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一则报道吸引了人们的注意：2018年完成全球首例针刺麻醉冠状动脉造影术的上海岳阳医院周嘉教授，带领团队提出“针药复合”现代针刺麻醉理念，形成一整套科学、可操作、应用范围更广的技术规范，成功进行了700多例无气管插管的针药复合麻醉下体外循环心脏手术、800多例无气管插管的针药复合麻醉下胸腔镜肺部手术。

针刺麻醉简称“针麻”，又叫“针刺经络穴位麻醉疗法”，这一中国医学首创诞生于上海。

针麻从摘扁桃腺起

“1958年8月30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首创针刺麻醉施行扁桃腺摘除手术获得成功。”（《上海卫生志》）这台手术出自该院耳鼻喉科、大学毕业才4年的29岁医生尹惠珠。

1958年7月的一天，市一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继孝问针灸科主任黄羡明：病人摘扁桃体后，咽喉隐痛吞咽难，需服镇痛药，针灸能否镇痛？

镇痛是针灸疗效之一。针刺初为“砭法”，早在远古就用砭石砭刺治病。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金属“九针”取代了砭石。

黄羡明的针灸医术来自其父——著名针灸学家黄鸿舫的嫡传，他本人1938年毕业于中国第一所中医教育机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对于李继孝主任的发问，他决定运用自己的医术来进行探索。他对耳鼻喉科五位扁桃体摘除者术后进行针刺镇痛治疗，患者不再咽痛，吞咽顺畅。

这一成果启发了年轻医生尹惠珠，她问黄羡明：“针刺镇痛效果良好，是否有麻醉作用？”她想把针刺镇痛移到扁桃体摘除手术前，黄羡明觉得很有意义。于是两科室合作，一个小手术迈出了中医发展一大步。上海市针灸学会理事长张仁回忆说：“患者叫沈纪根，扁桃体肿大需摘除。在征得病人同意后，在他两手的合谷穴各扎一针，没打任何麻药。”

《市一医院志》记下这历史时刻：“耳鼻喉科医师尹慧珠与针灸科主任黄羡明合作研究。1958年8月30日，黄羡明采用‘术前持续运针的导气针刺手法’止痛替代普鲁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尹惠珠选择患者并主持施行扁桃体摘除手术获成功，开创中国针刺麻醉之先例。”9月5日，《解放日报》发新闻稿，报道市一医院用针刺代替药物麻醉成功摘除13例扁桃体。

现代麻醉术诞生于19世纪初。患者手术前称体重确定麻药用量，若不当会影响恢复、引起器官病理改变或功能障碍，甚至危及生命。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多符合人体生理功能状态的麻醉方法，针麻填补了空白。

尹惠珠第一例针麻手术成功后，又完成74例手术，成功率70%以上。

扩大应用，各个击破

据《上海卫生志》：1960年6月23日，“市第一结核病院裘德懋与市针灸研究所党波平协作应用针麻施行肺叶切除术成功”。（1965年获国家成果奖）市卫生局将针麻列入全市重点科研课题，成立针麻办公室，在华山医院建上海第二个针麻研究中心。

针麻得到国家重视和支持。1961年，全国小剂量药物穴位注射和穴位麻醉座谈会在沪召开。卫生部拨款60万元建针麻大楼、进口上海第一台八道生理记录仪和动脉血气分析仪，用外汇订购外文胸外科杂志。1965年，国家科委以“密件”下发上海第一结核病医院与市针研所合作的《针刺经络穴位麻醉应用于胸腔（肺）手术的临床研究成果报告》，针麻的成就和重要性得到承认。翌年2月28日，国家科委、卫生部在沪召开全国针麻研究工作会议，制定《针刺穴位麻醉研究工作二年规划纲要草案（1966—1968年）》，针麻在全国展开。在3月的针刺麻醉与断肢再植工作座谈会上，卫生部长钱信忠表扬上海“对全国针麻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市卫生局决定“扩大应用，各个击破”，组织全市大协作，重点突破脑、心、胃等针麻手术。市针研所与各医院开展针麻合作和研究，有华山医院陈公白医生的颅脑手术，胸科医院顾恺时医生的二尖瓣扩张分离术，长征医院吴孟超医生的肝手术等。

