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守陵制度可以说是一种生的折磨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冬，康熙帝驾崩，远在大西北的抚远大将军王、十四阿哥胤禵回京为父亲奔丧。这时，四阿哥胤禛实质上已经拿下皇位，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但胤禵认为自己才配得上继承皇位，当他风尘仆仆赶到京城，见到一母同出的四哥，他始终不愿意跪拜臣服。

于是，雍正帝想出一个“仁至义尽”的好办法——把胤禵派到皇陵守墓。有文艺作品续上了这样的情节，说胤禵被幽禁在皇家陵园，继续折腾，利用太监与异议分子“八爷党”联系，意图东山再起。雍正帝遂将与十四弟一起看守皇陵的太监宫女统统押回来，又派了几十个自己信得过的太监去皇陵监视他，一波波明争暗斗在本该清幽的皇家陵园继续上演……

这绝非凭空的杜撰，守陵这个不起眼的事务，是皇帝手里的一张王牌，是失意皇室、失宠嫔妃的归宿，掺合了宗法王道、政治纷争，而它承载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这些。

作为政治缓冲带的守陵制度

前些年，小说《鬼吹灯》将“摸金校尉”这个官职带入大众视野，盗墓贼有了高大上的称呼。东汉末年，汉墓十室九空，据说就是因为曹操设立了摸金校尉和发丘等专职盗墓以补充军饷的军衔。又有人为曹操正名，说这锅不能光曹操背，那个乱世，董卓这些军阀都干过这个勾当。

为了对付盗墓贼，其实先秦就设有冢人、下大夫、中大夫等官职，掌管公墓之地。秦始皇时代设置了护卫陵园的单位“丽邑”。到西汉，出现了陵邑制度，即在先帝王陵园附近修建县邑，让一部分人迁到那里居住，始作俑者是汉高祖刘邦。

刘邦立汉之初，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一些前朝遗老少不了给他脸色看。为解决这些动乱之源，刘邦将他们迁到关中平原。人来了，没有那么多官职安排，怎么办？刘邦下令，将这些人安置到长陵县邑，长陵就是刘邦的陵墓。

这一安排，既解决了地方豪强坐大的问题，又给那些迁到长陵县邑的豪强们戴上了优越的道德光环：你们未来就是给朕守陵的，你们的工作是神圣的、重要的、无可取代的，能在这里为帝国服务是你们的荣耀。当然，皇室许诺给这些豪强一些优惠条件，比如一定数量的田地，免徭役赋税等等，让他们世世代代窝在那儿守墓，别掺和其他没用的。

帝王一道诏令，地方大族不得不扔下苦苦攒下的基业，移民到帝王陵旁“被安居乐业”。此后，汉惠帝修建安陵、汉景帝修建阳陵、汉武帝修建茂陵时，都照搬此操作，这一妙招对巩固中央集权效果甚好，还解决了皇室一族的身后事。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到汉元帝时期，迁移人口充实陵邑的制度已致东部地区凋敝空虚，百姓背井离乡、苦不堪言。读着儒家经典长大的汉元帝觉得，这违背了仁道。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他下令，西汉帝王诸陵按地界划分，让三辅（治理长安京畿地区的三名官员）接收，其他陵园让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太常来管理。“自今所为陵者，勿置县邑”，持续了100多年的陵邑制度，终于画上句号。此时，大汉的气数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后代帝王也许觉得汉代的陵邑制度太过了，纷纷退而求其次，沿袭汉代一系列陵寝制度和机制，但不再另外设县邑。唐朝皇家陵寝数量巨大，政府便设置了管理皇陵的专门机构陵署。

守护唐代皇家陵墓乾陵的陵户众多，除了平日的供奉和硬件修葺，还需每日定时巡逻。干这个事情的人虽然没有像汉代那样大规模地聚集为县邑，但也不可小觑。这些陵户一直世代延续，至清朝也没有离开。清人毕沅任陕西巡抚时，到唐陵考察，发现陵园被开拓成了良田，也不知道皇帝的遗骨还在不在墓里。

