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天面前，个体的命价是平等的，即使是一只麻雀或野地里的花，也有被珍重看顾的理由，并且是人世墙垣上不能缺失的一块砖石。
——袁凌《生死课》
袁凌，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单向街2019年度青年作家，《新京报》2017年度致敬作家，腾讯书院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作品入选两届《收获》文学排行榜，两届豆瓣年度好书、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等。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世界》《寂静的孩子》等书，在《收获》《花城》《十月》《天涯》《今天》《芙蓉》等刊发表过非虚构和小说、散文作品。
“没有做功课你是不能采访我的。”
袁凌严肃起来说话时是半闭着眼的。我追问他的经历把他搞烦了。
10月底至11月初，我们相识在腾讯“重走西南联大之路”上。我当然知道他，特稿圈和非虚构写作界，谁不知道袁凌呢？但他的书我确实一本没读过，那些名字《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世界》《寂静的孩子》，我也是到最后才跟自己承认，我是有点儿怕。
想象中“苦大仇深”的袁凌，几天一起走下来被团友唤作“快乐的一休”。我有点儿乱，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对他严肃。他发了《生死课》的数个篇章给我看，其中有“引言”——
“这些人物，大都是作者在成长经历、采访调查以及公益探访中邂逅的，有乡土的长辈，也有都市的边缘人；有历史中的失踪者，也有留守的孩子；有辛苦的生意人，也有孤独症阴影下的白领。有逝者，有生者。交集或匆匆一面，或长达数年。”
4日在昆明做完采访，早早听好录音。没用。我就知道不读完《生死课》我不会落笔。但是阅读被我一推再推，直至临交稿的前夜。一口气读完已是次日8点，初升的暖阳映上了窗。
袁凌是好样儿的。他结结实实地让我对之前的恐惧、大惊小怪和昔日“七情上面”那种写作，同样感到羞耻。
小时候吃不饱，上学时文笔好
大学毕业想扎根乡土写作
北青报：您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什么样一个生活环境呢？
袁凌：大巴山区。山比较高，自然环境比较好，植被很好，有各种植物动物。但是吃得很差，生活很贫穷，小时候吃不饱。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但是我们那时候老小也不受宠。我穿的衣服都是，我姐姐穿完接上一截给我哥哥穿，哥哥穿了又接上一截再给我穿。这种情况持续到我八九岁。
北青报：那是家里离开那个地方？还是……
袁凌：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我父亲上世纪70年代当上工农兵大学生，有四年时间他在外面上学。我母亲是一个农民，是个文盲。我们就待在山上面，只有我妈妈一个劳动力，我们要四个人吃饭。挣不了足够的工分，所以就没饭吃。等到后来爸爸回来工作一两年之后，他把我接到广佛镇的医院去了，也就不饥饿了。虽说不饿肚子了，但是我爸不会做饭，所以他在医院其实吃得也很惨。
我先下去两年之后，我哥哥也下去了。再过了几年，在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妈也到医院来了，在医院做炊事员。我姐姐一个人留守在山村里。再留守了几年之后她受不了了。就把她也送出去，让她去学个厨师啥的。就这样我们家乡村里就没有人了。
北青报：那你读书是……
袁凌：我学习比较好，从镇子上考到安康市的尖子班去，在那儿上了三年高中。然后考进西北大学中文系。
北青报：您文笔那么好，是从小有什么熏陶吗？
袁凌：现在想起来可能是自然环境，自然植物挺多的，会培养你的一些感觉。然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读书，喜欢上学。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教我认字，到上学的时候我特别珍惜课本，有一次刚发了新课本很高兴，跑得很快，结果跌到沙路上，我把书捧在手里保护，手背在地上都搓烂完了。
我觉得更关键的是，在我小学快升初中的时候，正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医院里有几个文学青年，订了一堆文学杂志，都是那种一线的，什么《人民文学》《当代》《中篇小说选刊》《收获》。我就老拿着这些杂志看。我那么小也看不懂，但是超前阅读对我可能有启蒙。
