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带头集资为村里修通了公路桥，改善了村里的交通情况，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二郎镇的6位村民——退休老人赵永贵、老农杨发政、李先辉、安美蛟、甘宗良、王国维一度被当地称为“筑桥六贤”。

然而，桥通后却因为后续资金没有到位，他们反被起诉成为失信人。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6人中78岁退休工人赵永贵存款225400元被冻结，其中67500余元已被扣划执行；61岁村民甘宗良儿子寄回给母亲治伤的2000元被执行；64岁村民李先辉饲养的三头黄牛已被法院查封，也面临被执行。

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赵永贵表示，修桥前后，政府领导曾三次承诺，将会想办法解决后续资金。但直到被诉至法庭，后续资金仍未落实。

2019年10月16日，铁桥村政府与6位老人签订协议，后续资金将由政府解决，双方达成和解。

山村交通不便，安全事故频发

界面新闻：你是铁桥村本地人？

赵永贵：对，我出生在铁桥村。但是我196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参军当军医，到了河南，退伍后又被安排到铁路部门，一直到20年前退休。退休后我就和妻子从河南洛阳回了老家，主要是为了照顾岳母和岳父。

界面新闻：铁桥村目前一共有多少人？

赵永贵：一共有7个村民小组，将近3000个人。我是二组的人。

界面新闻：在修铁桥村公路桥之前，村里的交通主要靠什么？

赵永贵：最初有座铁索桥，这是在道光八年修的，有将近200年历史了。铁索桥是当年炼铁厂的杨家，用铁链和木板组成的一座简易桥梁，两边也没有护栏，桥梁两头分别是我们铁桥村和东新乡李家寨村。由于最初车辆很少见，村民主要靠步行出村，所以没有觉得不方便。后来摩托车和汽车越来越多，但是铁索桥无法过汽车，摩托车也得推着过。

时间一长，铁索桥就成了危桥，上面的铁锁受损断裂，木板也老旧了，很危险。尽管多次维修，但毕竟使用年限太久，政府就在2006年专门立过一块牌子，提醒村民不要再通行。但是有的胆子大的村民，有时候还是会从铁索桥过。

后来，这边有家开办了将近10年的煤厂，10余年前，他们为了拉货，就出资又修了一道桥，但是长年淹在水里，我们当地人都叫这座桥为“漫水桥”，稍微一下雨，车辆就无法通行。一般每年只有夏季的三个月里，桥面能露出来，方便村民通行，其余时间都只能漫水过河。

界面新闻：漫水桥之前有没有出过安全事故？

赵永贵：之前有个村民骑摩托车过漫水桥，结果被冲进河里，幸好被路过的村民救了起来。另外2014年时，有几名学生一起过漫水桥，其中两名不幸落水。我们有位村民安美蛟就下河救起了其中一名学生，所以后来安美蛟也和我一起主持修桥。

界面新闻：除了铁索桥或者漫水桥，有没有其他可以出村的道路呢？

赵永贵：村里虽然还有3条路，分别通往隔壁复陶村、水泉村河鱼塘村，两边村子也有公路，但是如果没有桥，两边的路就不是完全相通。而且那3条路很远，要绕很久，出行非常不方便，尤其是老年人。平日里每逢赶集，村民基本上都是靠蹚漫水桥过河。村里有干部说新修的桥主要是为了方便一组和二组的村民，但是实际上这座桥就在乡镇交界处，所以是好几个村都能受益。

村里的铁索桥。摄影：黎文婕

界面新闻：此前铁桥村可以通客车或汽车吗？

赵永贵：之前有很多客车会路过铁桥村，但是只是从临河的公路过，没有办法过河。如果开车想进村，必须绕远路，绕将近10公里的山路才能进村。

界面新闻：所以这座桥就成为了两边村子的村民进出村的主要通道？

赵永贵：对。通桥之后，汽车、摩托车都可以通行。

界面新闻：修桥之前，你们平时进出村的时间多吗？

赵永贵：我们进城的时间很少，我的子女都在泸州或者宜宾工作，所以一般都是他们逢年过节回来看望我们，但是因为交通不便，之前回来的时间也不多。他们之前提过很多次想把我们接进城，但是我不愿意，我在外面工作了那么多年，后来还是希望为家乡做点实事。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热爱家乡，我们住在这里，他们偶尔还会回到家乡看看，对这里还能有感情。

赵永贵长子：我们兄妹不止一次提过想接他们去泸州，和我们一起住。但是他就是不愿意，他想在村里做点好事。他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不可能所有人都到城里去，总要有人留在乡下。

