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多了快餐，今晚终于吃到了一顿令人回味的大餐。”这是一位观众在看完话剧《在流放地》后说出的真切感受。4月15日晚，“青睐”观剧活动跨越了三年疫情，再度重启，会员们观看了这部根据“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同名短篇小说《在流放地》改编的话剧，这也是该小说首次被搬上国内的戏剧舞台。而在观众们享用了这顿美味丰盛的“大餐”后，导演易立明、编剧张敞和全体演员作为“大厨”，还与观众进行了真诚交流。这也是北京作为全国首轮演出地以来，该剧举行的唯一一次“演后谈”。

面对如此难得良机，观众显然有太多的问题和感触想与主创们交流，话题涉及了卡夫卡、剧本、戏剧结构、表演、舞台，甚至关于信仰、心灵安顿等等，直到晚上11点多，精彩的问答才因时间问题而宣布结束。

这个夜晚，对于主创和观众无疑是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头脑震撼、内心充盈，易立明开心于年轻观众的思想深度，张敞更是在微博写道：“今晚《在流放地》第三场，始料未及地做了一次演后谈，上百位观众留下来，一直聊到十一点。大家都散去后，还有一位观众上台来，话没说先流泪，觉得剧中很多点都触动了自己，我和易导都很感动，这也使人感受到做剧的价值，谁又不是‘堕天使’呢？我们只是把泪流在了文字里、舞台上。另外，谢谢北青报的组织。”

“演后谈”活动吸引了上百位观众

卡夫卡面对现实世界的眩晕感和他自身的破碎感 当时与我完全同频

卡夫卡所在的时代，是一个机器工业化开始强盛的时代，他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创作于1914年10月，写此篇小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卡夫卡基于对人自身困境和工业化时代人与机器的冲突与反思，而创作此文。在给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的信中，卡夫卡提到了这篇小说：“为了说明最近的这篇小说，我只补充说一句：并非只有它 (即那个时代) 是苦难的，而毋宁说，我们的普遍时代以及我的特殊时代，同样亦为苦难的，过去和现在都是苦难的，而我的这个特殊时代甚至比普遍时代有着更为持久的苦难。”

2022年7月，张敞阅读了卡夫卡日记、书信、札记等几乎所有的作品，“卡夫卡面对现实世界的眩晕感和他自身的破碎感，当时与我完全同频”，而在这些作品中，《在流放地》最为触动张敞，让他有了将其改编为话剧的想法。张敞说：“我觉得《在流放地》整个的故事主题非常明确，但是它的含义，包括它的象征性非常多，尤其是和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很多困惑，都非常相关。”

在张敞心中，导演《在流放地》最为合适的就是易立明，“易导的思想非常深刻，他一直在剧作里给观众呈现他非常多的想法，他的作品有自己很多的表达。”张敞给易导发了微信，表示想把卡夫卡的《在流放地》、海明威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以及自己写的一幕，构成一个三幕话剧，“剧名大概就可以叫《在流放地》，这同时具有一种寓意，我们本是自由的灵魂，自从拥有了可以困住我们的肉体，我们此生就是在流放中的。您觉得这个想法可以吗？如果做的话，我很希望您能来导。”

两人见面之后，对于将《在流放地》搬上话剧舞台一拍即合，并且决定单独改编《在流放地》。张敞在演后交流中表示：“我们聊得很顺利，回去我开始做剧本，我在去年12月28号的时候交了最后的定稿版本，易导连读了两遍，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他很喜欢这个本子，想马上排，今年4月排出来，果然在今年4月就演出了。”

将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改编成话剧剧本绝非易事，易立明称赞张敞的剧本写得非常好，“而且我认为它没有局限于《在流放地》，他第一幕和第三幕把人类戏剧史上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莎士比亚和卡夫卡讲到了一起。”