针麻临床在发展。手术人员的协同从用击拍器统一3位针灸医生手法一致的“三头六臂”，发展到外科医生、针灸师、护士等15人一致的“千手观音”。总结出“严、快、轻、静、高”原则和“聚精会神，目视刀向，刀落针重，刀起针轻，环环紧扣”操作法。它使针麻效果不断提高，攻克了切皮、切骨、纵隔扑动等难关，90%患者可不用辅助药。针刺穴位从52对减到20对。

1970年5月，第一期全国针刺麻醉学习班在沪举办。此时已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3个单位开展针麻，累计病例57156例，手术种类几近遍及常见手术。“1972年4月9日，第三人民医院胸外科王一山、冯卓荣、叶椿秀、朱洪生等医师在针刺麻醉下施行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获得成功。”（《上海卫生志》）

为宣传中国医疗卫生科学新成就，邮电部1976年4月9日发行特种邮票T12一套4枚，内容为：针刺麻醉、断肢再植、中西医结合小夹板治疗骨折、中西医结合针拨术治疗白内障。尹惠珠和断肢再植奠基人陈中伟这对上海夫妇占了半壁江山，列这套邮票的第一、二枚。两人是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上海交大医学院）同班同学，1954年毕业后，尹惠珠被分配到市第一人民医院，陈中伟被分配到市第六人民医院。

1979年6月，全国首届针灸、针刺麻醉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代表中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名外国学者。交流论文534篇中，一半以上为针麻临床及原理研究。至是年年底，国内针麻手术量从1971年的40万例增至200万例。

摄影师吓得闭上双眼

“她今年35岁了，怀的是第一胎。她需要做剖宫产，他们用针灸来做麻醉……”伴随解说词的画面：针扎产妇庞树芳双腿与脐边二寸连线下，护士调节通向银针电流。手术刀切开腹部，镜头摇到庞树芳脸上，她微笑回答护士：“感觉像竹签在肚上划了一下。”

1972年5月18日下午，在意大利电影摄影师都沃里的回忆中是这样的：“产妇还在交谈，很平静。我们看到两枚针灸。刚开始拍摄时，我闭着一只眼睛。拍着拍着，因为害怕，到最后我两只眼睛都闭上了。当我们回到意大利，我说这件事不可思议。我和我的医生朋友们谈论时，他们说：‘让我们看看，我们想看。’”

一次，上海友协夏永芳陪美国安保人员看华山医院针麻心脏手术。一位29岁美国青年见患者胸腔打开还在吃橘子说话，他昏过去了，被救醒后道：“太神奇了。不可思议！”

1971年7月11日中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前站的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前脚离京，《纽约时报》副社长兼专栏作家赖斯顿随后访华。这位两获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当晚急性阑尾炎发作，送反帝医院（今北京协和医院）做阑尾切除手术。术后翌日腹部胀痛，经他同意采用针灸治疗。

“用一种细长的针，在我右外肘和双膝下扎了三针。用手捻针来刺激我胃肠蠕动，以减少腹压和胃胀气。针刺使我肢体产生阵阵疼痛，分散了腹部不适感觉。同时，李医生又把两支燃烧着像廉价雪茄烟式的草药艾卷，放在我腹部上方熏烤，并不时地捻动一下我身上的针。这一切不过用了20分钟，当时我想，用这种方法治疗腹部胀气是否有点太复杂了。但不到一小时，腹胀感觉明显减轻，而且以后再也没复发。”

他对针灸神奇疗效的亲身感受《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发表在7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一时间，在美国引发了针灸热。纽约的针灸师生意爆棚，忙得要雇人拔针。

