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意义：乡村儿童生活世界图景》李旭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儿童与成人同处于一个生活世界，是儿童的自致努力，赋予了生活世界以儿童的意义特征，儿童与成人共处的生活世界才成为儿童生活世界。美国学者威廉·A.科萨罗指出：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化并不只是一个适应和内化的问题，更是一个占用与改造（appropriation）、革新（reinvention）和再构（reproduction）的过程。” 换句话说，儿童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被动适应成人社会提出的要求，而是“通过创造性地利用、改造成人世界的信息来应对和解决他们同辈世界中的关切，儿童总是得以创造并参与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同辈文化中”。传统村落、集镇聚集地和安置社区构成正安县域内的三种乡村样态，乡村儿童生活世界分别面临儿童空心化、生活碎片化、童年再“入域”、“忘本的教育”等现实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乡村儿童如何运用其生活世界中的结构要素，赋予乡村生活以意义？我们要如何提供（维护）这些结构要素，以帮助乡村儿童实现其生活世界意义的重构？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方能确立乡村儿童的主体地位，凸显乡村的主体性，描绘出一幅美好的乡村未来图景。

一、 童年危机： 正安县域内乡村儿童生活世界的主体危机

乡村童年危机的本质是乡村儿童生活世界的主体危机。现在，童年危机已经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论断，而是一个逐渐被人们认可和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最早论及童年危机的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将中世纪童年不复存在的原因归结为没有识字文化、没有教育的观点、没有羞耻的观点，随之而来的是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模糊和不加区分；中世纪之后，印刷术的出现拉开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距离，从而将儿童从先前模糊不清的状况中区分出来，“童年”的概念登上历史舞台；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一览无余的电子媒介再次模糊了儿童与成人的界限，童年逐渐消逝。在我国，一些情况与尼尔·波兹曼的判断并不吻合，例如西方中世纪是没有儿童的世纪；在与之年代相仿的中国，并不一定是一个（完全）没有儿童历史的时代，在这一点上，中国台湾学者熊秉真对中国历史中的儿童影像、幼教训谕、人物传记、医疗记录、艺术作品、哲学思想、儿童文学、戏曲等资料进行挖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断。当中国从一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逐渐步入现代化进程中，童年生活也受到如尼尔·波兹曼论及的现代媒介的影响——现代媒介正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姿态占据着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

不过，从尼尔·波兹曼的角度对童年进行分析，更多是将儿童视为媒介环境的受体，对童年生活得出的结论难免令人沮丧。事实上，正如笔者在本书中一直强调的，在一个儿童与成人共处的世界里，儿童的自致努力是缔造儿童生活世界的根本，这一世界的核心是儿童的主体地位。结合对正安县域内三种乡村儿童生活世界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我们会发现在现在的乡村，儿童主体地位既是问题的根源，又是儿童生活世界得以重构的希望。

（一）儿童空心化：传统村落儿童生活世界主题的客观缺位

空心化主要是在城镇化背景下对中国当下农村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农村越来越成为一个“无主体熟人社会”，这源于农村主体性、公共性和归属感的缺失。 “无主体熟人社会”由乡村空心化衍生而来，乡村儿童生活世界主体的客观缺位则属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次生灾害，儿童继乡村青壮年离开乡村后也被动离开。有人指出，乡村空心化包括地理空间空心化、人口结构空心化、经济资源空心化三个方面，三个方面既有所区别又联系紧密；任何一个方面的空心化都可以称为“乡村空心化”，且在地理空间、人口结构和经济资源任何一个方面的空心化又都会影响到另外两个方面。地理空间空心化主要是看乡村土地和宅基地的空置率，空置率越高，空心化程度越严重；人口结构空心化主要是看0—14岁儿童、65岁以上老人的比重，前者比重越高，空心化程度不严重，后者比重越高，空心化程度越严重；经济资源空心化则主要从集体资产、集体经济实体和营收能力等方面进行判断，比如集体资产与集体经济实体少、营收能力弱就表明空心化程度严重。从字面来理解，空心化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对这一过程所衍生的现实状况的一种描述。这一过程或现实描述表明乡村在以前属于非空心化（实体化）的状态，即人畜兴旺、产业繁荣、安居乐业。在正安县域内，在笔者所生活的马驰田二队（卫星生产队），原来生活的三十余户人家，只有不到十户人家（老人）还生活在村里，其余人家从正安县碧峰镇、石峡口等地搬到马驰田居住。在村里原来的老院坝，多数房屋几近坍塌，仅仅居住着两户人家（共三位老人），出现了严重的人口结构空心化和地理空间空心化。在下寺沟，即使在春节，我们也只能看见一些老人，很难见到青壮年和孩子，同样出现了严重的人口结构空心化。在瑞濠街道易地扶贫安置社区，社区人口主要来自全县近二十个乡镇地区，可以想象，随着人口的迁出，这些乡镇空心化的程度更加严重。另外，即使从安置社区内各小区的人口结构来看，也是老人、孩子居多，走在安置社区的各个角落，总是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老人的身影。

