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龙（左）和张玮玮
处暑8月，我身在的城市已渐秋凉。风来，雨来，有人自远方踏歌行来。
一出名为《流浪之歌》的原创音乐戏剧，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为北京保利剧院拉开了疫后重启的帷幕。台上唱歌的是“河”乐队的五个成员——小河、万晓利、张玮玮和郭龙，四个可算资深的中国民谣音乐人，加上安娜伊思·马田——来自法国尼斯的犹太女子，更多国人只知她是电影人刘烨的异国妻、“综艺小达人”诺一和霓娜的俏丽母亲。而他们20年前就在三里屯南街那家名为“河”的小酒吧一起唱歌的青春往事，少有人知晓。
传说中的“河”酒吧，20年前曾有过一遇。被采访对象和朋友“一直”带去听“野孩子”那天，来自甘肃的张玮玮和郭龙没有在。20年后，我有机会锁定他们为我的采访对象。为了他们我读叶三的书《我们唱》，还去看《乐队的夏天》，顺道发现“五条人”乐队那么可爱。
“乐夏”舞台上初初亮相的“野孩子”，遗世似红尘不染，“前辈”得网人直呼“老神仙”。一曲无伴奏《黄河谣》风长气静唱下来，只是简单地负手而立，样子就那么好。束发的郭龙劲瘦，道骨侠风。而张玮玮和他的手风琴，居然又不在。
21日中午和风丽日，亚洲大酒店的户外咖啡座，和张玮玮、郭龙围坐聊天。好奇死了，次日晚才将播出的“乐夏”改编赛段，“野孩子”从主办方给的“国风”曲包里，到底是不是挑了《沧海一声笑》？答案是“没有”，他们唱了大理民谣好友欢庆改编的唐人刘禹锡的《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真正的民谣是流传，不是流行”
这是这些年关于“民谣”
惟一一句经典解答
北青报：可以选歌单以外的歌吗？
郭龙：不可以。所以我们选歌以后等于放弃（晋级）了。按理这不能提前说的。
北青报：反正明天晚上就播了。我还猜会不会是《沧海一声笑》，感觉那是惟一比较合适你们风格和境界的。
郭龙：那个也不好弄。再加上可能张佺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吧，他不想唱那一类的歌曲。
北青报：朋友圈里看到有香港诗人朋友写：“看到自己年轻时爱过的乐队像驯兽一样在舞台上PK，她不禁痛哭。什么乐队的夏天，夏天早就被杀死了。”他自己则是“都不忍心看”。可我看着还好啊，你们也还挺开心的。
郭龙：还行。刚开始犹豫了很久。最早找乐队的时候，他们主动来联系，我们犹豫了一个月。最后，一个是因为疫情一直没有工作，去年后半年基本就停止了演出什么的，估计今年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但是乐队不能停着呀，得做个事。刚好有这个契机，最后大家一聊，无非它就是一个游戏呗。
北青报：对对，有点儿游戏精神挺好的。
郭龙：而且你换一个角度想，既然是做音乐的，如果你对自己的音乐有信心，那就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大的舞台没有什么不好，只要那个舞台它是基本尊重你的，就没问题。如果说让我们去参加一个别的，比如《我是歌手》那样的，肯定就有点对付。
但是《乐队的夏天》真的还好吧。因为去年我们几个都看了。而且听说过，那个团队跟我们很多朋友都认识，听说他们做事也很棒，很认真。你看像这些带我们的PD导演，都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她们以前根本不听乐队的。但是自从做了这个以后，那功课做得真的，带我那导演，我跟玮玮我俩所有的事她都知道。我就知道她可能提前半年就把所有关于我们的纪录片、歌曲、故事、采访全部准备了。至少相对来说还是尊重乐队文化这一块的。
后来就决定去。去了刚开始还是有一点胜负心的，你肯定嘛既然你参加。但是我们就一直聊天，我们说不要有那个，越有胜负心，可能反倒表现就奇怪了。没必要，我们只是来找一个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听到西北还有这样的乐队，中国还有这样的民谣。我和玮玮都唱了20年的，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就心态很放松地，就去看一看现在的乐队都成啥样了。所以一边玩一边比赛还挺好的，挺新鲜的一个经历。因为一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刺激、变化，大家岁数都大了，一边养家一边做乐队，很多时候变成一半热爱一半工作了。这样一个契机还真的能刺激乐队有好多新的感受想法。
