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朱学东，江苏武进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曾任大学教师、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董事、《南风窗》杂志总编辑、《中国周刊》总编辑、新京报传媒研究院副院长等。著有“江南旧闻录”系列《故乡风物长》《故乡的味道》《故园归梦长》，以及《黄金般的天空—我的读书笔记》，随笔集《老朱煮酒》《愿孩子好过你的世界》等作品。
我是乡下人，没见过这么多高楼大厦
1985年9月初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我终于抵达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
在北京站站前广场，我跟同行的中学同学潘建岳道别，他去向清华大学新生接站处，而我斜背着一个军用挎包，找到了人民大学新生接站处。
站前广场上，旗幡招展，都是各大学的新生接站处，熙攘往来的年轻人，个个脸上洋溢着自豪喜悦。“天之骄子”，当时的社会这样看待我们。就在数天之后的9月8日，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袁宝华校长称我们是“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坐在下面的我听进去了，也觉得自豪。这个开学典礼，当晚上了《新闻联播》，播了一分多钟，这其实代表的是整个1985级新一届大学生入学的新闻。在那个年代，大学生还不多。尽管如此，我那个时候还没读过恺撒，压根没有恺撒的“我来，我看，我征服”的豪气，只有怯生生的小心翼翼。
在新生接站处登记之后，我登上了接新生的大巴，去往当时还是北京西北郊的海淀路39号。大学时代，我个性内向自卑，连普通话都说不连贯——但我汉语拼音能考得很好，所以，我更多地盯着窗外的高楼，和宽阔的马路——我是乡下人，没见过这么多高楼大厦，这么宽的马路。我曾听比我早来北京三年读书的族兄家伟哥告诉我：北京的马路最宽的地方，能双向八车道几十米宽呢。乡下的孩子，哪有这样的想象力。
到人大校园，报到之后，买了洗脸盆、饭盆等等，高年级的师兄带我去宿舍对面的库房领行李，但我的行李还没到，然后把我领到了宿舍，学二楼529房间（如今似乎叫东风楼，校门北侧第一栋楼）。它东临马路，当年的马路分南北向两条，中间有大沟，四排高大的白杨，秋冬叶未落尽之时，晚上北风过处，声音真有些瘆人。大部分舍友早都来了，靠窗南侧上铺是空的，我就选了这张床。
晚饭时，哪儿都不熟悉的我只能跟着比我先到的舍友拿着新买的饭盆去食堂打饭，去得有点晚了，没有米饭，我买了两个大白馒头。我很奇怪，周围的师兄师姐们买了馒头还买菜。我心里想：大学生真够奢侈的。回到宿舍，咬了一口白馒头，哟，北京人真小气，这么大一口，竟然还不见馅。用手掰开馒头，北京的馒头竟然没有馅！我几乎要崩溃了。就着水，满心委屈，吃了近一个小时，才啃完这俩馒头。
我的行李当天晚上也没有到。随身的军挎包里，只有一个搪瓷茶杯和牙具，一条轻薄的小床单。当天晚上，我和衣躺在了木板床上，就盖着这条小床单，度过了在北京的第一夜，没有一丝后来我喜欢的台湾歌手陈升唱《北京一夜》的浪漫。
我在北京的生活就这样在充满喜剧冲突中战战兢兢地开始了。这是与过去生活和故乡熟人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和世界，但是我渴望的。通往北京的道路，并不是坐火车那么简单——其实当年坐火车也不简单，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路的。
进学校之前，既不认得字，也不会写
1967年4月1日，农历二月廿二，我出生在江南一个普通农家。父亲给我起名朱学东，取学习毛泽东之意，这是时代的烙印。
故乡是鱼米之乡，但并不是鱼米之乡就一定能吃饱穿暖。尽管故乡曾是物华天宝之地，我的祖父母、父母是世所罕见的勤劳之人，但我的父母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曾有被迫为“贼”的经历，他们偷荷花郎（一种苜蓿草，也叫紫云英）充饥。我和弟弟们小时候的光景甚至比不上父母的童年。
