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河，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科幻小说创作，已出版作品数百万字，著有长篇科幻《炸进时间漩涡》等20余部，中短篇科幻小说《聚铁铸错》等多篇，科幻作品集《时空死结》等20余部，主编《中国科幻新生代精品集》、“年度中国科幻小说”（漓江版,自2001年至今）等作品集。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宋庆龄奖、冰心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银河奖等诸多奖励。2007年被授予“在科普编创工作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2012年被评为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科普作家）。
《中国年度科幻小说》每年一辑，收录当年度发表的优秀科幻小说，自2001年始，迄今已经编辑出版了连续25年，成为读者和文学界特别是科幻创作界所关注的标志性文本。
在编者星河看来：“这份‘年选’多年来的积累，以一种实景性的方式，铺陈出中国科幻文学曾经走过的道路。”
近日，刚刚忙完2025年度年选出版工作的编者星河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
以“实景”方式铺陈“走过的路”
北青报：您认为这套年选系列对普通读者和文学界特别是科幻文学领域，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您是如何参与到年选工作中的？
星河：漓江出版社的年选系列自1997年创立品牌以来，已连续出版近30年，涵盖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等十多个类别，堪称一套正在进行时的中国文学回忆录。在此期间，有增加的门类也有终止的门类，但科幻年选自2001年起一直坚持到今天，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2001年年选由资深科幻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逢振老师主编，当时他觉得我对年轻人的科幻作品了解更多，从第二年起邀我一起主编，后来王老师年事较高，编选工作就主要由我来做。
至于我个人，对科幻的迷恋真的始于少年时代，从小学起就开始阅读各种中外科幻，从凡尔纳到阿西莫夫再到叶永烈。我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是“长大要当科学家”，我对文学也相当喜爱，结果最终我走上了科幻创作的道路，也算是同时满足了科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愿望。自从1992年发表第一篇科幻作品，至今已过去30多年。在这期间，发表和出版了很多科幻作品，获得了诸多奖项。比较有影响的是发表于《科幻世界》1996年第3期的《决斗在网络》，算是开中国科幻“赛博朋克”流派之先河。我想，参与主编年选还有一个原因——在我的科幻阅读生涯中，一些优秀的选集对我影响很深，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造福新的读者。
年选将年度比较优秀的科幻短篇作品集结成册，首先当然是方便读者——尤其是不了解科幻的读者——在最短的时间里欣赏到中国优秀的科幻作品，而免于他们在浩如烟海的报刊中苦苦寻觅，毕竟现在刊发科幻作品的刊物不胜枚举，包括纯科幻刊物、文学刊物和科普刊物，对读者而言这是一个捷径。其次，是向文学界做一个展示，毕竟任何领域的大潮之时，各类作品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一些不够优秀的作品容易混淆视听，所以有一个带有标杆性的选集能够起到一种“昭告天下”的作用，同时也为了中国科幻文学赢得了一席之地。最后，当我们面对历史时，回首往昔，这些多年来的积累能以一种实景性的方式，铺陈出中国科幻文学曾经走过的道路。
编年选25年，我一直努力兼顾各个方面。比如很多优秀作品集中在某些刊物上，但在编选时则需要协调，否则容易被读者视为“某刊作品年选”；近年来很多主流文学刊物纷纷登载科幻，所以我也会兼顾科幻杂志、科普杂志与文学杂志的选稿比例；从性别角度而言，女作家的作品一定要有；就地域角度而言，则会选择港澳台作家的作品；从读者角度来说，往往会选一篇少儿作品；而且会格外关注新人的创作。
北青报：在编选过程中，您如何平衡作品的“代表性”与“科学性”？是否会特别关注某类题材或新人作者？
