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伟壮丽的万里长城在古代除御敌之用，在当时、近现代社会还有防疫的功能。日前记者在采访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的长城专家尚珩时，他几次强调了长城的防疫功能。

尚珩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长城小站站长。长城小站成立于1999年，去年是她的20岁生日，尚珩在这一年从创办网站的上一任站长手中接手小站，担起站长之职。小站从创建之初就一直致力于长城保护和知识普及，国家文物局很重视小站的工作，2016年发布的《中国长城保护报告》中“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章节中点名写到长城小站，长城小站的公众号中，更是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荣誉奖项，而更多的内容，是小站为长城所做的各种具体事情。

尚珩出身考古专业，受家学影响，从小就对文史深感兴趣。浸淫于长城文化的十几年，从专业出发的他对长城有了更加冷静和深入的感悟和思考。

长城与防疫

我们都熟知长城的御敌功能，而历史上其在防疫方面也曾起到不小作用。

一道长城，首先可以起到阻隔作用。尚珩举例，陕北地区曾经狼患泛滥成灾，威胁关内，而长城像是面对草原的一道屏障，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草原狼的进犯。

另外，民国时曾经爆发鼠疫。民国政府为了防止鼠疫蔓延，采取控制人员流动的方式，在长城便设置有关卡，对南来北往的人进行检测。山西在这方面所做最为突出，充分利用了其域内的长城优势。

长城在防止自然灾害方面也有不小的作用，比如对大风、洪水，都能起到一定程度的阻隔作用。

此次新冠疫情期间，长城景区也暂作封闭，游人减少，人为踩踏有所减轻，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长城？尚珩说，虽然长城免遭了踩踏，但这两个月踩踏对长城的破坏要远低于对长城沿线经济的影响。怀柔区是最明显的，那里的农家院基本靠长城旅游生存，疫情期间，村庄封闭管理，游客、实习的学生无法前往旅游、实习，稀少的客流量必然会对其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长城这个地方属于捧着金饭碗要钱。”尚珩慨叹，今后如何理解保护和利用，使两者结合得更好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

走祖山，是最悬的一次

尚珩1984年生人，父亲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虽然做行政工作比较多，但对他影响颇深。尚珩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他笑说，很多人在高考时会有迷茫，不知道要学什么专业，我特别明确，就是要学考古。

尚珩期望用实物去和古人对话，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在读明代戍边名将戚继光撰写的书中，他想到了金山岭长城，“那是戚继光的一个实验场，在戚继光写的书里所看到的内容，在金山岭几乎都可以看到实物，而这些东西到其他地方是很难看见的。比如戚继光要求守卫垛口的士兵要把名字写在垛口边的墙壁上，现在我们在金山岭就可以看到当时写名字的地方。”

考古专业当年属于冷门，报名人少，录取分数低，“不但好考，还好就业。”尚珩本科班42人，有22位到考古工地实习，毕业后便去各地的考古所工作。考研，也好考，冷门，分数低，人数少，毕业后顺利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就职。

从1991年第一次上长城八达岭之后，尚珩顺势走了司马台、居庸关、黄花城、黄草梁等处长城。1999年，走古北口，那一次给尚珩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走穿越线。“从古北口走到金山岭，再走到司马台，那是走得最长的一回，走了三天。”第一次走野长城，而且是连续穿越，长城的绵延悠长由此增加了他的感性认识，对他之后的路影响至深。

2001年去过黄草梁后，尚珩发现了长城小站。

“从黄草梁回来，写了一篇游记，就想要不要在网上发一下，一搜就搜到了长城小站，一看挺喜欢就点进去了，里边有一个长城论坛，在那里发了这次旅行的游记。现在那个论坛还在，保持1999年的初创风格，特别low。”之后，尚珩就和小站的朋友走到了一起，常常参加他们的线下活动。

2003年后，尚珩开始系统地走长城，背起大包，装上帐篷、睡袋，“负重大概是体重的三分之一，一般在50~60斤左右，而且因为走的人少，路都不是很好走，所以走得都比较辛苦。”尚珩回想，当时交通不便，也没有攻略可参考，“不知道今天从这个地方上去能走到哪，而且下山之后也不会有车。”所以尚珩和朋友们出去一般需要包车，利用五一、十一长假。“坐车到一个点，然后背着包走。一般扎营两个晚上，第三天中午下山，经过或主动去村里补给。”这样一点一点走下来，到2006年，从河北东部到北京平谷这一带的长城尚珩和朋友们已经基本走过一遍。

