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次假期结束后的新闻报道中，都少不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这一条。春天里百花盛开，这“不文明行为”也就多与花有关。身披各色丝巾的大妈们，身手矫健地爬上枝丫，在花丛中争奇斗艳，以至“树上开满了大妈”竟成了今春的流行语！一些不文明行为，年年被批，年年复发，实属难以根治的疑难杂症。

除了假期里随处可见的“不文明行为”外，在一些著名的赏花景点，可能整个“花期”里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武汉大学每年樱花盛开的时候，校园都会变成一座名副其实的公园，游人在那些建于民国时期、至今仍是武大学子们栖居之地的老斋舍间流连忘返，在那样的场景中，那里确实是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学校出于对教学秩序维护的需要，出台了一些管理措施，却往往会遭遇游客的挑衅，言语甚或肢体冲突事件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武大虽出台了一些管理措施，不过相信这冲突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说到樱花，就会说到日本，春日里假期短，也还会有人漂洋过海去日本赏樱花，仿佛只有这样才算是“正宗”。至于国人，相信大多数“读着鲁迅作品长大的一代人”，都是在中学课文《藤野先生》里初识樱花的。不过，先生在描写风景的时候，依然不改其一贯的“讥刺”笔法，而对象则是当时的清国留学生。“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先生不愧为是运用文字的高手，寥寥数笔，景致与其中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其实，在学习“藤野先生”的时候，还有一个不甚了了的，就是那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速成班。鲁迅在从东京转到仙台医专的1904年，其时清政府施行新政，为了快速养成所需的新式人才，蒙日本文部省的批准，专为中国留学生举办了各类速成学校，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学完课程，回国效力。这些速成班，确为满清政府乃至其后的北洋政府的现代化转型，储备了必需的教育、军事及法政人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速成班里，也不乏混日子的人。《藤野先生》中述及的“中国留学生会馆”里，一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鲁迅因不满意于“无非是这样”的东京，转而去了仙台医专，有幸遇到了热心而友好的藤野先生。而在两年的学习后，因“觉得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广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遂弃医从文，写那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去了。

鲁迅先生笔下对速成班的清国留学生颇不以为然，这倒不是先生刻意轻贱自己的同胞，而是这些留学生的表现的确不尽如人意。在《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中，曾记录了他们的行迹，说某人隔壁是清国人公寓，“不仅骚扰自朝至暮，且甚不洁，自窗向某氏洒扫已毕之庭园吐痰，俨视该庭园一部为彼等痰盂。”中国人“向崇尚文字，本应敬谨用纸，熟料彼等肆意丢弃废纸，该人庭院一隅，为彼等弃纸，类其所吐之痰，状似山积。此等散漫情事，不知凡几。”文中还列举了这些留学生住在公寓中，不分白天黑夜，恣意吵闹，甚为嘈杂，游戏恶作，渐入斜径，“长此以往，终不能养成善良风俗”，“如此这般，何得陶冶品性，培养人才，获致清国政府所期望之教育乎？”其结果不幸而被言中，这些曾被视为担当国家富强重任的新学之士，即便学到了真才实学，以这样的精神状态，于危机中之国家又能有何助益？

人们曾深信管子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说百多年前积贫积弱时代的国民，举止失仪、表现恶俗，还可以归咎于其时的贫困和落后的话，何以在今天“过上了好日子”的社会上，依然有如许不文明的举止？由此可见，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必然带来人们素养的提高。所以，在一个人人都是摄影师记录者的时代，镜头里留存了美景，也折射着我们的修养与文明程度。一百年前鲁迅笔下的文字，今天我们手机或相机中的影像，都会成为后代评说我们的依据，但愿“树上开满了大妈”的景况不复出现，让春天里的花事只剩下美好，不再有膈应人的事发生。

文/马建红

漫画/曹一

编辑/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