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销一哥张柏松失联了”，从10月23日开始，这个消息在反传销的圈子里流传开来，张柏松其人“无人不知”，但却没有人知道他失联的原因，有人小声猜测着：出事了？！

“反传销”听起来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但实际上大多数反传销团队都游走在法律的边缘。2015年的时候，有媒体在评论版撰文表达过疑问，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反传组织究竟能走多远？

在最近几年政府部门和公安机关的打击、扫黑除恶工作的持续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传销形式发生了变化，线下传销急速萎缩，网络传销有所抬头，反传销团队也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有的人转行不干，有的人尝试转型，还有的人继续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坚持“解救”。

灰色的反传 游走在法律边缘

张柏松就是坚持“解救”的那一类。

10月20日，他和团队在深圳完成“解救”后，当天晚上就启程返回廊坊。21日下午，北青-北京头条记者与其相约采访，张柏松欣然答应，还非常礼貌的说：“疫情之后传销有所反弹，我们解救的工作太忙，不好意思。”

然而，到了相约采访的时间，他失联了，连同他的团队也全部失联——办公电话、手机和微信，个人电话和微信乃至与他合作的“反洗脑老师”的手机——全部都没有人接听。

京津冀地区有不少反传销组织，在随后的几天里，记者向多个反传销组织打听，他们都发现张柏松“没动静”了，朋友圈、抖音号和QQ号都不再更新。圈里人都有着不祥的预感：“张柏松出事了”，但是具体出了什么事，谁也不知道。

有人猜测，张柏松遭到了传销组织的“报复”，还有人猜测张柏松“被抓了”，记者向张柏松办公地的廊坊市警方求证各种说法，警方表示无可奉告。

反传销圈里之所以有猜测张柏松出事，是因为这个圈子本就走在法律的边缘。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就有“反传销团队”被判刑的案例：2015年，北京的反传销团队成员将一名传销“老总”殴打致伤，三名成员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刑；2018年，“李歌反传销”成员为了从一名传销成员口中逼问受害者下落将对方拘禁后进行殴打和恐吓，四名被告人被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拘役刑罚。

此外，还有反传销人员以非法拘禁的形式帮他人索取债务。记者曾对百度上可以查询到的反传销组织进行匿名调查发现，有些组织并不仅仅是寻找陷入传销的受害者，也包括寻找债务人。

“因司法惩戒“老赖”不力而形成的民间讨债公司是如此，而由于当地对传销打击力度不够而产生的反传销组织亦是如此。”2015年，北京某媒体在评论版撰文探讨“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反传组织究竟能走多远？”文章中认为，这种民间私力救济的存在，恰恰反证了公力介入的缺失。“人们之所以求助于反传销组织，有的是寻求司法救济无果后的无奈之举；有的则是对公力救济的不信任。再加上，就算当地警方用尽全力解救，恐怕也没有办法再承担其“反洗脑”的重任了。寄生于传销活动上的反传销组织，能深耕十余年，足见反传销需求之旺盛。这种需求，没有被反传销组织的“灰色身份”、看起来昂贵的“捞人”价码以及部分组织“以暴制暴”的解救方式吓跑，反而随之衍生出一个‘新行业’，一个 ‘本不该存在的行业’。”

失联的一哥 反传销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

张柏松本就是反传销圈子里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一方面他和团队坚持解救陷入传销的受害者，有的受害者家属会给他磕头致谢。张柏松说他享受这种救人后被千恩万谢的感觉，这样会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

另一方面，张柏松和团队成员毫不避讳的在媒体镜头前用暴力手段逼迫传销成员，扇嘴巴、卡脖子、骂脏话……有人觉得他就是“黑社会”。

此外，张柏松还是反传销圈子里较早公开收取高额寻人费的人，“救一个人1万5”曾经是张柏松对外的标签，如今这个价格也随着行情水涨船高。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张柏松并不觉得自己收钱有什么不对。北青-北京头条记者致电了百度上能够搜索到的反传销组织中的前十名发现，寻人的价格在2万至3万，如果有反洗脑的需求，还要单独交反洗脑的“课时费”，也是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据媒体报道，2018年至2019年间，张柏松团队大约解救了200名陷入传销的受害者，有人算出他的收入将超过300万。妻子质问他到底赚了多少钱，张柏松觉得委屈，他说要想救人肯定需要成本，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都是一大笔开销。