2004年走祖山，是尚珩和小站朋友走得最悬的一次，也是他第一次冬天走长城长线。那是一个林场，现在是一个景区。

尚珩印象中，祖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植被特别好。“当时我一直认为那个地方是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日本人在长城沿线修的千里无人区的一小块残留。”

尚珩和两个朋友利用春节长假，年三十晚上到达秦皇岛，大年初一一早上山。“特别冷，而且白天时间短，从早上起来8点到下午4点，每天走不了多少就得扎营。”按照以往经验，第二天午后都能找到补给处，但是在祖山找不到。到第三天，水都没有了，“虽然冬天耗水非常少，但没水也不行啊！”尚珩们想办法，找阴坡处的积雪，“这是冬天的好处。”他们把积雪表层的脏雪拨掉，捧里边稍干净一点的拿来化掉喝下去。但实际上尚珩他们都知道这样不好，因为雪的泥含量比较高。

又忍一晚，第二天一早他们判断方向，沿山谷向河北也就是长城内侧走，“因为那里肯定有人。”在接近山顶处发现一处泉眼，他们沿着泉眼向山下又走5个多小时，终于见到一户人家，“那个人自己包了一片山，在那儿种核桃。”略歇歇脚，再走。3个多小时后，出山见公路，已是下午了。

变化：行走变得容易了，文物丢得多了

近几年，尚珩明显感觉到了长城沿路的变化，“祖山修好了路，走势好极了，简直成了阳光大道，基本上就是我们当年走的那条。”

现在去长城是方便，以前是神秘感。“现在每天走多少，大概能看见什么，路线是什么样子，心里基本清楚，以前完全不知道，也没有攻略和资料可以查。即便资料上有，也是文字，带不来感性认识。一天碰不上几个人，即使碰到也是当地放羊的。”当时尚珩和小站朋友会向放羊人询问当地情况，现在不用，攻略比老乡们讲得还清楚。

以前的长城上因少有人迹，几乎见不到垃圾和刻字。“现在我们看见石头上有刻字都会骂刻字的人，但我们当时看见会觉得终于看到了人啊！看见垃圾也一样，哪怕是一个烟头，都会有特别高兴的感觉。”尚珩在走河北东部长城时，在一个烽火台中看到一个刻字：“长城四怪”，背包走得正累，猛然看到这么个刻字，感到特别亲切。“当然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尚珩说。

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文物丢得多了，尚珩认为一部分原因是爱好者处置不当惹的祸。

长城上有很多明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像带字的砖、石碑，河北东部、北京深山区都有。“但是很多地方10年前去看到的，后来再去没有了。比如祖山，2004年去时，基本每座敌楼都有一块石碑，碑上刻着修建时间、修建人、碑的尺寸，现在很多都失踪了。”

“还有古北口，有人为了偷一块好砖，把周围的砖凿掉，这样就在墙上弄出好多坑。而这些人有了好砖还不满足，他把那些品相不太好的砖也凿毁。”尚珩说，类似于这种事挺多，河北东部比较严重。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以前的人消息闭塞，而今大家去玩都拍照片，也喜欢发到网上。尚珩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在某处看到了一块北朝时期的石刻，发现没人管，周围布满垃圾，他于是拍了不少照片，回来发到公众号上，一年后，他再去看这块石刻，发现已经没有了。

尚珩认为公众号上的那篇文章就是给盗贼的一个指路牌。“人家都不用踩点，通过你的照片就能知道东西好不好。”这样的事不限于长城，在蔚县尚珩曾看到寺庙里的壁画被偷，都在未被开发而爱好者经常去的地方。

后来尚珩感慨，我们出去看到好东西，不要那么明确它的状况，这些未被认证身份的文物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很容易被偷，智慧一点就是保护它们。

但尚珩和小站朋友也做过使文物得以安身的事情。在密云五座楼下的农家院中他们发现一块长城碑，那家农家院已倒闭，石碑被扔置院中，通过和当地文物部门的沟通，尚珩和朋友们把碑送进了博物馆。