北青报：而且你们有传达，第一期时您说“真正的民谣是流传，不是流行”。
郭龙：那是小河的话。节目组可能有他们的考量吧，让尽量在节目上不提没有参加的人的名字。所以我只好说“我一个朋友说的”。
北青报：那句话非常好啊，特有范儿。
张玮玮：这些年对“民谣”惟一一句经典解答。
《流浪之歌》海报（局部）
一个人抱一把原木色的吉他
往那儿一坐就变成民谣了
这是特别大的误区
北青报：我也正想来问呢，究竟什么是民谣？用方言唱的就是民谣吗？
张玮玮：民谣其实是跟民间更接近的一种音乐方式。无论从音乐形式到歌词表达的内容，它是和民间生活、日常生活更接近的。
像摇滚乐，是提炼了叛逆、激情这些东西；古典音乐是超越生活的，像贝多芬，他是要说命运，说更大的主题；爵士乐是建立在数学技术上的一种，又是即兴的俱乐部式的音乐，是跟红酒、威士忌这些东西活在一起的。
从最早中国有了乐队之后开始，其实民谣这条线就从来没断过，校园民谣是其中的一支。最早你像崔健的《花房姑娘》，“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他的歌里其实有很多民谣的东西，只是当时并没有这样界定他，都说他是“中国摇滚之父”。
后面到张楚，张楚的歌词就非常明显，《姐姐》，“我的爹他总在喝酒他是个混球，在临死前他不会再对我动拳头”；《赵小姐》，“赵小姐姓赵，赵钱孙李的赵。在一种时刻她有一份工作，钱不少但她也不会干到老。在一种时刻她会真的感到伤心难过，就是别人身上的裙子比她的好看。”
这就是民谣。它是和日常生活紧紧在一起的。它不是诗歌化的表达，但反而把日常生活里面的诗意全都给提出来了。“别人身上的裙子比她的好看”，这一下把一个小人物的感受就给你唱出来了。之后的其实好多乐队，都能找出这样的东西来。我觉得整个包括民间歌曲、民间音乐，其实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
郭龙：我觉得就是两点，首先肯定是来源于你自己的生活，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你经历的、你看到的、你经过的这些东西。再有就是玮玮说的，民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叙事，这实际上是真正民谣的一个根基。
张玮玮：这些年民谣出现误区了。
郭龙：比如“吉他弹唱就是民谣”。
张玮玮：它很不在意器乐的部分，一把吉他随便按几个和弦，10首歌都是用三个和弦唱出来的。只要那个分解和弦，一个人抱着一把原木色的吉他往那一坐，他就变成民谣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
你去听之前比我们年纪大的这些，包括到我们这一代小河、晓利、“野孩子”，其实一直都在音乐上探索。无论你是民谣还是摇滚乐，你停止掉音乐探索的时候，你就完蛋了。
再有一个就是歌词。现在流行的“民谣与诗”，是特别可怕的四个字。现在甚至有所谓“古风民谣”，就是把那种古风的词儿完全就像电脑抽取一样往起一摞，它就变成民谣了，或者是写那种诗歌化的词。民谣一旦脱离了叙事，你不是站在日常生活这个角度去提炼它，你就变成阳春白雪，变成一个形式了。
其实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我有些歌里面也有这些东西。现在我的理想是做一个真正称职的民谣歌手，目前我还没有做到。
你去找“诗和远方”
不如叫滴滴的时候跟滴滴司机聊聊天
听听他的生活是什么
北青报：您觉得称职的民谣歌手是什么样的？
张玮玮：他的歌词是叙事的，他的音乐必须是经过考量的。民谣绝对是你想得很远，然后把它抽出来的一个东西。它不能是随意一把木吉他就出来的东西。它完全可以变大很多，也可以回到最初。
对我来说，首先要摒弃的一个东西就是“民谣与诗”，还有“诗和远方”。它完全被低级化了。你像也有人嘲笑我们，呆在大理，觉得我们是去找“诗和远方”了。我从19岁就开始流浪，我俩都是，从来没有停下来。到现在我也没打算固定在大理。我们并没有要去找“诗和远方”。你去找“诗和远方”，不如你叫一个滴滴的时候，跟滴滴司机聊聊天，听听他的生活是什么。