读初中的时候，我的作文就写得很好了。到了高中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想法，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写一些东西，想要当作家。西北大学四年之后，因为想扎根乡土写作，我就没有在西安找工作。我回到我们县上去了，在法院工作，做办公室秘书。还在法庭里干过几个月，实习跑案子什么的。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我不是那个专业的，也没有我那样重点大学生回县的，当时很稀罕，所以人家就排斥我。我就自己联系了到安康市师专，教古代文学。
我的写作实际上是出于一种道德感
没有太多文学能量却有强大的信仰能量
北青报：您那么丰富的记者经历是怎么开始的？
袁凌：教了两年文学课，一边准备考研究生。第二年考上复旦的研究生继续读文学。毕业去《重庆晚报》工作，记者当了4年。后来觉得在重庆待得差不多了，就想出去。那时候我本来想去《南方周末》，他们也没要我，我就去考博士了。考上清华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到北京。
到北京之后正好赶上《新京报》创刊，我一边在《新京报》当记者一边读博，后来没办法兼顾，就退学了。
北青报：那你这已经很奇怪了，重点大学回县里，读博士又退学。
袁凌：对。我记得当时《重庆晚报》来招人的时候，我别的薪水什么都没问，我就问“你们那儿是不是有很大的农村”，他说“是的，我们是大城市大农村”。我说那好吧，我就去。
后来在《新京报》，核心报道部写了一些调查报道。他们创刊的第一篇深度报道，就是我写的关于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的报道。他们第二天的深度报道也是我写的，衡阳大火。后来就一直在那儿干。一年多后，转岗做了一段时间的管理，做北京新闻副主编。后来我就离开了。
这些对你有价值吗？
北青报：当然了，一个人的经历很重要啊。
袁凌：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没有价值。你没有做功课你是不能采访我的，真的。你自己找这些东西。
北青报：好吧。那我很感兴趣，你对底层的这种视线，还有你这种不断的变动。是什么让你不断离开？什么方向有吸引力？
袁凌：曾经有个人跟我说过，说我并没有太多的文学能量，但我有强大的信仰能量。好像我写作是出于某种道德感，比如说很多年都困扰我的，我一直觉得亏欠了出生的乡土，我老想回到那儿去写它的命运，把它的痛苦、它的断裂传达出来。
在新浪是我薪水拿得最高、职业生涯最光明的时候，我就放弃了，也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回到家乡去待了一年多，就是为了写家乡的东西。我还想一直待在家乡隐居下来。当然后来失败了，因为没有收入来源什么的。曾经有很多年我非常痛苦，我一想到自己就觉得非常失败，因为我回归乡土的努力失败了。
这种痛苦、负疚感一直到前几年才渐渐消除。所以你会发现我现在写东西不再诠释乡土了，我会写一些城市的东西、外面的东西。对乡土的情结慢慢地到了某个点上，我觉得就这样吧。我觉得我也写了那么多东西，我能付出的代价我也付出了，好像道德感上我已经没有那么亏欠了，所以我就开始可以写一些别的东西。
当我开始写别的东西，我就对弱者、对基层、对边缘人，对那种不是那么显赫、高高在上、被大家所注意的人，可能又有一种道义感。包括这本《生死课》，你发现里面都是一些或居于边缘或居于困境，或者是被历史碾压的，或者是找不着自己人生一个安顿的这种人。
对于活得乐滋滋的小情调那种，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虽然说有些人他也是白领，也在城市，但基本上我写的都是他们的心理或者生活出现了某种危机、出现了某种困境的时候。
我不喜欢去锦上添花。我觉得可能别人说的是对的，我的写作实际上是出于一种道德感。我的感受力很丰富，就是我对别人的心灵或者说他生活的一种状态，可能有比较强的共情能力。但是我严重缺乏想象力，我缺乏那种凭空而来编织一个情节的能力。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就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更适合写这种非虚构或者散文——不需要我添很多东西，我只需要把我的真实感受表达出来。我比较善于节制，我不太善于增加。不管是情节、文字还是情感上，我都不太善于增加，更善于做减法。
不是去批评、分析，没有谴责
就想把他们真实状态写出来
北青报：那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比如那会儿您想回归乡土，您就是回到县里，不是回到山里吧？
袁凌：回到山里。当时的状况就是我待在一个路边的商店里，我也曾经有几个月待在一个废弃的粮管所里，跟一个道士住在一起。就是在乡村写乡村。
北青报：您是用什么解决收入问题？
袁凌：正好我在家还写了一二十篇小说，后来变成两本书，一本是《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另外一本是《世界》。两本书卖得都不好。
后来因为没办法我就出来了，又重新到杂志社去做编辑记者。但是我再出来的时候已经决心不当官了，告别了以往上升的通道，不再追求在媒体里面上升了。