从最早的青壮年离开，村里只留下年迈的老人、妇女、儿童，出现老人留守、妇女儿童留守现象；到现在妇女、儿童也离开家乡，原来的村落只留下了一些年迈的老人，传统村落出现了儿童空心化现象。马驰田越来越少见到儿童，下寺沟更是难觅儿童的踪影，易地扶贫迁出村落儿童流出现象加剧，儿童的最后离开让失去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传统村落更加了无生气，颓态更甚。这愈发加剧了传统村落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现实，让乡村的未来呈现出更加严峻的无主体发展趋势。

随着乡村儿童生活世界主体的离开，在传统村落的土地上已经难见儿童的身影，传统村落成为没有儿童的乡村。在这些土地上，一切儿童的创造、为了儿童的创造——诸如儿童民间游戏、民间童谣、儿童民间故事等——消失了。当笔者穿行在马驰田各个空荡荡的院落（见图52），当笔者行走在下寺沟的河流沟壑之间，笔者发现： 失去儿童后，乡村的灵性与灵气不见了，散发出一种腐朽和压抑的气息……

（二）生活碎片化： 集镇聚集地儿童生活世界主体的主观失去

与传统村落不同，集镇聚集地还有大量的儿童。距离安场镇一百多米的光明公社，仍然居住着三十多个儿童。如果儿童空心化在客观上让传统村落失去了儿童主体，那么集镇聚集地的生活碎片化则在主观上让其失去了儿童生活世界主体。

在生活空间方面，几年前笔者写道： “放眼望去，只见道路分割交错、钢筋水泥横陈、各处高楼林立，显得异常喧嚣而陌生，呈狼藉之象。”而且“镇上传统地域，当地人沿着公路两边建起鳞次栉比的房屋，少有缓冲回旋的地方；镇上新兴的社区房产项目，也鲜有儿童游戏玩乐的场地。整个镇上甚至都没有一块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公共场地”。这是几年前返乡时，安场镇集镇留给笔者的印象。在城镇化背景下，集镇空间按照经济效率的原则被进一步重塑，儿童的生活空间也被进一步切割和挤压，在户外也难觅儿童活动的身影。

当然，随着城镇建设的推进，安场镇集镇的建设水平比以往有了较大的提升，比如新修了许多篮球场和一些休闲广场，为儿童提供了娱乐游戏、休闲锻炼的场所。不过，这些活动空间一是功能固定而单一，且不是专门为儿童所设计，广场舞或篮球比赛等活动往往将多数儿童排除在外；二是活动空间的位置并没有靠近多数儿童的居住区，便利性的缺乏让活动空间对儿童日常活动的支持力度大打折扣。甚至一些乡村的篮球场上，还停满了各种车辆，俨然成为临时停车场。