尚珩认为，在长城旅游时可以顺手做很多事，不只是捡垃圾，也可以做文保的事。比如一个文物没有纳入文物管理体系，或者没有得到文物身份认证，可以向当地文物主管部门申请，把它增加为文物点。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尚珩为有不少这样的爱好者感到欣慰。

长城烽火台，考古发掘前后对比

保护长城是一个特别难的事

2007年启动全国长城资源调查时，尚珩正在山西大学读研究生，他也参加了山西长城的调查工作。当时他跟着队伍调查长城主线以内的烽火台、城堡，大概跑了十几个县，几百座烽火台。这一趟的亲身经历，让尚珩似乎摸到了长城保护的切要所在。

尚珩感到，这次长城资源调查时，调查队员虽然都是当地文物部门或者考古所的工作人员，但实际上大部分队员对长城的了解程度并不高。从根本上说长城资源调查本身不是一个学术行为，而是一个摸家底的管理行为。调查时，出现了一些遗漏现象，而只要被漏，它的身份就无法纳入长城保护范围，也就得不到《中国长城保护条例》的保护，若在日后出现问题，文物部门就会很被动。“当年我们调查时就漏掉了一个墩子（烽火台）。2009年当地修高速，这个墩子碍事，施工人员看长城库里没有它，就给拆掉了。”

这使尚珩越发感到保护长城是一件特别难的事。体量大、跨度太、分布广、长城所在的绝大部分区域经济不发达，“它不像故宫只是一个院子，9000多间房，并且长城当地老百姓对长城保护没有太多概念，他们就觉得那是个土垄子，有什么值得保护的。”尚珩还提到，现在爬长城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保护措施跟不上，就意味着会出现人为破坏。“箭扣长城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以前塌的地方不是那么厉害，现在越来越厉害。”

长城设有长城保护员，在北京为专职，各地方基本是兼职，“北京在这方面投入比较大，一年的投入将近两三千万，这种常规性的投入外地做不到。”

研究也是一件麻烦事

在尚珩心中，长城研究也是一件麻烦事。他的观点明确：要保护长城，一定要先懂它。“不懂怎么保护呢？举一个例子，长城的墙上有洞，那是古代安装窗户框时的卡槽，窗户的木头框年代久远没有了，修的人不知道那是干嘛用的，就把洞用砖给堵上了。”因为基础研究的薄弱，应用研究或应用保护领域在制定保护方案，特别是细化方案时，便容易抹掉本该保留下来的历史信息。

长城修缮成功案例多，失败案例也不少。尚珩又举一例，“有时城墙上从顶到下会有一道缝，那不是墙裂了，那或者是当年修长城时两家施工队的分界线，或者是建筑上预留的伸缩缝，有的修复就把这道缝给填上了，历史信息又被抹掉了。”

尚珩做过统计，做长城研究的人，基本属于兼职，而年轻一辈的长城研究者多来源于当年的长城普查。当年长城普查的目标之一是摸清长城家底，其二即为培养长城人才。“严格的说，第二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但兼职来做毕竟时间有限，另外人数也太少。大概算一算，全国各个省做长城研究的三四十岁者在5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考古圈，历史圈也有但不多，大家基本上都认识。”

尚珩总结，从传播效果看，基础研究的不足不仅影响长城的修缮保护，长城知识的普及也会受到影响。这个问题现在提及不多，但作为圈中人，会感触较深。

2018年，八达岭一个烽火台要做保护，尚珩去做这项工作。那处烽火台从现状上看是一个土堆，在制定方案时也是按照土长城烽火台去做的，但是尚珩挖出来之后，发现是砖式结构。“这说明我们看到的长城并不是明代时的样子，因为它的损毁太严重了。现在有时候我们连长城两边的边界位置都不知道，因为它塌了。而通过考古发掘，就可以知道古代时它的边界在哪，采取了什么工艺，修过几次，是什么结构，这些了解得越明白，越能做好保护工作。做考古发掘就是为今后的保护提供依据。”

沿线教育涉及的方方面面

长城沿线的教育也是长城小站格外关注的领域，他们认为保护长城的一线人员是沿线村庄的村民。孩子更是未来的希望，小站联合长城沿线的学校，举行长城知识大赛、长城作文比赛，普及长城文化。这些活动从2004年就已经启动，十几年过去，很多长城下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吧！