我希望有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然后继续写作。
先是《瞭望东方周刊》，又辗转到《凤凰周刊》。在《凤凰周刊》我主要职务是做编辑，我发现我老是给别人改写稿子，就觉得很不爽。我觉得我都快四十了，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再拼或者再挑战一下。我到《财经》杂志重新去做记者，开始自己写稿子，就写出来了。
北青报：在《财经》杂志写的是社会性的，还是财经类的？
袁凌：那时候主要是给Lens杂志写特稿，第一篇就是《血煤上的青苔》。《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都是在他们那儿发的。开始在特稿上写得有一定的名声之后，我同时又在网易的“真话”上连载《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里面的一些东西。后来被理想国的编辑看到，找我出了这本书。这本书之后算是有一些认可度，就开始可以继续出书。我以前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积压的，慢慢就都可以出了。然后就继续写新的，一边写特稿，一边写职务作品，一边写文学作品。就这样。
后来慢慢从媒体也离开了，最近两个月就变成自己写，不再写职务作品。
北青报：《生死课》中写的这些人，是您在以前采访中碰到过的，还是说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有点像云游一样的，到处去接触这些人？
袁凌：以往采访当中也会认识一些人，有些人的故事你当时不适合写，它不构成一篇报道，或者说当时虽然报道了他，更多是为了一种新闻报道的需求，你觉得并没有把他人性的那一方面、个体命运的方面写出来，你就会想到以后再写它，这是一类。
但像《不做浪荡子》里面那个小孩就属于我偶然认识的。我比较愿意跟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我就觉得这种少年“古惑仔”它是一个社会现象，湘西有很多这样的孩子。我本来也对孩子比较感兴趣，他们这种底层的留守儿童，他们没有方向，他们就这么脱离了课堂，脱离了监护，脱离了正常人的轨道，走到一些危险的地带。我就想把他们的生活写出来。我也不想加什么，我就想把我看到的就这么表达出来。不是去批评他们，不是去分析，没有谴责。我就想把他们真实状态写出来。
我觉得我写东西都是一种，我不希望在上面去评判他们，我也不希望在下面去赞美他们什么，或者说我去抒情发议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平等的人，我试图去跟他交流，然后传达一些什么东西。
要克制住自己的情感、自己的难受
这样才能把别人的心灵、人性接纳下来
北青报：那您去跟他们交往的时候，您怎么介绍自己，就说是个写东西的人？或者说是个记者？
袁凌：直接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对他们的生活有兴趣。
北青报：那他们就愿意告诉您他们的故事？
袁凌：当然肯定很多人都不愿意。这个东西不是一下子的，就是说坦诚很多时候还是可以赢得别人的信任。因为人其实也有叙述的欲望，都是孤单的。但是你如果说是以一种猎奇的或者是居高临下采风，那就不行。
我生活圈里一直有那种你们看来是一些边缘的、畸零的，就是不太正常的人，我跟他们都保持一些联系，都是朋友。
北青报：那有些人就会愤怒，或者，不是说摆出正义的样子，而是看多了这些东西，他有的时候会有很多……
袁凌：不是，凡是这种表现出愤怒的，一定是摆的样子。不会的。那些人一定看得不多，他摆出一副他看了很多的样子。如果你看了很多你是不会愤怒的。
愤怒有什么价值呢？我一个采访对象在朋友圈里写过一句话：“在别人的世界里，我们是一滴雨。”因为人世就是这样。
不要去愤怒，别人有别人的生活。你愤怒个啥？你替谁愤怒呢？你有什么资格替别人愤怒？你也是一个很有限的个人，你有什么资格去愤怒？如果你说感到很愤怒，那实际上是你觉得自己很重要，你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烈士、英雄。你想，你如果带着一个愤怒的心态去跟一个人交往，你对其他人的生活感到愤怒，那就是你在否定他的生活，你在否定他在人世的一个存在价值，你还怎么跟他交往？你实际上把自己摆到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我特讨厌那种人。
北青报：明白。非常好。那别的感受呢，比如说心酸？
袁凌：我们不重要，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去采蜜的人，我作为一个去传达别人生活的人，我是一点都不重要的。我的悲伤不重要，我的愤怒也不重要。你就是尽量把自己的情感放下，然后接纳别人，把他传达出来。你不要在里面去说自己心酸。所以我不喜欢那种主观的写法，我不喜欢在里面表达我被感动了。我被感动没有意义，我只需要让读者看到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如果你自己的主观性强了，可能你采的那个人，你见的那个人，你想写的那个人，他的灵魂、他的人性、他的心灵感受出不来了，被你代替了。