界面新闻：你之前还为乡里做过其他的工作？

赵永贵：实际上，我回乡之后，还帮村里负责过修路这些事情，2001年，我觉得村里临山的路经常发生安全事故，就找到多名村组干部一起讨论修路的事情，明确了修路方案，还当了“修路联络员”，起早贪黑，自带干粮，挨家挨户去走访村里的人。这条公路约22公里，通到8个村镇，后来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包括政府扶贫修建的公路，也是顺着这条路继续修建的。

后来我还为铁路公路的整修、城市游乡村、两校合并等写了提案，为这些项目建设捐赠资金，参与到建设队伍中。这期间零零总总也花了我将近10万元，都是我私人的钱。

界面新闻：这么多年来，你在村里有没有担任什么职务？

赵永贵：没有职务。但是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村里很多人动员我参选村干部，大家对我也比较信任，我一参与就被选上了。但是我被选上以后，村上的领导考虑到我年纪比较大了，当时将近60岁了，就劝我辞掉了，我也觉得有道理，就辞掉了，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20年前，我就有修桥的想法”

界面新闻：是什么时候有了修桥的想法？

赵永贵：我返乡后，一直觉得我们村有三个方面需要改进：第一是教育，第二是公路，第三就是这座桥。所以在20年前，回乡不久后我就有修桥这个想法了，村民也不同程度地反映过这个需求，所以我也代表村民和村上的干部谈过，但是当时在位的领导都没有明确表态。县里也曾派人来考察过，但是政府一直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过相关的申请或者报告。

10年前，我又专门找了我们乡干部，当时我们村里有家磷化厂，我就问乡里，能不能让这家厂给我们出10万或者20万来修桥。但是一直都没有实现。

界面新闻：所以在修桥前，政府一直没有明确表态？

赵永贵：我找了3个村的村长、支书，镇干部等等，他们也是希望能够修通。但是我们村当时的老支书对这座桥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觉得修桥比较麻烦。而且当时这座公路桥是没有相关计划和指标的。

界面新闻：当时说要主持修桥，你的家人支持吗？

赵永贵：我的妻子还是很支持的，因为她也是较善良的人，很支持我为家乡做点好事。子女也没有非常反对，看我确实想做这件事，总体上还是比较支持的。我也和子女解释过，我本身是个退休干部，一个月退休工资3000余元，足够我和妻子生活，我们老两口健康状况也还不错，所以还是想为当地公共事业做点贡献。我在世时，想把这件事做好。

赵永贵长子：我们其实是反对的。因为修桥比修公路复杂太多了。我有朋友就是做工程的，我多少也接触过一些。我们最主要的顾虑有两个，一方面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另一方面修桥很复杂。但是他喜欢为家乡做公益事业，希望能够发挥余热，尽力帮助家乡发展。这座桥通往中心镇、太平镇等三个村镇，如果能修建起来，肯定是有重要意义的。实际上，说要修桥，村里也说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修，受限于交通，家乡也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通往铁桥村的三座桥，自左起分别为公路桥、漫水桥、铁索桥。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罗敏摄

界面新闻：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备修桥的？

赵永贵：当时我们这些村里，有部分比较富裕的村民也想过修桥，但是他们没有精力和时间。虽然我没做过工程，但我对这方面也有所了解，我就大概估算了一下，预计修一座高13米、长51米、宽5米的钢筋混凝土平板桥，大约需要61万元。2016年，我就找到了另外5个人，也就是李先辉、杨发政、安美蛟、甘宗良和王国维一起来主持修桥，拟定了一个修桥的报告，也算是请示，叫做《关于二郎镇铁桥村大桥修建的倡议请示报告（公示）》，交到村政府盖了公章，但是政府没有加批示，下批文。后来我们还手写了一份《关于请求补助资金修建铁索桥钢混水泥大桥的报告》，村里也盖了公章。

但我们也不可能脱离政府来干这件事，所以2016年5月12日，我们成立了个“二郎镇铁桥村大桥建设领导小组”，在和村干部沟通过后，以铁桥村支书程良志为组长，姚家村支书杨泽森、水泉村支书安美庆、铁桥村副主任陈万猛为副组长。文书上加盖了铁桥村村民委员会公章。