早上万晓利在我们的群里发了一张照片。他昨天晚上自己去喝酒，喝到四点。路过保利大厦下面的地道，有一个卖花的老头，三四束花没卖掉放在那儿，躺在地上睡觉。那才是“民谣与诗”。你知道他背后有多少故事？你知道他那一天经过了什么吗？你知道他今天早上起来是怎么离开那个地下通道的？他离开地下通道去了哪儿？这才是民谣该说的东西。
一旦这个东西变成清谈，变成飘在上面的亭台楼阁、镜花水月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城市垃圾而已。城市流行文化流水线上，出产的一些日常垃圾。这个东西今天产生了，只是为了符合今天的一些需要，它并没有什么东西。
民谣的文学性是要特别重的。像我看“乐夏”的感受是，写歌词这事儿还是得我们民谣圈来，摇滚圈真的不行。整个“乐夏”上去的这些乐队，除了“五条人”是民谣，其他这个歌词真的不行。
但是别的，他们行我们不行。整个音乐的张力，在台上的表现力，然后处理所有这些乐器的关系，他们的能力是特别强的。这个我们比不了他们。但是写歌词这事，真的他们得跟我们学。
北青报：“五条人”的仁科说过一句关于民谣。他说：“都说民谣有诗意，这诗意怎么说呢？很有可能你觉得有诗意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恶心。”人说：“那你觉得诗意是什么？”他说：“这么说吧，风一会往东吹，一会往西吹，我的头发就是这么被吹乱的。”后面这个是他一句歌词。
张玮玮：咱们就暂定从崔健那会儿开始有了乐队文化，整个这些人在写歌词上其实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我们其实是在这一个脉络里面，身上都带着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传承。到了这个年纪，其实我们也都没有停下来，都还在想这些东西。晓利每天都在想歌词，小河在“寻谣”，在找民间歌谣。最近参加了两次，我才知道他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他找出来的有好几首歌，太感人了，从词到曲。这时代如果把这些歌丢了，是很可惜的事情。
其实已经丢了很多很多。你看他在找这些，同时他也在从这里面去学习。我觉得这就是民谣。
“河”酒吧（2002年）摄影/安娜伊思·马田
我们的脉络
其实可以往身后伸很远
张玮玮：我和郭龙，我们俩都参加过新疆的乐队。我们差不多是中国独立音乐圈里对哈萨克人的音乐了解最深的。包括歌词，你要知道哈萨克音乐，它民歌那个叙事，那真是一个宝藏。
我觉得我们的脉络其实可以往身后伸很远，远到四五百年前。我们以前有个乐队叫IZ，马木尔唱的一首歌是500年前哈萨克人的，我俩最喜欢的那个《撒马尔汗山》。那是二战时候，苏联人把好多哈萨克人组了一个军队，一个哈萨克士兵在前线想起他家的一座山，写了这首歌。对我们来说民谣就是这个东西，它的来源，它呈现的东西，是真正和广袤大地、和人的关系要更近一些。
郭龙：哈萨克唱歌的人叫阿肯，直接翻译过来，首先是“诗人”而不是“歌手”。游吟诗人，所以它文学性、叙事性特别强，他只是用音乐来衬托他那个东西，他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音乐工作者。
张玮玮：阿肯还有一个翻译是“传递信息的人”。因为古代在草原上，牧民没有报纸、电台这些东西，你怎么把新闻信息传递过去，是靠这些人。这些人他是流浪的，他靠这个来生活。他们会唱歌，会弹琴，唱的都是固定的、各个部落大家通用的一些曲调。他从这个部落去下一个部落的，下一个部落很自然地就问那个部落现在怎么样，我的哥哥在那儿，我姐姐嫁到那儿了。
他就用他的手法，用这些曲牌，用他处理文字的能力，把那个部落的事情传递给这个部落。用弹唱的方式，因为你光坐在那儿说没意思，你一唱出来就不一样了。到现在阿肯还在哈萨克人的世界里存在，每年还有阿肯大会。
回族人有花儿大会，你夸一个姑娘，你要把她唱到最好，用词用到最好。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花儿歌子，说“姑娘你可以，穿了个健美裤，裤子上还绣了一个OK”。这一句歌词一下子把上世纪90年代初某个回族女人的形象给定义了。它的诗意不是文字的诗意，它是情境的一个更深的诗意，这才是民谣该追求的东西。