北青报：明白。就是你也不怕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可能特别惨的，特别那什么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会害怕，比如《孔雀》《立春》这样的电影。你好像承受这些还可以。
袁凌：像《立春》的结尾，说每年春天来了，都以为会有一些什么变化或者别的，但是后来一年一年过去，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这种感觉在我们生命里都有。尤其你自己的生活处于低潮，你想得会很沉痛。
但是当你面对你的故事对象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可能是出于一种义务感，你需要把你自己的这些东西排掉。你不需要让它参与进去，你自己的情感是不重要的。我们要克制住自己的情感，克制住自己的难受，这样你才能把别人的心灵、把别人的人性接纳下来。你自己心里面都被自己的悲伤、自己的难受、伤感占满了，你怎么去接纳别人呢？
有时候看到一个什么事情我也会很难过，我其实也是一个善感的人，没有这种敏感我是不会去写那些故事的。但是当我们真正面对这个的时候，你的敏感需要放下，你不能去强调自己的敏感。我们不能到一个地震灾害现场去嚎啕大哭。你需要的是把那个东西，能帮助就帮助，帮助不了把它记录下来，是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看到一些东西你感觉到什么，一定我也感觉得到。但是我不会直接表达，我就是这么一种写法。
就算是人很卑微，没什么丰功伟绩
他的生活本身也是值得你去看到的
北青报：如果让你来介绍《生死课》……
袁凌：它有一个序言，基本就是我想说的话。
它的直接起因还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当时有一些故事我想写，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心理能量写。因为这些故事其实每一篇写下来也都不容易，因为它会耗费你好大的心理能量。正因为我不能抒情，我不能去愤怒，我需要把这些东西克制下来，所以其实写故事很累。你越觉得我冷静，其实我心里面越累。所以当时有一些故事，我就说《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出版以后，我慢慢把它们写下来。
写了以后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出一个三部曲，以生死为主题。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的一个姊妹篇，作为一个延续。但我不想再全是死亡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也不是全写死亡，其实是以死亡为由头来纪念一个人的生。那这个我就想写一些，不光是说这个人一定会死亡，但他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凝重的时刻，这个时刻很有意味或者他很严肃、有困难，所以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让你感受到的意味，所以我就叫《生死课》。
2014年开始写，到现在6年时间，集了80多个各种各样的人物。我也不选择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人物都可以，只要他们在某一点上触动了我，我想到要写他了。都是这种触动到我的人物，然后我跟他有一定的交往，知道他的一些事情、一些细节，他的生活，他的命运，他的性格、人性，就把他们写下来，没有什么标准。
北青报：《生死课》这个名字是出于你还是……
袁凌：出于我。我在《九十九次死亡》里面有一个小的章节就叫《生死课》，因为我觉得生死是一个课题吧。这个课题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完成的，它是需要学习的。而中国人面对生死，有时候很含糊，他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平淡，但是有时候他也很恐惧。至少通过这些故事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生死，它是一个值得去认真对待的事情。就算是人很卑微，没什么丰功伟绩，他的生活本身也是值得你去看到的。
北青报：会给你写到的人看吗？
袁凌：有些人我会给他们看的，有些他也不在乎你写他。有些人觉得好像说出来他心里的话，有些人他也不说什么。会有一些觉得我写得好像不是真实的他，甚至还有的人很愤怒的，要求我删稿的也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吴菲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