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龙的阶级属性与国族属性
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中央电视台自有“春节联欢晚会”以来，几乎每一个龙年，主持人都会毫无悬念地说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这样的闪光金句，巨龙也会毫无悬念地翻腾在晚会舞台上，歌手也会毫无悬念地高歌《龙的传人》：“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岁月轮回，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新的龙年。如今的中华民族，正意气风发、昂首挺胸对着西方世界说“不”，各大媒体一定会反复演绎和宣传“飞龙在天”的自豪感。龙，既是我们的身份自信，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可是我们要知道，龙虽然是古老的，但是“古老东方”这个概念恰恰是现代的，甚至“民族国家”“图腾”之类，都不是源自中国本土的概念，而是西方视角的文化概念。将龙视作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在龙前冠以“中国”二字，也是很晚近的事。
龙，从来就不与普罗大众一个阶级。自有龙史以来，虽然龙观念一直变动不居，但龙纹始终是庙堂身份的标志。皇帝称真龙天子，帝王世家称龙族，能使用龙纹是尊贵身份的象征。元代更是从制度上确立了龙与帝王世系的排他关系。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年），刑部议定，除了官办缎匹外，民间不许织造有日、月、龙、凤图案的布匹，“如有违犯之人，所在官司究治施行”（《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明清两代相沿成习，严厉禁止下官百姓僭用龙纹。17世纪的俄国使臣尼古拉（Nicolae Spataru Milescu，1636—1708年）也说：“皇族以外，任何人都不敢使用黄色和五爪飞龙，如发现有谁使用，即处以极刑。”（《中国漫记》）
中国龙——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龙，或者泛指所有中国人的龙，对于20世纪之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乱伦悖礼的僭越概念不可能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用龙来作为整个国家的象征符号，只有在需要区分国别的语境当中，才能体现其实际功能，也就是说，中国龙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当中，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由帝王龙向中国龙的转换，其实是龙的阶级属性向国族属性的转换。闻一多说：“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伏羲考》）这段话只用了寥寥一百余字，就完成了龙在“民族象征—帝王象征—国家象征—每个中国人的象征”四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令人不得不感叹其诗性语言的巨大魅力。可是，闻一多并未阐述这些转换的具体因由。现在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中国龙是在何时、由何人、如何生产出来的，龙又是如何从帝王专属过渡到全民共享的。
二、知识分子的天下观与国家观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葡萄牙冒险家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走私商船在厦门附近一个深水港湾被中国官方查获，伯来拉因此被投入中国监狱，直到1552年获释，其间他与中国囚犯有过密切的交流。伯来拉感到特别奇怪的是，中国人居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说：我们习惯把这个国家叫作China，把百姓叫作Chins，可是，当问起中国人为什么叫这个名称时，他们却说，“没有这个名字，从来都没有过”。伯来拉非常好奇，接着又问：“你们整个国家叫什么名字？如果有别的民族问你们是哪国人，你们怎样回答？”中国人认为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他们给出的最终答案是：“古代有很多国王，尽管现在都归一个统治，每个国仍拥有它最初的名字，这些国就是……省。……国家现在叫做大明（Tamen），居民叫做大明人（Tamenjins）。”（《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善恶价值的兴衰问题，他的原句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经过近现代知识分子改装后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则转换成了国家政权的存亡问题。政权存亡意味着什么？《日知录》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国是一家一姓之国，不是全民之国。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效忠的只是当朝天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借史可法之口，点出所谓的亡国之痛不过是“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