阿肯那个世界就广袤得无边，因为语言不通，咱们没法完全了解到，歌词玛木尔也翻译不了。它本来是一个充满大地的力量，人生特别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是用最直白的话来描述的。你想想它如果变成“民谣与诗”“诗和远方”，有点可惜。
它被符号化了，被城市的青年定义成了逃离城市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当你怀有这个东西，路过地下通道看见一个卖花老头的时候，你产生不了任何感情。因为卖花的老头、地下通道和这个城市一样，是你要逃离的东西。你真正希望的是“诗和远方”。
但如果你是按照民谣的角度，当你站在地下通道看着这个卖花老头的时候，整个世界就在你的面前，最大的悲悯、最大的感动、最大的美就在那一刻。我觉得这才是我理解民谣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没做好。
停下来就是为了
把身上的压力都卸掉
北青报：正想问呢，您怎么不跟“野孩子”在一起了？
张玮玮：我离开已经一年八个月了。主要是自己的状态需要调整。
北青报：您说过“野孩子就是两个字——排练”。
张玮玮：做音乐的人，每天去练习乐器、练习嗓子是应该的。就像唱京剧的人，每天早上他都要练那些动作、吊嗓子什么的，其实一样。我们每天下午排练，二点半到六点结束，中间还休息半个小时，每天其实就排三个小时。这对于一个工作来说很轻松啊。
搞艺术的人总是给人感觉很散漫，稍微有一个正常工作的感觉，别人就老说你们怎么这么勤奋。你看每一个人都是大清早工作到晚上，我们没有干什么，我们过程其实挺舒服的。
北青报：就是说不是因为训练太枯燥了？我就说嘛，看纪录片里你对排练还挺享受的。
张玮玮：你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大家在一起，其实还挺好。我离开主要是自己的问题，这些年创作有点瓶颈了，就想自己得改变一下。
最主要原因是连着好多年了，嗓子严重的吃不消。我从19岁开始工作，进这行开始唱歌，一直到前年我42岁，20多年从来没有停过。到最后一演出一唱歌嗓子就疼，前年一查是声带黏膜脱落。然后它也没有办法，也不可逆转，只能节约用了。
北青报：那休息这一年多，主要就是写作和创作音乐吗？
张玮玮：我一直拉手风琴，可这一年半我手风琴一下都没有碰过。本来想着好好写东西，做公号。结果一开始写，发现又还是一个模式，就会有人提醒你公号要定期更新。
北青报：要经营它。
张玮玮：对，不然就没有人看。过了一个多月我就觉得又是一个压力。我停下来就是为了把身上的压力都卸掉，所以我就公号也不更了。但是我一直在写。
北青报：您写得很好。
郭龙：别当作业写，有了就写。
张玮玮：我一定要从工作那个状态中出来。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论是乐队还是个人，大家都开始把经营自己变成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了。不是说不能经营，而是它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们是有公司或者有什么，这个肯定没问题，有一帮人在做这些事情。而我们其实都是个人的，一旦心思变得比重偏到这上面，就好奇怪。这几年我们不知不觉进到这个东西里面。因为所有人都进到这里面了，然后你也觉得它是对的，应该这样子。
本来我们都是一个人演出，或者两三个人，朋友在一起。现在全都开始团队化，灯光、音响、VJ，乐队一定要是大编制，鼓、贝斯、吉他什么的，因为有了音乐节对你的需求。这几年，对于我们这些独立音乐人来说变化特别大。一个是内部的变化，还有外部的变化。
张玮玮在北京霍营家中（2004年）摄影/安娜伊思·马田
我不能被动地
一直跟着世界运转
张玮玮：创作遇到瓶颈有好多原因，一方面是自己年纪到了一定阶段，过去熟悉的那套东西，你已经用过的手法、表达方式，都已经厌倦了。所以怎么写歌都觉得不好听。不是歌不好听的，是那套东西厌倦了——写词的方式，用的和声，用的所有的这些。
