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脱贫攻坚主战场，贵州于2015年12月率先在中国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仅用了4年，2019年12月全面完成188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搬迁数量上相当于冰岛全国总人口的5倍多。

188万人离开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故土，搬进了城。今天，他们的新生活怎么样？

搬迁进城一个月收入抵一年收入

51岁的潘成武每天下班回家就会看到孙女坐在光照充足的阳台上写作业，老伴在隔壁的一套房子陪年幼的小孙子玩耍，相邻的两套住房居住着潘成武一家6口，与曾经在大山里的危旧木房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潘成武一家原先住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仁里乡的大山深处，2019年搬到城里的阳光小区。“不仅住得好，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比我以前种地年收入都高。”说起搬迁后的生活，潘成武说话的声音非常响亮。

如今，不仅潘成武有了新工作，连他老伴也在公益性岗位就业。“老伴的工资用来家里生活开销，我的工资存起来养老。”潘成武掰着手指盘算，务工一年多有四五万元，已把之前的债务还清，现在银行卡里还有了存款。

榕江县车江坝区是贵州少见的万亩连片大坝，潘成武就在坝区务工，每月务工收入3000多元(人民币，下同)。从家到坝区，骑上电动车不到10分钟就到。阳光小区作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配套有菜市场、幼儿园、运动场、小学。

政策引导贫困户也有创业梦

“老板，我要一件10岁女娃穿的苗服。”陈勇慧的服饰店来了一位客人，她连忙放下手里的缝纫活，热情接待，“这件适合吗？120元。”

陈勇慧曾是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三宝彝族乡干塘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搬到阿妹戚托小镇，她和丈夫有了新身份——创业致富带头人。身份的转变源于夫妻俩勤劳自立和易地搬迁的好政策。

三宝彝族乡是国家级一类贫困乡镇，沟壑纵横且土地破碎贫瘠，为斩穷根，当地政府对该乡进行整乡搬迁。搬进城的陈勇慧和丈夫凭着早年务工学来的一身“手艺”，于2018年6月成立了一家服饰公司，一人负责缝制加工销售，一人负责采购维修管理。

“政府通过金融扶持政策给了4万多元资金扶持，同时社区免费提供门面。”陈勇慧说，公司目前带动十余名妇女就业，平均每人每月可领到1500元工资。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生意不好做，陈勇慧就把目光投向直播和短视频销售，通过线上销售卖出了8套苗族服饰收入1万多元。

为鼓励搬迁民众自主创业，贵州官方给予市场经营主体奖励和优惠政策、给予创业扶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扶持政策、财政资金扶持政策，促进搬迁民众稳定就业增收。目前，阿妹戚托小镇搬迁“新市民”实现就业900余人，有劳动力家庭基本达到一人以上稳定就业。

提鞋上岸扶贫车间里做白领

在贵州望谟搬迁安置点平郎社区，搬迁户梁富道想不到自己那双拿锄头的手，也能制作销往海外的皮包，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

梁富道就业的扶贫工厂是一家集研发生产皮具和从事产品销售及进出口的企业，现有员工103人，其中建档立卡户55人，易地扶贫搬迁户34人。该企业与香港的贸易公司长期合作，产品主要销往美国。

梁富道说，成为“新市民”后手里还有三十年不变的红本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每年都有集体经济分红。

在贵州，像梁富道这样搬出大山在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民众有80多万人，一户一人以上就业率达到100%。从下田到上班，188万民众彻底挪穷窝、换穷业、断穷根。

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故土到安居乐业的新家园，从贫困滋生的温床到投资发展的沃土，搬迁民众不但改变着自身的命运，也正改变着整个贵州贫困地区的命运。不仅如此，搬迁民众的子女也不用再早起走着山路去上学，城乡教育的“起跑线”差距因搬迁而大大缩减，彻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文/周燕玲 王俊惠

编辑/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