对于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在我懂事的时候，我所有的梦想，就是能吃饱穿暖，长大后要么跟着父亲学打鱼杀猪，要么跟着姑公表叔学泥瓦匠，或者拜邻村的杨裁缝为师——我父母跟他关系不错。我自幼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人称“嘿大”（方言音，大读dou，意即痨病鬼）。这样的体质，长大了也是没有机会去当兵的。离开农村还有一种办法，叫接班，地方上俗称顶班。但我祖父、父亲都是农民，我们也就没有资格顶班，此路同样不通。
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最早知道北京是什么时候了。跟我的孩子不同，我进学校之前，既不认得字，也不会写，只会简单的算术——算账谁不会？一切都是从我8岁开始。1974年秋天，我8岁，拎着凳子去学校，从此开始了“a、o、e”的生涯。我至今记得语文课本汉语拼音之后有文字始，第一课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也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
我们村叫西朱，西朱是晋陵南符墅宗正堂朱氏宗祠所在。宗正堂朱氏，号为晦庵先生嫡裔，明天顺年间由福建经安徽迁至本地，周边有多村朱姓人家认此为本家祠堂，祠堂原来在本地颇有名气。我家紧挨祠堂旧址，其中有两间房，即是土改时祠堂分割所得。我后来能上北京，在村里人看来，或还是托了这祠堂的福。
整个西朱东西两村，改革之前，在北京落地生根的共计有五位，在周边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村子。那些同宗长辈家，我上大学的时候都去拜访过。过去每次在京的同族长辈回家省亲，村里老少都会围坐闲聊，我也会凑热闹。但我那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后来也会有机会到北京去，并在北京落地生根。这个梦想，在恢复高考之前，从来没有在我心里产生过一丝涟漪。
我的这些同族长辈，跟我上的是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我的小学，叫朱家桥小学，距我家大概不到三里路。学校原来是座东岳庙，学校里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我小学时，三个小男孩也合抱不住。我后来一直认为，凡学校有老树古树大树，风水必好，能出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信然。
1974年秋天我上小学的时候，朱家桥小学还不只是一个小学，还有中学，那个时候叫农中，农业中学，可能有点类似职业学校吧。不过，这农中很快就解散了。
小学毕业的人，后来分散到周边的正规中学前黄中学和政平中学读书了。小学的学生都是周围村子里的，老师也多是附近村子的，有不少民办教师。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恢复高考，一条新的出路摆在了我的面前，尽管我当时还在小学四年级，还没有产生过去北京的念头。
在前黄中学遇上的老师，永生难忘
我真正意义上对北京产生兴趣，也应该是小学四五年级时。村里朱老师兄弟两家的客厅里贴了过年的年画，是北京的风景，都是天坛之类的。空旷的蓝天下，那雄伟的建筑，对我这样的乡下孩子还是很有诱惑的。
1979年，我小学毕业，进了前黄公社离我家大概不到6华里的前黄中学。那时的前黄中学，还是完中，初高中都有。初中部学生几乎都是本地前黄公社的孩子，我们一届有6个班。
前黄中学是武进最有名的学校，创办于1930年代末，是在古庙景德寺旧址上建立的。景德寺是宋时古寺。前黄中学在1949年鼎革之后，成为江苏名校，为国家社会培养了不少学生。
高考甫一恢复，学校就很快在高考中获得了好成绩，以至于我进前黄中学没多久，本地已经有了一脚踏进前黄中学，相当于一只脚跨进了大学门槛之说。
我上前黄中学时，身体还很瘦小，附近村子认识的熟人，都会很惊讶地说：哟，这么小的个，都中学生啦。这句话，其实一直伴随到我高中毕业。我之瘦弱，除了幼时体弱多病，主要还是营养不足。不过，分田到户后，家里的经济条件迅速改善，荤货和油不再匮乏，营养跟上，身体素质渐渐也就强壮起来。上高中后，祖母专门给我开小灶，炖童子鸡给我补，还不许弟弟们碰。
生活在农村，即使上了中学，家里家外的活，仍然不会少干。我个虽小，但也有一股蛮力，挑稻挑化肥都干过。油水充足之后，这种体力劳动也就成了一种锻炼。中学6年，我是走读生，每天上下学的走路，以及前黄中学著名的课间跑，也锻炼了我。