再有一个就是人、事给人带来的那些纷扰。好多时候人是在应付事儿和应付人。人和人的关系变了，不像以前那么单纯，大家好好唱歌就行了。就开始有好多麻烦的东西。
其实有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好好想过，它到底符不符合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该何去何从？其实我们没有时间，并没有仔细想。然后有时候是有点被动，不是你在带着一个事儿走，而是事儿在带着你走。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的选择，我要尽可能把该摘掉的东西都摘掉，不论是人的关系还是事的关系。我要把我自己给摘到一个相对早期一点的状态。然后这样我能自己想一想，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能被动地一直跟着世界运转。
北青报：很好，很好。
张玮玮：是吧？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但是我有能力改变我自己。我只有这一个能力，所以我必须把这个能力拿回来。这一年半我就是在干这个事。现在基本干成了，所以我现在很开心。
北青报：那就好，我怕您又抑郁了。
张玮玮：没有。前年有点抑郁，很抑郁，站在台上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那么热爱音乐，从小小年纪就在做的，到最后我站在台上，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有时候跑神。但是台上的演出经验什么的又很丰富，跑神别人看不出来。底下的孩子在鼓掌，用我们当年小时候看我们喜欢的人演出的那种眼神看着我们。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羞愧，你觉得你骗了别人，那个特别难受。
我前年就是停下所有的演出，我就给自己一个任务——如果再站到台上演出，一定要自己是释放的，不是在完成工作。如果是完成工作的那种，就不要在台上站着，不要在这上面丢自己的脸了。不要欺骗别人，不要骗自己。
北青报：那明天晚上的演出，算是您这一年半之后重新又站上舞台吗？
张玮玮：重新站上舞台是上周。上周我们在上海，三天。
北青报：我看到有人公号写了，标题是“中年民谣男歌手们：童谣，民谣，以及修补生活”。
张玮玮：那是这一年半第一次正式演出。是我跟小河的一个计划。我唱了自己的三首歌——新写的两首，还有《米店》。翻唱了一首小时候的儿歌《小白船》。然后跟大家合唱了两首歌。又给小河他们“寻谣”乐队的一些歌当了伴奏乐手。特别好。
三天特别累，每天早上九点就得到剧场，它全是当天的演出当天完成，流程特别复杂。因为是好多人拼场，最后还要大家一起唱，还要排练。但那三天一直沉浸在一种舞台的美妙中。
《流浪之歌》排练中，（左起）郭龙、小河、万晓利、安娜、张玮玮
完全没有任何预期
突然那两个夏天就来了
北青报：你们和小河、万晓利、安娜五个人这个“河”乐队2018年就成立了，这两年之间没有演出也不排练吗？
张玮玮：如果没有这个戏，“河”是一个全世界最轻松的乐队。因为这些歌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是我们年轻时各自的歌，或者以前大家都喜欢的一些歌。所以唱这些歌、演这些歌不需要去排练，排练反而会让它下降。
因为它更像是民歌的那种表达方式，开心了，它就是开心的样子；喝完酒，它就是喝完酒的样子；下午喝茶，它就是喝茶的样子。只是这回要变成一个剧，舞台需要很确定，所以我们排练了一个月。
郭龙：我们这个乐队，它不是以事业为导向的，它是以情感为导向的。我们在一起就是为了这几个人在一起开心，那份关系，大家一起做事特好玩。并不存在一个，我们要把“河”乐队做成什么什么……
张玮玮：郭龙说得对。包括这个剧，别人我不知道，至少对小河、晓利、安娜、郭龙我们五个人而言，它不是我们事业的一部分。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事业上那种功利心，或者是任何那种企图。
北青报：那就算是个青春纪念品？