1972年2月24日上午，黑格准将率尼克松访华团30多人，在北京医学院（今北大医学部）第三医院看针麻肺叶切除手术。2月27日上午，到访上海的尼克松和夫人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今上海展览中心），这里展示中国现代化最新成果。为迎接尼克松，原上海市健康教育所所长胡锦华奉命在展览的《医药卫生部分》增加了针麻、断肢再植、烧伤治疗等内容。针麻布展，是在搭建的手术室场景中看针麻手术电影，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银针尖尖探奥秘

对针麻机理研究起步于1963年，是为科学、客观认识和评价针麻。那年，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杜大公、“针麻办”王翘楚邀请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生理学家徐丰彦、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精神病学家粟宗华、心理学家胡寄南、青年学者曹小定和沈谔等参观针麻手术。

张香桐看后认为：“针麻不但有神经生理作用，可能还有神经生化作用，国外已合成止痛物质，是否针刺产生了这种物质？如能找到这种物质，则可以将这种物质作为研究指标。”他提议请神经生化专家加入，并与徐丰彦、生物化学家李亮各带学生建立课题：沈谔研究“微电极记录神经细胞的放电活动”，曹小定研究“针麻病人手术前后生理体征的变化”，莫浣英研究“针刺穴位的测痛”，顾天爵研究“脑脊液交叉灌注”兔子实验……1965年，张香桐提出假说：“针刺镇痛是来自穴位和来自痛源部位两种不同传入冲动在脑内相互作用的结果。”1973年，张香桐发表具有指导意义的论文《针刺镇痛过程中丘脑的整合作用》。

周总理在20世纪70年代数次提出：一定要搞好针麻原理研究。

1972年，北京医学院韩济生用家兔脑室交叉灌流法证明：针刺可能产生脑啡肽、内啡肽、强肽等具有镇痛作用物质。1975年，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曹小定等在脑部手术中提取出脑脊液，从中找到吗啡样物质，使我国针麻原理研究处于国际领先。1978年，研究者又发现针刺镇痛时中央灰质灌流液中的内啡肽明显增加，并与镇痛效果呈正相关。1979年，全国针灸针麻学术研究会宣告：我们应用各种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祖国医学遗产获可喜进展，对针刺镇痛和针麻的作用规律原理已有一定程度把握。

到1984年，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者指出：针刺镇痛的本质是以针刺小痛通过脊髓痛负反馈调节机制抑制疾病或手术引起的大痛。是年，韩济生绘《针刺镇痛的神经通路和神经递质原理图》，作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化学机制的理论总结。《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原理》和《针刺镇痛原理》出版，全面总结30多年来针刺镇痛原理研究。经过15年研究证明，中枢八肽胆囊收缩素的抗阿片作用是决定针刺镇痛和吗啡镇痛有效性的重要因素。韩济生感慨道：“科学本身在不断进步之中，我们对世界万物之间联系的认识、规律的把握也在不断进步之中。对于我们目前暂时还认识不了、说不清楚的东西，不能因为我们不懂就轻易否定。中医针灸是一个宝库，其有效性不容否定，其科学性值得我辈用如今拥有的科学技术利器继续不断加以挖掘。”

据《上海卫生志》所写，“1960—1990年，上海针麻手术先后扩大应用于肺、颅脑、腹部、心脏、妇产、五官、口腔、泌尿等外科多种手术25万例，共获得国家级成果奖1项，部级奖15项”。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全市开展的针刺麻醉、中医‘肾本质理论’等研究项目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学术成果显著”。（《上海市志·医疗卫生卷（1978—2010）》）

针麻成功至今67年，它的成绩和学科贡献功不可没，当然也有自身的局限——适用范围有限和个体差异导致麻醉效果不一等问题，但我国医务和科研工作者不断追求和勇敢探索的精神令人敬佩。

文/袁念琪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