自有中国史以来，除了南北对峙的宋代曾有短暂的邻国或敌国观念，大多数太平时期，在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中，基本没有空间维度上的国家观，而只有混沌的天下观，以及时间维度上的朝代观。他们声称自己是大明人或大清人，是为了区别古代的大宋人或大唐人，而不是邻国的日本人或朝鲜人。在他们看来，华夷关系只是中心与边缘的从属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并列关系，所以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年）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有学者专门对《筹办夷务始末》中的清代外交文献进行统计，发现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之前，文献中一般自称“天朝”，极少称“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天朝”的使用频率急剧衰减，“中国”的使用频率迅速上升，同时，在对英国的照会中，开始以“大清国”自称。至光绪年间，“大清国”和“中国”已经取代“天朝”成为正式外交词汇（《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及其在边疆地区的适用》）。由时间维度“朝”向空间维度“国”的转换，是被迫无奈之举。“天朝”被“夷人”从天射落，降成凡间的“大清国”（同期日本文献只称“清国”），虽然还扭捏着放不下一个“大”字，但毕竟是以国与国的姿态对待“西洋国”了。
那什么是中国呢？北宋石介说：“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中国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解释，西方人当然不以为然。中国对应的英文是China，而不是Central Kingdom，丝毫没有“天地之中者”的意思，日本译名“支那”也没这层意思。
民族国家的观念，是在反复遭受外族凌辱，帝国没落之后兴起的新观念。近代启蒙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之流，一直在试图廓清“国家”的观念：“而国家者，政治之所自出也，故欲知宪政之为何物，必当先知国家之为何物。”（《宪政浅说》）康、梁之外，严复、陈独秀等一大批晚清知识分子，都曾著书立说，纷纷阐释何为国家。
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也即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由晚清知识分子重新发明的新概念，它不再是那个独居天地之中央，由一家一姓所主宰的溥天之下的王土，而是由全体国民共同拥有的现代国家。“中国”是一个被近代知识分子重新包装后的一体化新概念，“中”与“国”已经没有分拆阐释的价值，中字不再具有独立于国而存在的“天地之中”的意义。
三、中国龙纹的皇权属性
早在16世纪之前，就有一些欧洲传教士和冒险家来到中国，他们虽然没有见到真龙，但总有机会见到龙纹。因为这是一种纯粹想象的纹章，他们很难在欧洲文化中找到一种对应物，所以取其形似，一般写作“蛇”（Serpientes）。而且他们从一开始接触龙纹就被清楚地告知，这是“皇帝的纹章”（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这些被视作“蛇形”的龙纹图样，至迟在16世纪就已经传入欧洲，而且常常被人们当作珍贵的礼品奉献给教堂以作装饰之用。
最早将中国人的龙观念介绍给欧洲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这些介绍集中体现于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年）整理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利玛窦在手稿中一般将龙写作Dragoni，有时写作Dragone。1616年，金尼阁的侄子小金尼阁（D. F. de Riquebourg-Trigault）将此书译成法文时，一律将龙译作Dragon，这大概是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第一次完整对译。
利玛窦之后，接踵而来的欧洲传教士全都自觉地将龙译作Dragon。作为旁观者，他们对于中国人的龙崇拜有着比中国士大夫清醒得多的认识，中国人常常为了龙的真假问题与他们展开辩论。中国人普遍认为龙是天上实有之神物，欧洲人则普遍持否定态度。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年）在《中国图说》中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皇帝的服装以龙凤和许多贵重的珍珠宝石作为装饰品，这种着装的方式旨在引起他的臣民的敬畏感。”这话说得直白点，可以直接译成“龙凤是中国皇帝用来吓唬老百姓的装饰图案”。
明末清初的西人著述，总是会辟出大量篇幅介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与民间迷信，但这些介绍中很少涉及龙的迷信，偶尔涉及，多与风水信仰相关。也许是出于语言交流的障碍，他们对龙文化的介绍往往着重于龙纹，而不是龙传说。在涉及龙性质的问题上，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向中国皇帝，用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1609—1677年）的话来说：“中国皇帝的标记是龙，有五个爪，所以他的衣服及家具，无论用绘画还是刺绣，都必须用龙作装饰。所以，当你说龙眼，龙的眼睛，或龙衣，龙的衣裳，中国人都明白你说的是皇帝的眼睛和皇帝的服装，由此类推。”（《中国新史》）龙作为“中国皇权的象征”这一观点，几乎是明末清初所有来华传教士笔下的共识。
虽然这些传教士都是偶像崇拜的反对者，有时也对这条龙小加揶揄，但他们都客观地报道了龙在中国的地位以及龙纹的使用状况，并未刻意将龙丑化为海怪或妖魔，相反，这些传教士笔下的龙纹总是与皇家气派相伴出现。这样的介绍让那些本来就醉心于东方神秘文化的浪漫贵族心驰神往，中国皇帝御用的龙凤纹章大受青睐。17世纪，“巴黎、都尔及里昂的制造商，欲迎合国人的嗜好，仿制中国的以龙为图案的丝织衣料，有些仿制品是极其精致的”（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8世纪的欧洲贵族阶层，更是掀起了一股“龙旋风”，一些高端贵族甚至模仿中国园林风格建造“龙居”“龙泉”一类的私家园林，过足了中国皇帝瘾。
欧洲本土龙多是海怪之类的恶魔，而来自中国的龙却是皇帝的纹章，两种略微形似的动物共用了一个名字叫Dragon。为了区别此龙与彼龙，欧洲人往往在Dragon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China或者Chinese，这大概是“中国龙”的最早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