除了导演之外，易立明还是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和大华城市艺术剧院院长，他表示，在艺术中心成立之初，就想做一个“文学剧场”的单元，“我之前根据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做过一部剧，发现大家非常喜欢。海明威的文字表达很像戏剧，放到舞台上，戏剧的味道特别浓郁。当时我就想，其实文学直接转化为戏剧也不是不可能的。卡夫卡是文学巨匠，他的思想深刻，他的人物看似不像普通人，但其实正如今天的我们，而且文学的味道令人读了特别感动，所以，张敞说他要做卡夫卡的《在流放地》，我毫不犹豫地说，这个正是我们要做的。”

堕天使从出场就已经在机器上了 他碾得比任何人都碎

话剧《在流放地》一开始，一位被天堂驱逐的天使来到了一个热带荒漠，前途茫茫中，他决定扮演一个旅行者，并接触了当地的新司令官，观察了当地的犯罪行刑。

新司令官和行刑军官都希望堕天使支持自己的主张，最后新司令官向堕天使吐露心声，其实自己并不想当一个司令，而希望成为一个戏剧演员；军官则因为热烈地信仰而奉献给了自己参与制造的行刑器。面对此种情况，堕天使无能为力，又困惑抑郁，最后离去……

在原小说中，旅行者就是普通人，为何编剧将其附加上“堕天使”的身份？张敞表示，这缘于他想多设置一些不同的人物，他们有着不同的命运，是不同的生命体，但是又都有着困惑、焦虑，“我想呈现的是舞台上的每一个生命，包括在剧场里面的每一个人的一些状态。尤其经过了疫情的三年，我们会有些困惑，有些不解，甚至不知道归宿在哪里，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这部剧里除了堕天使以外，其他的舞台的角色都是人，堕天使曾经上过天堂，但是因为自己不再相信或者不愿意去赞美上帝，他又被打落凡间。”

也因此，张敞认为堕天使也在流放中、困惑中、迷茫中，“我不相信有完全不迷茫的生命，你可能身入天堂，或者被打入地狱，但仍然在迷茫。旅行者原来在小说当中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代替了我们读者的视角，我希望旅行者这个角色更加丰满，带着那种破碎感、迷茫感、不知所措感，然后他再次看到信仰的破灭，看到新司令官的那种纠结困惑，再次受到了震动和震撼。在最后一幕的时候他告诉新司令官说，你可以去像莎士比亚一样写你的《暴风雨》，然后就走了。”

虽然在最后离开时，堕天使对新司令官说：“人应该有一个安顿自己的地方。否则无法生活。您可以尝试把您的想法都写下来。就像您喜欢的莎士比亚，写了只属于他自己的《暴风雨》。虽然，我们都在流放中。虽然，这也不会真的改变什么。”但是，在张敞自己看来，堕天使又何尝没有自己的问题和苦恼，“堕天使又要去哪里呢？他还会有他自己的未来吗？他其实满怀着这样的惆怅离开。”

导演易立明表示，堕天使角色是歌德戏剧，或者说莎士比亚戏剧惯用的一个手法。“但是堕天使在这个戏里面特别残酷，被打入人间，永世不得翻身。”堕天使的视角就是观众的视角，看到了人生疾苦，但是无处可逃，“你跑到火星上去，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为什么？经过文艺复兴以后，人类觉醒了，个人觉醒后的一个自我认知就是，你的痛苦永远不可能离开你。‘堕天使’访问了人间后发现也逃不了。有部电影叫《流浪地球》，你流浪到另外一个宇宙去，还是在流浪，这是人的宿命。

还有观众提问，为何没有让堕天使被放到刑具上，“看他面对死亡，面对痛苦是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他能够存活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转变？这样是不是更有戏剧效果？”

对此，张敞回答说：“张爱玲说过一句话，叫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堕天使虽然没躺在机器上，其实在他出场从上面摔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机器上了。堕天使碾得比任何人都碎，而且他又再次看了别人被碾碎。”