我在前黄中学读了6年书。初中时，虽然天分不足，但我学习自觉努力，所以成绩还过得去。加上父亲也算乡下名人，本乡认识的人很多，其中包括前黄中学的老师们，所以老师一直对我比较关爱。我初中两任班主任，杨琦芳、卞炳南老师，都认识我父亲，还有化学老师倪觉，在我读前黄中学时一直对我很好。我在前黄中学遇上的老师，无论是否给我任过课，绝大多数对学生对我都很好，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走上通往北京的路，我永生难忘。
物理课的心理阴影，促使我选择了文科班
也许自小受父亲爱读小说的影响，初中起我就显示了偏爱文科的征兆。我对物理尤其头疼。前黄中学在我上中学时，又成了江苏省重点中学，教学条件比较好。物理课学并联串联，做实验，老师说接错了会把安倍表伏特表烧坏，烧坏一个赔5元钱。我立马落下了心理阴影，于是再也没有学习物理的兴趣，害怕呀。但我初中的化学还凑合，倪老师是我第二任化学老师。化学也做实验，当时我幼稚的想法是，就算被硫酸烫了，不就烧掉块肉嘛，不用赔钱。
就是学好了物理，我也不会成为爱因斯坦，但没有学好，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而且很大程度上，我能到北京，跟物理没学好有关系。初中毕业中考，当时中考体育加试和后来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是470分，我正好考了470分。当时我的物理勉强及格，但凡再高10分，我可能有机会上本地的南夏墅师范了。
我高中时，前黄中学高中部有三个统招班生源，一个本乡班，过去本乡班是单独的，我们这届打散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以统招班生源还是本乡班进的前黄高中，我参加了统招班的体育加试。上了高中后，都是聪明学生，我这样本分不聪明的学生成绩一落千丈，物理每学期都补考。所以，高中文理科分班时，我毫不犹豫选了文科班。
那个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且，恢复高考后，前黄中学历年高考，都是理科优势明显。当时倪老师听说我选了文科班，在教室旁边的小树林里截住我，数落我“发痴了”，说文科班是“勒色班”（垃圾班的方言音），都是学习不好的人才进。这在过去，确实有这种情况。倪老师说，你要是学了理科，考个大专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我的理性胜利了。我知道我如果学理科，物理这块短板是永远补不上了。读文科，虽说从头开始，却把短板甩掉了，下狠功夫就行。
选择了文科班，让我再次向通往北京的道路靠近了。如果当年我选了理科，也许我最多也就有机会到北京旅游而已。尽管后来的结果与倪老师的判断相反，我一直对倪觉老师怀着深深的感激。
最终选择了人民大学哲学系
文科班的学风相对比较松懈，以至于当时理科班的老师常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文科班的人。比如我，在高一高二甚至在临考的那个学期，还都看小说。我看小说还好，我们班后来还闹出了恋情来，这在保守严谨的学校，也是一场风波。
不过，我高三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不仅是武进数学名师，在做学生工作上其实也很有一套，他顶住了学校和舆论压力，充分信任我们，更多让我们自我管理。这一点，最后在高考时得到了回报。我们文科班在管老师领导下，高考打了一个翻身仗，当年是常州一市三县所有中学中最好的，为学文科的大大争了口气。
虽然我常偷偷看小说，但学习还是很用功的。常常是最早到学校，晚上在家也做作业读书到很晚。不过，我上中学时，家庭经济条件已经大为改观，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了。我的家人也给了我很多特权：高二时，父亲不再让我跟着他夏天出去摸甲鱼，祖父母不再让我帮家里干活，两个弟弟也不再给我添麻烦，家里做了好吃的，总是先让我。在我临考前一个月，父母还在前黄镇上我一个表弟的姨家，借了一间房让我住，节省我来回走路的时间。那个时候我的成绩，还凑合，中等偏上一点吧。
