床位最多的公立医院。

第一财经记者近期实地采访了解到，临终关怀也可称为“安宁疗护”，这些相关医护人员都在从事着一份向死而生的“打通生命最后一公里”的工作，临终关怀旨在提高终末期患者最后的生命质量，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去。然而，临终关怀产业本身却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人文关怀与哀伤辅导

沧州市人民医院安宁疗护科主任郭艳汝对疼痛治疗有着多年的经验，正因如此，她更清楚安宁疗护对于一些末期患者的重要性。“医疗、护理、社工，永远是这样的顺序。要首先解决患者真正的身体不适，再是舒适护理，进而是精神需求。”郭艳汝认为。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护理部主任刘艳表示，被诊断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之时，就应该对病人介入安宁疗护的理念，随着病情的发展，再介入更多的安宁疗护。

“到后期，很多治疗已经无意义，只会增加患者的痛苦，安宁疗护是让患者更有尊严地和更舒适地离开。在安宁疗护的过程中，医生的查房更多带有人文关怀色彩，而不是抢救式的治疗。我们在设计安宁疗护病房时，也会在灯光、装修和色彩等方面考虑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因素。”上海市社区卫生协会安宁疗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徐东浩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不仅仅是对患者进行帮助，安宁疗护还更多地帮助到了家属。

在帮助儿童肿瘤患者更安宁地离开这个世界的同时，郭艳汝同时带领团队疗愈着这些孩子的父母。一名在家忍受疾病折磨的6岁儿童，来到安宁疗护病房，减少了身体的不适，最终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的母亲在陪伴病患儿童最后的时光中孕育了新的生命。

在徐东浩看来，安宁疗护对于病人和家属而言，其实都是一种有效的哀伤辅导。

公开资料显示，哀伤辅导分为几个步骤，首先要接纳失去至亲的事实，因为失去至亲有时候是突发性，让人一下子难以接受，需要帮助哀伤者接纳亲人离去的事实；然后要处理伤痛的情绪；调整和适应失去至亲的生活；最后让生活回到正轨，健康地面对生活。

缺口很大，困难不小

有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死亡人口中，安宁疗护床位数量仅能够满足约0.3%的人群。

刘艳认为，目前该院安宁疗护病房有34张床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会有数十位患者在排队等待床位。医院已经在考虑增设病区来做安宁疗护。

在广州，除了市桥医院外，愿意开设安宁疗护室的公立医院仍是少数。广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外科护理教研室讲师郝燕萍等人2018年3月在《中国公共卫生》发表了《广州市临终关怀机构资源及现状调查》一文，对2016年9月至11月对广州市13家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卫生机构以现场发放问卷的形式了解人力和设备资源现状。

结果显示，这13家医疗机构床位数共2437张，其中临终病床672张，约占总床位的27.6 %；医护人员1259人，执业医生492人，注册护士767人，护工522人；护士/床位为0.3:1；仅有4家机构的护士每人每年培训时间大于30小时；近一年住院病人数约14808人，其中临终病人数2662人，占住院病人数的18%。

该文称，广州市临终病床数量严重匮乏，机构资源配置不足，临终关怀服务覆盖率低；机构建设不完善，团队建设亟待加强，缺乏规范化的服务及业务培训，整体服务水平不高；实际运行中存在诸多困难；临终关怀机构需为家属陪护与探视提供更多便利。

而国家卫健委2019年11月1日对外公布的情况显示，全国可以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机构，仅有61个。

市桥医院康宁科主任黎梓雯表示，临床关怀科室运营最大的障碍是盈利困难，甚至是亏损的，医保的支持力度仍有限。

科室盈利艰难，临终关怀医护人员数量的增加某种程度受到制约。

如今市桥医院的康宁科，133张床位经常住满，医护人员人手的紧张显而易见，加上黎梓雯在内，医生仅9名，护理人员共有23名。一旦碰到多位患者同时去世时，医生护士会措手不及，来回奔跑。而医护人员全年处于无休状态，亦成为常态。

作为患者生命尽头的“摆渡人”，像黎梓雯这样的医护人员会面临心有余力而不足局面。“疏导病人内心的孤独、对死亡的恐惧，如果还需要心理医生介入的话，往往会涉及到支付问题，多数患者家属是难以负担这笔费用的，而医保对这块的支付也尚未纳入。”黎梓雯无奈地说。

如何可持续发展

安宁疗护是一个多学科的工作，需要医生、护士、社工、心理咨询师、营养学、药学、康复科等专业人士一同完成。

“很多三甲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办不下去，主要是因为入不敷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认为，需要找一种更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探索安宁疗护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刘艳表示，在安宁疗护的推广方面，三甲医院起到支撑、引领和示范的作用，从而把理念和技术推广到基层，最终让安宁疗护落到基层。因为三甲医院医疗资源紧张，如果社区医院能够大力推广实则更好。

“安宁疗护患者的平均住院日必然会久一点。所以，针对安宁疗护学科，尽量不用固有的医院指标来考核，应该有额外的标准来要求，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刘艳说。

王一方认为，医疗与殡葬要打通，实现医疗殡葬一体化，目前中国的现状是医疗与殡葬产业分开管理，而死亡是一个全程死亡，从濒死、临床死亡，生物学死亡到社会学死亡。

中宏国际健康产业创始人郑荣昌表示，中国安宁疗护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不同医疗机构经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跨学科及跨部门协调整合资源与人才建设，毕竟大多数中国人比较忌讳谈生死，所以，要做好充分的整体规划及可行性研究。

泰康安宁疗护项目负责人李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安宁疗护的模式从三甲公立医院、养老社区、社区医院再到居家安宁，目前都缺乏相对有针对性、标准和可广泛推广的安宁疗护运营服务流程和标准。这包含病房的建制，医疗、社会、心理团队的编制以及全流程运营管理工具。

在黎梓雯看来，临终关怀学科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整个学科发展尚未成系统化、学科的培训体系也未形成。

“临终关怀学科产生的社会效益始终是高于经济效益的，随着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临终关怀要得到重视，我们也呼吁各界对临终关怀产业有更大的投入。”市桥医院副院长梁志洪对第一财经记者说。（第一财经）

编辑/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