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这个时代有两架推动发展的引擎，一个是资本，一个是科技，而后者正在以可见、可触和可感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科幻小说里的超现实场景正在变成我们的日常。但伴随着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成为热词，人们也开始担心诸如失业和生殖伦理等新问题。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是用它披荆斩棘开辟新的文明之路，还是用它谋取暴利、加剧社会不平等，取决于掌握科技的人。如果科技偏离了为人类的求真和求善服务的方向，科技也许会把人类推向万劫不复。

为了做到“求真向善”，那些学习、使用和管理科技的人首先要能够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善。《如何独立思考：跨越认知陷阱，建立科学思维》（以下简称《如何独立思考》）这本书就是对前一个问题的系统回应。按照作者的说法，“这个世界充斥着虚假信息、偏见、流言、欺诈和错误认识——虽然听上去令人不安，但这就是事实。没有所谓的成年人，每个人都只是懵懂少年。没有绝对的权威，也没有人掌握着终极秘密。”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求真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验证真假，第二是探索真相。前者是信息时代信息消费者的基本素养，也是面对信息洪流时，决策者的必备能力；而如今后者也不再只是科学家的专职，在一个众说纷纭的“后真相”时代，每个人都需要有独自探索和发现真相的能力。

对于第一个层面的求真，书中给出的工具箱是“科学怀疑论”，即“我们如何判断哪些可信，哪些又该存疑”。作者认为，科学怀疑论就是用遵循科学、符合逻辑的方式来检验那些靠经验得出来的结论，只有当逻辑上站得住脚，事实经得起检验，某个说法才有可能被暂时接受。请注意这里是“暂时接受”。因为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被证伪、不断推翻自己的过程，比如，日心说代替了地心说，演化理论取代了用进废退，科学的“真相”永远是根据人类一时一地的认知水平得出的“相对真相”。成为一个科学求真者意味着随时准备好被他人或者被自己否定。爱因斯坦曾经是一个蔑视权威的独立思考者，但后来他自己也成了权威，甚至开始抵制新的想法，虽然瑕不掩瑜，但多少有些令人遗憾。所以，第一个层面的求真，不仅包括对万物存疑，更包括对自己存疑，否则我们不仅会故步自封，失去成长的机会，还可能成为发展的阻力。作者提出，“科学也要求我们具备勇气——要勇于面对真相，勇于接受研究的结果，哪怕它们会让我们感觉不快，或者给我们的习惯性思维泼一盆凉水。”

科学怀疑论者会通过研究人类理性思维的缺陷和欺骗性的认知机制，避免被自己蒙蔽了双眼。大脑的认知功能是我们丈量万物的尺子，如果尺子都出了问题，那我们纠结于具体结果就失去了意义。从记忆虚构到意动效应，从逻辑谬误到阴谋论，书中列出了几十种我们需要警醒的常见思维陷阱。

本书并不只是对思维漏洞的揭示和批驳。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深入剖析了众多热门的科技事件，从疫苗问题到转基因迷思等，目的就是带领读者拨开重重迷雾，一起学习探求真相的能力，此为科学求真的第二个层面。作者认为，“宇宙切实存在，而且它永远有规律可循。凡事有果，必有其因。”因此，对真相的探索就是对根本原因和根本规律的探索，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过，相比特定的结论，科学怀疑论更看重探索真相的方式方法。比如全世界关注的新冠肺炎疫苗问题，如果想知道某种疫苗是否有效，一个重要的对比指标就是“对照组”，也就是只注射了安慰剂但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如果接种疫苗的人比对照组抗感染能力更强，那么疫苗就有一定的保护效力。作者指出，伪科学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对照组经常是缺失的，而是过度依赖他人的证词和经验，其探寻真相的方法有本质缺陷。比如，有人说“这个秘方对治疗癌症有奇效，很多人都治好了”。这个结论至少有两个问题，首先没有被治愈的人已经离世了，只有治好的才会跟其他人分享疗效，样本没有揭示全部真相；其次，因为没有对照组，我们也不知道有效性究竟有多高，也不知道与其他治疗方法相比的优劣，所谓“奇效”无从判定。无论个人生活还是社会治理，按照科学方法探索真相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否则容易掉入主观臆断的陷阱。

如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像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助于向更为广泛的群体传授科学和理性思维，也史无前例地助长了虚假信息的泛滥”。生逢此时，一个懂科学的人与不懂科学的人最大的差别未必是知识量，而是能否用科学的逻辑思考，用科学的怀疑论去伪存真。《如何独立思考》就是一本科技时代的科学求真指南。虽然“万物存疑，实证为要”的科学怀疑论兴于西方，但东方哲学也有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保持敬畏，承认无知”。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曾说过，“知识的最大敌人并不是无知,而是自认为掌握了知识的幻觉。”求真的前提是放下固执和偏见，在这一点上，东西方达成了共识。

原标题：科技时代的科学求真

文/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文津图书奖评委 ）

来源/解放日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