星河：这个问题相当重要。作为科幻文学，肯定是“文学性”和“科学性”两个方面都要关注。但具体到选编原则上，首先第一个标准，应该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文学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科幻小说首先应该是小说，符合小说的基本规则，否则科学构思再奇特，失去了基本文学水准，恐怕就较难入选。同时我也会“警惕”那种文笔很好，但在科学构思上乏善可陈的作品，这类作品作为普通文学作品也许非常优秀，但未必属于好的科幻作品。
对于新人新作每年都会有倾斜，也许他的作品尚不成熟，但能从稚嫩中看出潜力。事实上早年有不少初出茅庐的作者，都受到过年选的关照，而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些作家大多也不负众望。
回想起来，还有一些特别值得回忆的经历。比如2005这一年，作品总体水平不错，两名年轻女作者的作品尤为出色，被我排在了最前面。科幻作家王晋康当时已是科幻界大腕，我选了他的《长别离》。同时我还选了一篇署名“石不语”的《转生的巨人》，此前这位作者从未发过作品，但我觉得这篇不错所以选收。当时都是杂志社帮忙联系作者，也无需考虑版权问题。结果直到发样书和稿费时才知道，原来石不语就是王晋康，由于种种原因那篇作品他使用了笔名。总之作者是谁肯定不是入选年选的标准。事实上几乎每年都有年轻新作者的作品入选，哪怕他此前名不见经传或者此后不再创作、再无声息。
阅读时享受，取舍时痛苦
北青报：编选过程中难免遇到取舍，是否有让您特别纠结的选稿经历？
星河：实际上这种纠结的情况经常会发生，尤其是在近年。早年间科幻作品较少，甚至要费尽心思到处寻找，尽量避免作者或者刊物重复；但近年来登载科幻作品的报刊日益增多，在优秀作家作品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有时很难分出孰优孰劣；另外涉及科技领域类似的题材也不宜编选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是一种十分痛苦的取舍过程。
每年上一年度的年选编选工作一结束，马上就要开始关注和考虑下一年度的入选作品。这期间要阅读不同刊物的大量稿件，并与一些杂志社同仁联系，希望他们推荐刊物所发优秀稿件——这些年来很多报刊都开始涉足科幻，我担心自己不能全部看到。优秀作品似乎也有大小年之分，有时好作品奇多，年选篇幅有限，需要向出版社争取；有时好作品相对较少，则需要主编仔细遴选，粗中择精。编选工作正式开始后自然更加繁忙，将上述资料积攒到9月时就开始在众多稿件中遴选审阅，编选作品，平衡刊物，联系作者授权，当然更多的还是审读作品本身。
我在选编稿件时，除了以“优质”为原则外，也会有所平衡，考虑到刊物分布（比如同一作者在不同刊物的作品）、读者对象（比如少儿科幻）、地域（比如港澳台作家）、新作者（一些初出茅庐作品不错但稍有瑕疵的青年作家），甚至有两年还选择了网络作品；在目前长篇出版较多的情况下，只要版权允许，也会节选个别长篇片段。当然不论形式如何，最重要的原则还是选取最优秀的作品。
按理来说主编的任务本是选择稿件，把握好作品的优劣即可，但从一开始我收到的就是电子稿件（当年很多纯文学作家交给主编的恐怕还是复印件），我在审阅时出于洁癖发现错字就会改正，继而一发不可收拾，每次索性详细审读修改，甚至包括具体的错别字和标点，因为我不愿从我手中流出不够完美的东西，希望出手的书稿能够干干净净，对年选作品的珍视程度不亚于自己创作的作品。虽说这会增加很多工作量，但我乐此不疲，沿为惯例。
稿件确定之后，我开始为每一篇作品写下导语，编目排序，撰写序言……直到10月底交出这份答卷才算告一段落。11月则与责编沟通修订——我一直自诩交出的是一份“齐、清、定”的完整成稿（当然距离真正的出版要求也许还相距甚远），即便如此还是不能让我真正安心，心怀忐忑，等待结局。直到来年1月年选正式出版面世，精美的样书拿到手上，心里的石头才算最终落地。但是马上，又要投入到下一轮年选的紧张工作当中了……
北青报：在编选2025年度选集时，您认为本年度的中国科幻创作有哪些突出的新作者或突破性作品？与往年相比，他们的创作在主题或叙事手法上有哪些新鲜感？
星河：每年的优秀作品都有很多，以至于在审读时我完全没有工作的感觉，而是沉浸在品味与欣赏的享受之中。但实事求是地讲，无论哪一年的作品，确实缺乏那种特别具有突破性、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也许它们还隐藏在时间的长河中等待慢慢被发现。不过还是有些作品令人眼睛一亮，比如上海青年作家吴清缘，他发表在《科幻立方》2024年2月号上的《墓碑》就给了我这种感觉，只可惜那篇作品篇幅过长，当年我选择了他的另一篇作品《绝弈》。后来我曾对他的短篇做过一个梳理性阅读，我对其作品的评价是：“在宇宙缔造者或洞察者的凝视下，不屈的人类执着地试图理解自己原本无力理解的一切，从容而冷静地发出一声内心嘶吼。”今年年选也选取了他的《薄幕》，我非常看好他的未来。此外年轻作家王元和段子期等人也都前途无量。