后来举行开工会时，政府也派了人来参加，表示支持。

界面新闻：修桥之前，政府有没有提到过需要立项？

赵永贵：提这个问题时，我可能不在场。政府可能和王国维他们说过，需要先立项再修桥。但是我们考虑的是，修好桥之后，政府可以补上立项的各种手续。2018年我们去找政府要钱时，政府也说过，只有等镇政府立个项，再找县政府批准和出资。

界面新闻：和你一起主持修桥的另外五个人都是普通村民？

赵永贵：他们都是本村的普通农民，平时都是种地、养牛来维持生活。其中我是年纪最大的，修桥时才75岁。王国维年纪最小，当时45岁，他还是铁桥村一组的组长。

界面新闻：你如何找到他们一起主持修桥工作的？

赵永贵：最初是杨发政找到我，问我是不是想修桥。他们就希望我能先垫支一部分作为启动资金。后来我找他们时，也是觉得他们是有修桥意愿的，比较有能力的人。

界面新闻：你们五个人分别负责什么工作？

赵永贵：我是大桥建设主持人，总负责建桥工程；李先辉负责工程指挥及资金组织，杨发政负责工程指挥及经济出纳，王国维负责工程外交及材料，安美蛟负责工程建设财经会计，甘宗良负责工程监管及安全工作。另有杨云凤等40余村民为“组成员”。

“政府领导3次表态会解决后续资金”

界面新闻：在这期间，政府有没有承诺给予资金支持？

赵永贵：政府领导3次表态会解决后续资金。

我们六个人在当时拟定修桥报告后，找到了时任镇长。当时镇长问我们修桥资金从哪儿来？我们说可能能够集资到20万至30万。镇长就让我们集资到30万，剩下的由政府来想办法。

后来他们也明确表态过。2017年元月份，大桥竣工，举行了隆重的“建桥庆功典礼”，二郎镇相关负责人出席剪彩并讲话。当时我们的时任副镇长表示，“很震撼”。他也说过，剩下的资金由政府解决。

在竣工不久后，施工方曾因为欠款问题，堵过这座桥，不让通行。但是刚好这天，时任镇长也经过这座桥，就把施工方和我们6个负责修桥叫到政府去商量资金问题。当时时任镇长也说，资金问题还是要靠政府想办法，分期来解决。

但在这之后，资金一直没有解决，我们在修桥期间先后付了施工方将近30万，但是还有296160元的尾款一直没有结清。也怪我们当时也没有录音或者留下其他的书面证据。

界面新闻：你们筹集资金，主要是向当地村民筹集？

赵永贵：我当时垫支了50000元作为启动资金，然后又捐资12000元，王国维家有家沙厂，就以沙厂的名义，通过捐沙的方式捐了10000元，其他人也捐了一两千不等。后来我们就挨家挨户，到每个村组去筹钱，一边修桥一边筹钱。捐集资金共计173195元，其中捐赠千元以上群众达到40余人。靠近河沟最近的铁桥村一组村民人均集资200元以上。在个人捐资中，我捐资最多。

界面新闻：政府有没有参与集资？

赵永贵：二郎镇政府、铁桥村委、东新镇政府、二郎电厂等单位也捐过资，1万至5万元不等。有的是在开工前给的，有的是竣工时给的。比如东新镇政府和二郎镇政府都是竣工时捐了一万元。

界面新闻：向群众集资主要是走访？

赵永贵：对，我们每个村组派一个代表，要么是亲戚朋友，要么是当地比较富裕的村民，挨家挨户去走访。代表会带上一个捐资记录本，封面上由村支书签字证明“同意向外集资”，也盖上了公章。哪位村民捐了多少钱，我们都做了登记，登记的本子也由主管经济出纳的杨发政保留着。而且，我们在大桥修建后，还在桥头立了两座功德碑，捐资超过100元的村民名字，我们都刻在了碑上。

界面新闻：你们和施工方有没有签订合同？

赵永贵：有，在2016年6月，开工典礼举办之后，我们6个人选了杨发政作为代表，与古蔺县太平镇平丰村村民李叶签订了《工程承包协议》，约定“包工包料修建长51米、宽5米的C25标号钢筋混凝土桥”，大桥固定单价488800元，另外补助李叶400方沙。付款就分为两部分，一期工程需付款300000元，余下188000元尾款在竣工后结算。

所以我们是在修建过程中断断续续分成几次付了30万元左右，有时候几万，有时候十几万。

界面新闻：当时为什么没有让政府签订合同？

赵永贵：我们当时没有想那么多，觉得政府表了态。另外我们觉得政府应该也不愿意来承担这个签合同的责任。

界面新闻：开始修桥后，你有没有经常去现场查看？

赵永贵：在刚开始修桥时，因为我住在半山腰，距离山脚的工地比较远，要走将近4公里路，所以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门到工地上查看。后来工作进入正轨了，就主要是靠桥比较近的5个人负责日常工作，我偶尔过去一趟。