至今，长城文化普及已经不局限于长城沿线学校，北京周边，小站的志愿者们也组织过多次长城知识进课堂活动，仅去年就举行了几十场。文保和教育，是小站长此为之的事。

小站的公众号还提供一些基础的长城服务，比如可以看到长城地图：目前已知的明长城走向，烽火台的位置、名称及位置图，还有历史年表检索、长城法律文库，这些主要是针对基层文物部门而做，全部免费。尚珩自己身在基层，了解基层文物部门人少、活多、地位低的现状，“干活都挺不容易的，我们就想把跟长城有关的汇总在一起，这样基层的文物部门在需要时，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它们。”尚珩认为只是给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这些惠人之事，很多小站的志愿者都在做。

长城保护员，小站的长城知识普及也没有忘记他们。保护员的综合素质要提升，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做培训。2018年始小站与各地文物部门合作，为长城保护员提供培训。“培训内容很多，包括长城基本知识、法律法规、户外风险和安全等等，延庆今年该做第三期了。”这些全方位培训的教材，部分由尚珩编写。

尚珩说，从反馈来看，长城保护员很希望得到这些知识，他们想对自己的工作了解更多。而长城保护员对于基层文物部门来说，也是他们的眼睛和手。“基层人员少，本身的专业知识素养也不是很高，实际管理起来是比较费劲的。利用好长城保护员就是给自己长了眼睛和手，把他们培训好了，可以给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持。”

尚珩以怀柔为例，整个怀柔区文物管理所管辖着怀柔境内的所有文物，但管理所只有几个人，跑一线业务的只有2个人。“基层单位的情况基本是这样，甚至有的县没有文物管理所，所以去年两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希望各个省级领导高抬贵手，不要让文物保护的最后一公里消失。这指的就是在机构改革裁撤时，很多基层的文物管理所被撤消了，实际上意味着最后一公里就没了。”

古建筑和古遗址的概念完全不同

近几年对长城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有几个明显例子，需要跨长城的基建项目，比如修高速，最初是简单粗暴，把长城拦腰斩断。后来改为修高架桥跨过，但影响景观。再之后挖掘隧道钻过去，保护了自然风貌。尚珩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措施。

对于长城的管理和审批也在趋严。以前长城是按照古建筑类型进行保护，现在则归入古遗址类型。尚珩解释：“要注意古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楼兰古城，它虽然还有地面建筑，但它归入古遗址，而一座寺庙则归入古建筑。古遗址和古建筑的保护完全不一样，不能把一个古遗址恢复成原来的建筑形制，比如圆明园，它是一个古遗址，但它也是建筑，如果按照古建筑去保护，那就要把它恢复到康熙和乾隆时的样子了。”

长城以前的保护理念是古建筑，所以我们看到了恢复成明朝形制的慕田峪、八达岭，“所有垮塌的都修好，这个垛口原来有多高就修多高，原来用的什么砖就用什么砖，恢复成某一个时间点的形制，这是对古建筑的做法。”尚珩说：“如果是古遗址，塌就塌了，不把它原封不动地恢复起来，将塌未塌的支撑住，不再把塌了的部分补回去。”

还有一个区别，古建筑在保护规划之前很少做考古发掘工作，长城被纳入遗址之后，对其进行保护之前，国家文物局的批复上列在第一位的总是“应组织专业机构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必要的考古发掘”。

“这说明我们对长城的认识由古建筑层面转变到了古遗址，那么我们会按照遗址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对长城进行保护，最明显的就是抢险加固，最小干预，这也更符合国际上对古遗址保护的主流。这次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做的几个项目都是按照古遗址的策略来做，能不动的就不动。比如修箭扣长城就把上面的一些树都保留了，在以前是绝对不会留下来的。”

实际上按照古遗址的理念策划，对于施工和管理会增加很多麻烦，因为需要评估树，是否碍事，是否会威胁长城安全，但是保留的效果更好，公众可以看到更自然的长城风貌。

长城本身是丰富多彩、因地制宜的，长城的修复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地方特点，“不要说八达岭这个样子，就给搬过来，它不符合一个地方的建筑特色就会看着别扭。长城的差别很大，箭扣和慕田峪两个长城虽然连着，但在明朝时是两个等级，长城的墙体有等级区别，弄错了就出问题。”

为了在长城的保护上少出现或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尚珩和小站的志愿者以及许许多多人还将继续努力下去。

供图/尚珩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