我上中学时读了很多小说，大部分小说在今天已经毫无阅读价值，但有一本小说，在我走上通往北京之路上也可算居功至伟。那就是程乃珊的《蓝屋》，我后来不只是写文章，在很多地方都谈到了这本小说对我的影响，就是它让我相信了自我奋斗的价值。也因此，在高考前学校填志愿动员会前，班主任管元龙老师建议我投考南京大学，这样我可以享受20分的加分。这是个巨大的诱惑。但我会议一结束就报告管老师，我要自己考。我内心当然很想要这20分，但我更想到没有熟人的地方去，这可能是一向本分规矩的少年最大的叛逆。
我最终选择了人民大学哲学系，除了它在招生简章排第一序位外，还有毕业于人大党史系的李培森先生的推介之功。1985年8月，高考放榜，我考上人民大学。同学到我家报喜时，我正在自留地上浇粪，比范进好许多，他正在街上插草卖鸡换米呢。恢复高考之后，我成为本村第一个考取名牌大学的人。通往北京的道路，就这样在充满偶然性的选择和自觉的努力中铺就了。也许这就是命运。
我到了北京，完全是新的世界
我出生的地方西朱，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村，掩映在竹园杂树之间，地势颇高。村前村后都是一条条东西向小河，东向流入永安河，西通过水系接永胜河。永安河在我们村东侧大概数百米远，永胜河在西边，稍远。夹在这两条大河之间的土地，风水称乌龟地，讨口彩称富贵地，旱涝不灾，是风水宝地。
我小时候，永安河还是我们这边村子通向外部的交通要道，河上船帆林立，络绎往来，生产队去前黄镇交公粮，就是用船装着撑篙摇橹前去。不过，我的同族长辈们去往北京，已经不再坐船，故乡有了一条马路，武宜路（常州至宜兴），离我家有6华里。
从我们村到前黄这6华里，不像今天似的都是水泥路面，而是羊肠小道，要过多处河坝。黄梅天雨大时，这些河坝常被水淹。我最怕冬日雨雪之后去前黄上学，虽然我上中学时条件已好许多，但雨雪天不过是在胶鞋里塞上锤软的稻草防寒，那种泥泞和寒冷，苦不堪言。但是，我的那些堂姑族叔们，还有后来那些族姐族兄们，都是走这样一条路，去往前黄，然后再由前黄奔向北京、上海等地的。
我第一次到常州，已经是高二时的暑假，跟家伟哥和他母亲去的。他们去走亲戚，当时家伟哥已经是大学生了。我想进城去看火车，我内心深处隐隐觉得，我一定会坐火车去远方的。抓着父亲给我的零钱，多少我记不得，最多也就两三块，跟在家伟哥他们后面，买了票，站了一路到湖塘，换车，然后在兰陵跟他们告别，自己独自一人坐车去火车站。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车。
在火车站，我没能看到电影上的火车，在别人指点下，走了好远，找到一座铁路桥，在桥附近等了好久，听远处火车过来。回家的时候，我找不到回家的车站，又怯于开口问，就一个信念，家在南边，朝南走，一定能到家。我就走回了家，渴了，就路边河里掬口水喝，到家，脚掌血泡淋漓，走了二十多公里。父亲看了很心疼。
1985年9月初，我拿着录取通知书，买了去往北京的火车票，凭通知书半价。我买的是常州始发到长春的146次，在天津西站转车去北京。离开家时，我父亲送我到火车站前的桥上，道别时没有悲伤，只有高兴，父亲也一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的传统目标，已经在我眼前了。
在天津西站候车转往北京时，我乡野子弟的野性出来了，从椅子背上跨过去，被罚了5毛钱。我一下子明白了，城市生活跟乡村不一样，新世界有新的规矩。
考上大学吃上皇粮的我，从此在家里的地位已不只是长孙，还有一个吃公家饭的身份。吃公家饭的身份有什么变化，范进中举里他的老丈人胡屠夫感受最深——“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
也就是从考上大学后，家里的大事，父母也会征求我的意见了，父母再也不会责怪我，即使觉得我的做法不合适，也只是委婉地跟我商量，这与他们对我弟弟的态度迥异，以至于今天我还扮演着父亲和弟弟之间的“朱仲连”。我最初对北京的向往，其实跟范进一样，无非就是能吃上皇粮，从此衣食无忧，饥寒不愁，遇事还能周济家里。
我到了北京，完全是新的世界，读书多了，见识广了，追求也变了，从物质到精神，全盘颠覆了自己的初心。这是北京给我的，是北京重塑了一个新的朱学东——尽管我自承还是一个半新半旧半中半洋的朱学东。但我没有成为电影《决裂》里那个穿皮鞋抖着腿不认自己父亲的人，我这辈子都鄙视嫌弃父母身份和自己出身的人。我后来总结过，像我这样的人，惟如此才能成为一个新人，一个自己愿意接受并对家庭社会都有用的人，而不是昏聩度日的“新时期范进”。
编辑/崔毅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