张柏松自称，反传销的目的主要还是他能够体会到传销的“恶”和受害者家属的“痛”，反传销团队往往是家属心中的“最后稻草”。

张柏松的故事此前媒体报道过多次，他和其他反传销人士一样，也曾经是传销受害者。起初他因为抢劫罪入狱，刑满释放后，在工地做电工。2013年，张柏松被朋友用高薪为诱饵骗到了大连的传销组织里。

在那里，张柏松被洗脑，他看着“老总”身上的金链子、豪车和名表开始相信了这编织的财富梦。张柏松交了2900元的入伙费，却始终发展不到下线，半年后趁着窝点里的人不注意，他跑了。

张柏松回到廊坊继续打工，201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对老夫妇向他打听陷入传销组织的儿子的下落，张柏松颇受触动，找了几个朋友帮老夫妇找到了孩子。两位老人出于感激，给张柏松和朋友们每人两条烟，还拿了一千块钱作为酬谢。

这次的事情让张柏松有了成就感，后来张柏松又帮几个家属救出了传销受害者，家属自然是千恩万谢的予以酬谢。

张柏松脑子灵，他找来几个朋友，把反销变成了事业。对他来说，这行业除了赚钱，更能享受到的是那种“江湖侠士”的成就感。张柏松曾对媒体称，从小就想当警察，但因为成绩不好高中没毕业就进入社会。他还喜欢武侠小说，喜欢《古惑仔》，所以走到哪里他都有一种江湖习气。

2017年开始，张柏松把每次反传销“解救”的照片和视频都发了出来。早期的视频资料中，都是传销窝点被端的画面，给人的感觉像是警察在打击传销。

2018年开始，有媒体为张柏松做了报道，公开了反传销团队的“黑白两面”，视频中出现了反传团队使用的一些灰色手段，如手机定位、暴力胁迫等等。“传销是小骗，我们是大骗。”张柏松在视频中说，反传销用的手段就是“坑蒙拐骗”。在这过程中，张柏松也曾经被传销人员打伤，他的一个朋友甚至曾被传销人员砍了数刀，血肉模糊。

后来，张柏松朋友圈里的视频画风也开始出现变化。要么是解救出的受害者与家属抱头痛哭的画面，张柏松会劝说：“别哭了，人找到了是好事。”要么是张柏松和几个彪形大汉一起，指着传销人员破口大骂或动手押解的画面，张柏松会笑着说：“反传一哥，解救成功啊，又一个了啊！”

从2018年2月开始，张柏松在朋友圈里晒出了传销受害者家属送给他的锦旗，上面写着：“大陆神探，反传一哥，杜绝传销，解救百姓”。

“反传一哥”这个名字，是张柏松自封的。起初他自称 “廊坊反传一哥”，后来改成了“燕郊反传一哥”，接着是“京津冀反传一哥”，最后他就成了“大陆反传一哥”。

随着张柏松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反传销工作越来越忙，除了在今年2月疫情最严重期间他没有更新朋友圈里的解救视频之外，3月份开始他就又走上了“解救”的道路。在其失联前的10月份，他一共更新了6条视频，分别位于廊坊、西安、商洛、安康、深圳等地。其中在一周内他的团队就从安康到了商洛又到了深圳。

张柏松日前在深圳“解救”时的短视频中一个女子被几个男子当街拉扯，视频的下面，配了一行彰显张柏松侠义与匪气并存的话：反传销一哥！广东深圳成功找到一个家庭主妇！大嘴巴打他活该内种，此处省略一万个字！！！

然后张柏松和他的团队就失联了。

退出的小雨 传销梦没做到的事情如今做到了

张柏松朋友圈里还保存着一条知乎链接，标题是“如何评价反传销一哥张柏松”。

帖子中有支持也有质疑，最上面的一条留言发布于2018年，留言者是“反传销王小雨”，她痛斥张柏松：“如果反传销都像你这么搞，那和黑社会没有区别”。

“他（张柏松）找个人不便宜，要三万块钱。但是好多老百姓都拥护他，好多人找他去救人。他也确实是把人找到了，但是方式方法有些不得当。”现在的王小雨已经不愿意提起当年的事情，她说她不想过多评价张柏松，她现在已经不做反传销了，正在享受平静的生活。