到了清朝，关外三陵和关内的清东陵和清西陵，都设置有专门的军队看守，外加专门的护陵大臣“护法”。护陵大臣可不是小官职，都是正三品的大员。当时，只有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这样的上三旗子弟，才有资格担任护陵大臣，而这个官职常常被皇室宗亲包办。说白了，皇陵还肩负着一个发配夺嫡失败的皇室成员的重任，以缓冲皇室矛盾。十四皇子胤禵被雍正帝派去守陵，也是这个意思——你可以不死，还能以孝赢得美德，而皇帝我也借此彰显了仁义，何乐而不为呢？

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民国政府出于道德和政治缓冲的考量，继续设置“守陵大臣”。1928年，军匪孙殿英堂而皇之地挖掘清东陵，可能是因为当时军阀混战，工资俸禄也没有开够，守陵人不管了，任由孙殿英一行胡作非为。再后来守陵卫士因拿不到工资，纷纷离开，还有的索性加入了盗墓大军，监守自盗。清朝皇室遗老向国民政府抗议，要把“孙贼”正法，国民政府考虑了半天，终于派人打扫了一下被盗皇陵的卫生，再也无下文。一些遗老愤怒之余，搬到了皇陵附近，自己做起了守陵人。

陵旁被隐去的女性

“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唐代诗人罗隐的一首《铜雀台》，道尽了守陵嫔妃的悲惨命运。铜雀台是曹操在邺城所修，他临死时留下遗嘱，命令他的小老婆们要定期对着他的墓葬歌舞。

如果说殉葬制度对于女性来说是一场谋杀，那守陵制度就是一种生的折磨。守陵的人，无外乎政治斗争失败的皇亲国戚，或是“打工人”护陵官兵，而这些宫女被发配去守皇陵，剃发为尼，仅仅是因为她们不再受宠，或被正牌嫉恨。

刘邦死后，吕后忌恨他的宠妃，便将那些没有生育刘家子嗣的嫔妃发配到陵园居住。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为名门之女，曾生下一个儿子，但几个月后夭折，之后再无生育。在赵飞燕姐妹得宠后，怕遭受赵飞燕姐妹的迫害，班婕妤主动到长信宫侍奉太后以求避祸。汉成帝死后，班婕妤到陵园守陵，离开人世前，她留下绝笔：“永终死以为期，愿归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余休。”

班婕妤死后葬入陵园，还算得到了一个相对较好的结局，并在《汉书》的《外戚传》中史册留名。而对于大部分被送到陵园的宫女来说，皇帝一死，她们的人生弹幕上就飘来了一切结束的标签。等待她们的，是微不足道地完成工具属性后，便被弃如草履。

东汉皇帝驾崩，“诸园贵人”即随“大行皇帝”灵柩迁徙陵园居住，以守陵为终生任务。这里所说的“诸园贵人”，就是《汉书·安帝纪》说的“谓宫人无子，守陵园者也”。

但在唐代，发生了一起嫔妃主动要求守陵的事件。唐德宗李适的韦贤妃出身名门，她为人聪慧，性情贤淑，德宗对她比较上心，后宫里很多事情都会听取她的建议。然而，韦贤妃一生没有子嗣，按照惯例，德宗死后她得出家为尼，为先帝守陵。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刚咽气不久，韦贤妃的上表就来了，她请求为唐德宗守陵。

这是颇值得玩味的一搏，又带着辛酸与绝地反击的希望。明明知道守陵是常规操作，根本逃不掉，但韦贤妃这积极主动的一表，从态度上就可以占据主动。最终，她确实从最糟糕的结局中，为自己争取到了最大的好处。

韦贤妃展现出主动的姿态后，掀起了一场持久的道德秀，她赢得了皇室的尊敬和社会的认可。唐德宗驾崩4年后，72岁的韦贤妃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白居易奉命为她撰写墓志铭：“七十二年，礼无违者，册命曰贤，不亦宜哉！”韦贤妃的家里人也因此沾光，朝廷要为他们家族加官进爵。

为韦贤妃写墓志铭的人是白居易，写《陵园妾》吐槽守陵制度、同情宫女的人还是白居易。“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年月多，时光换，春愁秋思知何限。”朝堂的较量、后宫的对垒，留下一地鸡毛。

皇陵护卫队看似是政治斗争、后宫撕咬的淘汰品，但他们所展现的，才是古代最完整鲜活的政治生态链。而那些为另一个死去的人毫无意义地荒废掉一辈子精力的众多人生，那些不能被历史忽视的一个个有温度的血肉之躯，仍然值得再被我们提起、反思。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