界面新闻：大桥最后是在什么时候竣工的？是什么情况？

赵永贵：2016年10月建成了大桥主体，可以载重30吨。

界面新闻：在竣工后，你们也多次找到政府？

赵永贵：对，我们之后找过很多次，但是政府也一直拖着，没有兑现此前的承诺。

界面新闻：后来施工方让你们签了借条？

赵永贵：对，2017年5月27日结算时，我们6个人给施工方李叶打了张欠条，内容是：“今欠到李叶修建二郎镇铁桥村大桥民工工资人民币296160元，2017年8月31日前付清民工款。”但当时我们觉得这就是个证明，是以后施工方赵政府拿钱的依据，所以我们就签了字。但是我们没有考虑那么多，没有想到施工方后来会用这张欠条把我们告上法庭。

界面新闻：对欠条的事情，政府是否知情？

赵永贵：政府是知道的。

被诉至法庭之后

界面新闻：你们是什么时候得知，自己被诉至法院的？当时是什么反应？

赵永贵：2018年10月末，我们就被告了。当时我们觉得，法院应该把二郎镇政府和铁桥村委会也追加为连带责任被告人。而且我们当时也还是相信政府，觉得这样可能还能促进政府尽快结清工程款，就自己出钱找了律师。

但是后来开庭时，我们6个人、也都出庭了，二郎镇政府的人就说，和同事施工方和我们签订的，政府并没有参与，也没有对工程进行立项，也没有承诺过支付工程款。

界面新闻：找律师一共花了多少钱？

赵永贵：我们6个人花了6000元钱，请了县里的一位律师。但是除了请律师的费用，在被告之后，我们还得坐车奔波去法院，又去县里、市里的政府，住宿费、饮食费等等前前后后应该花了将近一万元。政府后来也和我们说，律师费也会帮我们解决，但是我们也不能让政府的负担太重，这钱我们给了就给了。

执行裁定书显示，赵永贵退休金存款被执行67500余元。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界面新闻：最终判决是怎样的？

赵永贵：2019年2月20日，古蔺县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我们6个人需要在判决生效10日内，支付原告工程款223400元及利息。政府不用承担责任。当时一审判决后，律师告诉我们15天内可以提出上诉。但当时，铁桥村委负责人找到我们，希望我们不要上诉，向我们承诺，政府会解决资金问题。于是我们就没有上诉，15天过去后，一审判决就生效了。2019年4月，施工方申请了强制执行，我们就收到了执行通知书，8月28日又收到了执行裁定书。

但我始终没有料到，会真的执行判决。直到我发现，我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下的退休金225400元被冻结了，取不出钱，而且被强制执行扣划了67566.84元。之后，李先辉家的三头牛也被查封，甘宗良的儿子汇给父母的2000元治病钱也被法院扣划执行。我们还都收到了古蔺县人民法院发出的《报告财产令》和《限制消费令》。

赵永贵长子：我们是4月份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就说要上诉，但是已经过了上诉时间。主要是父母对法律也不太清楚，没有重视，不知道怎么处理才是最好的。他们还是相信政府和村委。

界面新闻：你们有没有再找政府？

赵永贵：有，我们找过镇上的干部，也找过泸州的人民法院和纪委，都交过材料。9月28日，镇政府和村里的干部也组织召开过会议来协调，要求一是把部分还没收齐的集资款收上来，二是我们再想想办法筹钱，三是说政府想办法看如何解决。但是没有落实具体方案。后来，因为镇政府也没有钱，镇上就把相关报告提交到了县里。

界面新闻：那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

赵永贵：后来有媒体帮我们报道了相关的情况，县里和镇上政府很重视，10月15日，法院就让我们过去协商解决。10月16日，县里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来了解情况，村政府又把我们几个修桥的老人和施工方，都约到了村委办公室，写了个手续。这个手续的内容就是，余下的账还是由政府来结，就不需要我们来承担了。他们也给出了结清时间，为一个月。政府和我们都签了字。这就是最后的处理结果。

总的来说，政府后来的处理态度还是很好的，镇长也找过我们，还给我们道歉说，这件事是政府没有处理好，让我们受委屈了。

文/记者 黎文婕 李萱

编辑/熊颖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