一切都开始于十年前。

据多家媒体报道，2010年7月，正在锦州读大学的王小雨被表哥打电话叫到北海帮忙。到了北海，她才得知表哥在做一项被称为国家支持、能赚大钱的“1040阳光工程”的资本运作，只用了一周时间，涉世未深的王小雨就信以为真，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念书。

王小雨交了入伙费，当月便得到了返利，她开始发展下线，爸爸看出了这项目“不正经”，将她强行带回家里关了一个月，结果她从家里逃跑并断绝了关系后回到传销窝点。一年半后，小雨凑齐29个人，如愿当上了“老总”。

当上老总后，因为要管理团队小雨就穿金戴银的包装自己，还贷款买了一辆车，但她其实已经意识到这是个骗局。 2013年4月，贵阳“5.07”专案告破，小雨的上级落网，其所在组织集体醒悟，大家自认损失，自行解散。

离开传销组织没多久，小雨受江苏南通一名大学生的委托，前往广西解救深陷传销的女朋友。这是她第一次从事反传销活动。小雨假扮委托人的亲属，以自己现身说法，揭秘传销内幕，女孩恍然大悟，当场脱离传销组织。

第一次成功解救，让小雨有了成就感，此后她走上反传销之路。

从2014年以来，小雨辗转全国各地，扮演不同的角色，深入传销组织之中解救、劝说受害者，一个月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火车上或者宾馆里度过。

身份的尴尬，资金的匮乏，工作的危险以及亲友的不理解，在反传销行业工作了五六年后，王小雨萌生了退意。

想要退出的原因有很多，王小雨向北青-北京头条记者坦诚道，“这个行业没有正规单位开工资，只是靠家属的赞助，以前年轻气盛，对传销看不惯，虽然救了很多人，但也影响了一生，作为一个女性，我还是想要一个安静的生活。”

现在，她会看着贴了满满一墙的反传销时的车票，这对她来说其实是一种救赎的凭证。传销害她失去了学历，也一度失去了生活。她说，如果身边的人陷入传销，她还是会帮助解救，也还是会对外反传销的宣传，但不会把自己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

“后来我发现我的能力其实很强，没有必要非得在反传销上纠结下去。”王小雨认为，目前的反传销人士大多是两种，一种是年龄比较大的，从传销组织出来后也很难开始全新的生活，以反传销来维持生计。另一种是年轻人，想通过这个行业来赚钱，使用大量违法的、暴力的手段以求速成。

如今，她能体会到事业的成功和生活的快乐，这不是传销梦编织出来的，而是自己的切身经历到的。

反传14年 怎么也绕不开法律风险

对于反传销的灰色现实，已经做了14年的李旭心知肚明。由于干这行的时间早，媒体都将他称为“反传销第一人”。

李旭陷入传销组织的时候是2004年，他从老家阆中到辽宁鞍山做生意，开豆腐坊、开小超市，每天起早贪黑，收入微薄，有亲戚劝他到江苏发展，李旭抵挡不住诱惑，去了。后来李旭觉得不太对，却被几个亲戚劝住，几天“课”听下来自己也信了。

李旭投资了一万多，从姐姐入手发展下线，最多的时候有四十多个下线，自己也成了中层头目。但后来发展下线越来越难，他上网一查觉得自己很像是传销，犹豫再三，他解散了团队，向公安机关报警，让上线头目落网。

骗了那么多亲人和朋友，于心有愧的李旭回到鞍山，开始在网上发帖、开博客，揭露传销骗局。

鞍山的传销受害者家属请他帮忙“解救”和“劝说”，李旭就用自己现身说法，救回很多人。

从2006年开始，李旭开始反传销，起初属于公益性质，只是偶尔接下家属给的感谢费，但到了2008年，反传销的同伴因为生计离开团队，家里人也不支持他，觉得他是从传销窝点进入了反传销窝点。