人工智能时代中的“写作之爱”
北青报：近年来，中国科幻作品是否出现了明显的主题转向或风格流变？例如科技伦理、生态危机、历史文化重构等议题的处理方式，与几年前相比有何不同？
星河：2025年度，甚至可以说近几年来，有关人工智能的作品纷纷涌现，而且作家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方兴未艾的科技领域进行了很好的文学解读。比如今年选用的宝树的《未来故事》、陈楸帆的《神笔》以及刘麦加的《脑机接驳器2.0测评报告的补充附录》，都涉及人工智能问题，但它们的着眼点各不相同。前两篇都被数家刊物转载，引起广泛关注——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年选取的作品不但在篇末注明原发刊物，还标明了转载刊物和获奖情况。
人工智能取代人类进行文学创作，似乎已成为近年来科幻领域热衷的话题。而人工智能为每一个人重新构建一个完整的世界和故事，又接近于数字化生存的一种可能与展望。但阅读了《未来故事》之后，还是会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感觉。现实中的历史有可能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分叉，关键要看斯时斯地的影响因素。人们始终都在关注历史如何影响未来的问题，而科幻小说总是喜欢探讨未来如何影响历史的问题。《神笔》就描写了一段因人工智能进行文学创作而导致的虚构历史。《脑机接驳器2.0测评报告的补充附录》则以近乎寓言的方式白描地书写了人工智能介入文学创作后的种种可能。
但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未限制作者构思的“天马行空”，游离于这一领域之外的科幻构思同样精彩。任青的《尽头的房间》描述了使我们混淆现实与数据虚空的虚拟现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题材，但作家却以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方式让它成为解决疑难和造福人类的方式之一。在王文的《恒星、尘埃与风笛手》中，对赌的参与者以浩瀚的星系为尺度，一掷千金地押注恒星的生死命运，但决定输赢的却不仅仅是或然的概率，而且是洞察者对宇宙规律的敏锐判断。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作家们对非“热门”题材的深刻挖掘。
北青报：近年来，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已变成了所有创作者桌面的现实工具。在您看来，这种技术飞跃对中国科幻的创作本身、作者群体的工作方式等产生了哪些影响？
星河：谈及人工智能参与文学创作的问题，也许脱离了年选编选工作本身，但我也很愿意一谈。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现在很多作家开始借助人工智能进行创作，有些是辅助自己的构思，有些是直接参与执笔，似乎还闹出了不少问题。这些具体问题我们暂且不谈，就说人工智能进行文学创作问题本身。从这种苗头刚一开始之时，我就听到不少声音，有些甚至近乎哀鸣。似乎在说“给几个提示词人工智能就能快速生成很好的文章，作家的创作被终结了”。错了，被终结的不是您的创作，不过是您的稿酬而已。可话说回来，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什么？为了挣大钱得大名吗？如果是这样，那确实没必要继续讨论，确实终结了——当然你还可以耍各种小花招，与人工智能做各种形式的合作，没问题。但我记得大多数作家在写作时不都号称自己是为了理想吗？不是热爱文学吗？不是热爱科幻吗？如果您是真爱，那电脑一分钟生成10万字，而你要10年才能写出来，又有什么不可以？你可以继续写啊，只是没有回报而已。但话说回来，需要回报的那不是爱，那叫生意。
所以不管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还会继续写，继续热爱。我也希望我的科幻同道、文学同道一样，保持初心，持续热爱。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楠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