导演易立明（左）和编剧张敞在“演后谈”现场

我们总会在某一瞬间，得到我们的那一毛钱

张敞在《在流放地》剧本中希望还原卡夫卡作品的荒诞性和丰富的寓意，改编既要完整保留原著的精粹，也试图将卡夫卡在更多其他作品中展现出的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融入其中，使观众得到更多的“卡夫卡世界”。也因此，张敞坦承这个剧本对导演和演员们的创作而言，是非常困难和吃力的任务，“我想也可能只有易导，才能调教出这么优秀的演员，我的剧本三万五千字，扮演军官的王怡霖一个人就有7000字的台词。”

易立明也表示，这个剧对演员有巨大的挑战，“因为剧里的人物离我们的生活还是有距离的，虽然是聊天，但聊的不是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小事儿，聊的是大事儿，包括新司令官人物的复杂性，我跟演员侯晓说，你演完这个角色，就如同演了新司令官、哈姆雷特，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和伊万诺夫四个角色。”

尽管挑战很大，但易立明表示，演员团队和整个创作团队，仅花了40多天的时间就把它排出来，“这得益于张敞清晰的文本，他也在创作过程中跟我们一起来分析剧本、分析人物，所以我们的创作其实还是很清晰的。”导演还着重称赞了剧本的戏剧结构，“这部戏虽然很长而且很复杂，密度很大，但其实戏剧的结构很好，所以，我们才能够用40多天的时间排出来。我们原来有另外一个新戏的计划，这个剧本拿过来以后，我觉得我必须马上排，按捺不住。”

此外，易立明还特意感谢了演员的努力，他笑说排练期间没少折磨演员，毕竟台词与他们生活中的语言相去甚远，“同时我也不希望他们的表演张牙舞爪的，像喜剧、悲喜剧那种演法，我说就是正正常常地表演，你体会到了多少就表现多少，所以，我很满意我们这部戏的气质，还是很质朴，没有过于张扬。其实，我们的演员有非常强大的喜剧能力，我是一直摁着的。”

戏中，堕天使给新司令官讲述了一个一毛钱的故事：小时候的堕天使曾被告知“不要赐给乞丐太多，以后你会后悔的”，一次，他有一个塞柯色尔，很想把它给一个年老的女乞丐，但觉得这钱数目大，就换成了零钱，先给这乞丐一个克罗采，然后绕着内环路的市政府大楼和拱廊这一套建筑物跑一圈，以一个全新善人的面目出现，再给这乞丐一个克罗采，由此愉快地重复了十次。新司令官听后说：“真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我就像那个女乞丐一样，已经得到了您所给予的一个克罗采。生活的真相也许就是，我们没办法一下子得到一个塞柯色尔，但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到自己的克罗采。”

张敞原本的台词是奥地利货币克罗采，易导想更“本土”些，让观众更好理解货币的价值，就将台词克罗采改为了一毛钱。对于这“一毛钱”，大家都颇有共鸣，扮演新司令官的侯晓说：“我们生活中总会得到很多东西，按年也好，按月也好，按一生也好，但是，这些东西可能都不是一瞬间给你，一瞬间给你，你可能也未必能承受得了。但是，这不应该让我们因此而感到悲伤或者是愤怒，因为我们总会在某一瞬间，得到我们的那一毛钱。”

易立明也说：“就像排这部戏，我排过一次卡夫卡，就为此认真地读过一次卡夫卡，你读一遍总归不如排一遍，这个是我得到的一毛钱。我们可能在某一个瞬间，思想上、精神上都有一点点觉得有价值的时刻，那就是我们的一毛钱。”

积极面对，思索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易立明表示，很多人进剧院、进美术馆，其实走进的是一条审美之路，“是用审美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困惑。我们特别希望在这部戏里面，能够让观众一起来交流我们自己的困惑。在现代社会，借用西方的文化概念来反思，反向地看我们自己的一些困惑，或许会更清晰，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当然，我们也会有我们的故事新编，讨论老子、孔子、庄子，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在流放地》同样讲述了困惑，张敞说卡夫卡一直在专注的其实更是人的困境、人的焦虑、人的失败，“因此，在《在流放地》中最强悍的机器，终究还是某个巨大的、无可名状的、不可定义的东西。宗教、信仰、人的命运、生命的价值，也就是这样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人物的身上。”