由此，收费反传销变成了必然。

李旭还发现了反传销另一个面临的严峻问题——法律风险。起初，李旭反传销也关注“解救”，但渐渐的，“解救”变得越来越难，“以前传销都是骗同学、亲友，我们扮演家人去火车站给骗出来很容易，现在都是骗网友，相互之间不认识，一旦人陷入到团伙中只能求助警方，不然只能用非法手段。”

所以，李旭把反传销的重心放在了“劝说”上。但即便如此，同样存在法律风险。有一些传销受害者被洗脑，面对反传销团队的劝说“寻死觅活”，暴力反抗。李旭办公地内的桌椅上的疤痕就能证明这一点，“都是受害者反抗砸的，我们这连茶壶和烟灰缸都不敢摆出来，怕出事。”

反传的转型 扎进书本学研究骗术

反传销时间久了，李旭对于传销的发展趋势很清楚。起初的几年传销是越反越多，以限制人身自由为特点的北派传销由北向南发展，而相对自由的南派传销则由南向北发展。在2014、15年前后，达到了最高峰。

从“李文星案”发生后，传销引起了公安部门的严厉打击，加上近年来的扫黑除恶工作，传统传销出现了明显下降。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乡镇村庄、街道社区都加强了排查，很多传销组织被查出或是被迫解散。

与此同时，网络传销开始有抬头的趋势。“网络传销跨地域，传播很快，很多人在业余时间就会上钩，危害更大。”李旭说。

前不久，李旭团队刚刚从郑州回来，一位女士的老公在网上投了五个项目，工资不够就透支了几十万的信用卡，家人怎么劝都不愿意退出来。李旭以这位女士的领导和同事身份介入，跟他的丈夫聊了很久，将几个项目的骗术都揭发了出来，对方猛然醒悟。

网络传销的“劝说”工作着实让李旭发愁，因为网络传销的种类多，变化快，已经和网络诈骗、非法集资融合得很紧密，很多打着原始股、区块链、比特币的高新词汇，或者打着金融创新、民族资产、西部大开发、京津冀一体化的政策口号。但现在能够做网络传销反洗脑的人只有李旭自己。“其他人还弄不懂，不知道这些骗局的漏洞在哪，怎么去劝人家。”

在李旭的办公地点，有两个大书柜，里面有传销窝点发放的宣传材料，有关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书籍，还有关于股票、期权、投资乃至互联网金融的辅导书。“这些我都要学，啃书本，查资料。把这些学通了，劝说就变得很容易，有时候我只需要列一个计算公式，对方如果稍微有点学历和文化，自己就懂了。”

十几年来，李旭始终坚持认为反传销应该“公安为主，民间为辅”。他的团队注册了一家公司，主营项目为投资信息咨询，并且搭建了网站，还运营微信公众号，网站和公号的内容每天都有小编来运营，推送各类传销、诈骗、非法集资的案件，以及对案例的分析和讲解。

李旭认为，反传销团队想做成一个得到民政部认可的注册公益组织是很难的。因为传销是违法犯罪行为，传销人员不是“受害者”而是“骗子”，不需要有公益组织去参与，由公安机关依法办案就行了。但公安机关打击传销组织时对于传销窝点内的人员需要有充足的证据才能立案，很多的家属为陷入传销的亲人着急，很多传销人员被洗脑，但是又没有达到犯罪标准，公安对这些人批评教育后驱散遣送，他们还会再加入别的传销组织。因此，反传销组织的“解救”和“劝说”也就有了存在的空间。

目前，李旭团队也积极参与公安和工商部门的合作，帮助它们判断涉案团体是否为传销性质，进行打击传销的宣传，还接受一些企业的咨询。

如今，反传销的业务也少了许多。李旭团队也面临着经营上的压力，一些跟随他多年的反传战友离开团队回归正常生活，李旭也把团队在北京的别墅退掉，搬到了房租更便宜的天津。“这说明传销少了，也是好事。”

李旭觉得传销在改变，反传销也不得不变。李旭还盘算着，是不是也开个视频号，他在犹豫要不要自己做主播：分析案例？企业咨询？劝说反洗脑？这些，对于即将50岁的李旭来说，还没想好。

实习生 汉雨棣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编辑/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