张玮玮：不是，是我们友谊的一个延续。这一辈子你不可能再重来一个20年。今年是2020年，到2022年我们和安娜、小河、晓利，我们认识就20年了。
现在40多岁，你现在认识的朋友，没法像20多岁时那么完全没有任何障碍地，互相把自己所有的优点缺点暴露出来，并且还互相接纳。现在交朋友也不会再往那么深地走。
北青报：昨天彩排时安娜也提到了，她说“离这儿不远的，当年的那个小酒吧”。帮我回忆一下你们当年在“河”酒吧的时光吧。
郭龙：火热而混乱的青春。
张玮玮：而且是可遇不可求的。它没有经过任何设计，在我们完全没有任何预期的情况下，突然那两个夏天就来了。其实很短，2001年、2002年。2001年我们在“河”酒吧待着，安娜就进来。不光安娜，一堆人。小小的一个酒吧，当时开它完全是因为那会儿在北京做乐队太难了。现在的乐队太好过了。那会儿是完全没有演出机会，独立音乐对于那会儿的中国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
那个酒吧当时只有10个平方，开那个酒吧就是为了卖点酒、挣点钱养活乐队。完全没有给它任何预期，结果它在那两年里面，最后发展成了一个当时北京文艺青年的聚集地。
它是碰巧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地方，因为当时没有这么一个地方。最早只是因为“野孩子”乐队的人是兰州人，当时我们出来到北京，身上带着那个浓浓的地方气息，就是招待朋友。今天你进了这个门，那怎么样我也得让这个地方热气腾腾的，让你感觉到那个氛围。而且自己也喜欢那种，到晚上就想跟朋友说话、玩、开心。
不毛之地，已高楼林立
昨日如梦，似流星划过
北青报：我被朋友带着去过一次，一直想知道它是在现在三里屯南街的哪个地方？
张玮玮：就是现在的朝阳SOHO。SOHO中间不是一个广场吗，旁边有好多饭馆、各种店，就在栏杆边上。
7月份正好有朋友叫我们去那儿吃饭，喝大了，半夜三点钟我们就一直找。那个天桥还在，我们就顺着那个天桥定了个位，拍了一张照片。周围已经完全跟当年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在那儿站着，集体念了一个朋友（舌头乐队）的歌词：“不毛之地，已高楼林立。昨日如梦，似流星划过。”
当年那儿都是破破的家属楼，然后有树、修车的自行车摊，然后小饭馆，饭馆里面的菜都又难吃又便宜。
郭龙：在那儿经常吃一夜。往往这种，你当时身在其中是根本不知道的，觉得很自然地天天那样玩。等突然“哐”结束了，再过一阵子回头看，哦，原来那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张玮玮：可能它好就好在你是不自知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它是在那样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大家都没有什么可玩的东西，大家都比较地下的那种状态，无名无利。所以碰到一起很轻松，谁对谁都没有要求，仅仅是为了开心而已。唱歌就是唱歌而已，没有任何表演，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都年轻，荷尔蒙旺盛，每一个人都急着表达自己。又乱又炸，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碰到一起就是一个特别热烈。
其实只有两年，就两个夏天。感觉短暂而璀璨，就像“砰”三里屯上空放了一个大烟花。我们都是那烟花里面一颗小火药苗，“咚”一炸，就过去了。
北青报：你们说的让我很感动。我得承认，我最早对《流浪之歌》这个剧是低估了，我甚至想它就像你们捧着安娜玩的一个堂会一样。现在我了解了你们之间的感情和当年共度的时间，安娜当年拍的那些照片，其实是你们青春的见证。
张玮玮：其实我们也没有说一下就相信这个戏了。我现在是在，我要把它给提炼出来，我要相信它。相信它就是要用我的感情，用我的期望，用我的向往去美化它。我要从里面找出东西，然后来说服自己。只有说服自己了，我才能站在台上，才能说服别人。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吴菲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