谈及困惑，易立明说他的困惑是信仰到底是什么？“诸位，如果我有信仰，我就不在这里做戏了，真的，我的内心就无所畏惧了。”张敞说易导的信仰是戏剧，但这一说法被易导否认，“做戏不是我的信仰，是我想去摸到信仰的一个工具，一个具体的方式。”

而对于堕天使所说的“人应该有一个安顿自己的地方，否则无法生活”，张敞表示，在剧中他也放入了一些相应的思考，“对信仰的怀疑，对人的信念，对人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们应该去往哪里，什么是我们的寄托？”而在他看来，找到安顿的地方最后走的还是一条觉醒之路，“你的觉醒之路就是你心灵安顿的地方，因为外界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比方疫情、战争、你的家庭出现了什么其他的一些不太理想的状况，你怎么办？你要自暴自弃吗？你要怨恨吗？有用吗？没有，你必须去调整自己的情绪积极地面对。”

也因此，张敞表示，觉悟，就是每个人要向自己心里去找，“你自己才能拯救你自己。我想传递给大家的是看完这部剧，思索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不相信一个时代不要思想，也不相信戏剧只能娱乐

观看《在流放地》的过程显然不是轻松的，张敞也说，在写完剧本后发现，《在流放地》的创作方法对观众算不上友好，“它会逼人坐在剧场中不停思索，在如今，很多观众早已没有了在剧场思考的习惯的时候，这是个不小的挑战。我们改变现状的能力总是如此之小，渐渐地，我们就把思考摒弃了。我们只想在剧场愉快地去笑，痛快地去哭，一旦被要求思考，我们就只想放空。可是我觉得，话剧作为文艺体裁里最特别的一个，需要服务于舞台，它其实最应该承载思考的密度，而不应只用来娱乐。”

易立明也表示：“我们其实好多时候已经忘了戏剧是什么，很多时候，戏剧真的不是说只是让大家愉快地度过一个晚上，戏剧的起源也不是娱乐观众。古希腊戏剧虽然有娱乐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我们要做一点点思考，这个思考也不是说我来给你们一个思想，我特别希望观众在这个时代还有一些思考的余地，如果连这个余地都没有了，我就关门什么剧都不要做了，今天，我们还有余地可以进行思想的交流，这也是我们的幸运。”

易立明说自己感到骄傲的是，他曾说自己绝不做观众的“奴隶”，也一直这样坚持着：“我要跟观众平等对话，我们是朋友，我不是要来取悦观众，我们信守这种戏剧观，我们的演员也是这样做的。”

让易立明欣慰的是，当晚交流并在思想上有很多碰撞的多是年轻观众，“今天我特别高兴看到在座的都非常年轻，我们也没有资格做什么导师，或者说艺术家什么的，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也是从年轻过来的，今天的青年，不会只是要娱乐，他们仍然要思想，你不要等到60岁的时候才开始思想，那太可悲了。”

商业性残酷的一面是，话剧作为艺术作品，同样要面对票房的考验，如何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同时得到观众、市场的认可？易立明表示，他做戏剧的首要条件是自己喜欢，排给自己看，“如果说这个戏我自己都不相信，就像一个厨师做的饭，你自己都不想吃，你怎么把它作为产品卖给观众？第二，我不相信一个时代不要思想，我也不相信戏剧只能娱乐，戏剧有它的价值；第三，戏剧的门槛不高，我当时读《尤利西斯》也读不完，但是，我看了戏剧后就把书读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戏剧不神秘，戏剧也没有多高尚，戏剧就是你的一个工具。餐厅也不可能做的菜所有人都喜欢吃，所以，我们只能是做我们所能做的作品。”

供图/大华城市艺术剧院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