在儿童生活时间方面，成人对儿童的教育挤占了儿童的闲暇时间，许多时候儿童的闲暇时间还是通过挤压体制化时间得以溢出。在屋外的活动场所，我们很难看到入学儿童（特别是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初中学生）的身影，他们多数时间都待在室内。这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教育时间的安排以绝对优势宰制并割裂了儿童闲暇时间的连续性，让儿童闲暇生活碎片化；另一方面，较大年龄儿童的缺席，进一步缩小了户外儿童群体的年龄范围，儿童群体年龄变得更加单一，对互动与关系多样化的支持大大降低。更重要的是，除了教育对闲暇时间的挤占，电子媒介充斥着儿童生活世界，“屋外发生和改变着的故事将儿童推入了屋内，这为屋内故事的‘乘虚而入’的控制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我们更难看到传统生活情境当中的儿童生活互动及其关系的形成。

生活碎片化不仅中断了个体儿童的时间，割裂了儿童生活空间，而且让个体儿童无法形成儿童群体，使个体儿童越来越孤立、孤独，造成儿童生活单子化、孤岛化，又反过来加剧了生活碎片化。在生活碎片化影响下，安场镇集镇儿童生活世界被中断的时间和割裂的空间所形塑和左右，儿童在主观意识层面失去了主体地位。当然，正在发生的故事不仅仅出现在安场镇集镇，同样的故事在下寺沟、瑞濠街道易地扶贫安置社区乃至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上演。

（三） 童年再“入域”： 安置社区儿童生活世界主体的重新植入

瑞濠街道易地扶贫安置社区的儿童，从马驰田来到光明公社的儿童，离开下寺沟来到安场镇集镇等地方的儿童，他们到了新的地域，都面临一个童年再“入域”的问题。其中，又以安置社区的儿童面对的挑战最大。从马驰田来到光明公社的儿童，地域的改变并不太大，他们现在已经为人父、为人母，更有甚者已为人爷爷、为人奶奶，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生活；他们的下一代，出生于光明公社，接受出生之地对其童年生活的形塑。离开下寺沟的儿童，出生之地只是父辈的故乡，回到父辈的故乡，对他们而言，就像走亲戚一般；现在的生活之地，他们仿佛从未离开过，反倒成为他们不断离开并回归的故乡。搬入安置社区的儿童，他们从老家来到新的地域，首先面临着双重适应： 一是他们对新的地域的适应，二是他们对父母来到新的地域所产生的不适的适应。他们（成人与儿童）犹如一株株兰花，被挖下山，再重新植入新的土壤中，环境中的一切已然发生变化。年迈的老人最难适应新的土壤，故土难离，他们往往迫不得已，在时代的洪流中离开了生养之地；身体壮硕的成人专注于生计，对土壤的异同常常来不及细细品味，就又要为了生计离开新的地域；幼小者生命力旺盛，适应性强，在新的地域往往更能蓬勃生长。

2022年春节期间，笔者走在人潮涌动的安置社区的人行道上，迎面而来的是一群青春活泼的儿童，他们手提各种城市化的食品，在初春的阳光中，满足而惬意。在安置社区儿童身上，笔者看到了他们作为新的地域的主人的风貌，他们逐渐将自己植入了社区生活。另外，笔者也不禁想起和谐苑小区LMH所说的“那肯定不同，在农村生活和在城市生活肯定是两个概念”，伴随着新的地域的生活的是人们对迁出之地的逐渐遗忘。我们只希望在所有的记忆遗失之前，传统乡村的优秀品质能融入新的地域，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新的生活。

在三类乡村中，从原生之地来到安置社区的儿童、离开下寺沟的儿童，他们都面临一定程度的童年再“入域”问题，都面临着主体植入的危机，其中又以安置社区的儿童面临的挑战最大。不过，在笔者看来，他们最有可能实现童年再“入域”，重构儿童生活世界的意义。在安置社区内，他们有共同生活的时间、共同活动的空间，互动与关系丰富多样，儿童文化特征显现，民间得以初步形成。比起年迈的老人，比起他们的父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让来到安置社区的儿童更快地适应，书写属于自己的童年生活。

（四） “忘本的教育”： 乡村社会污名化下的乡村教育

如果前面三个要素是造成乡村儿童生活世界主体危机的资源配置要素和文化（侵入）要素，那么当下的乡村教育则是以一种主动作为的姿态引发乡村儿童生活世界的主体危机。当然，这些因素之间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1933年，潘光旦论及新式的学校教育时，指出这种教人脱离乡村的学校教育的实质就是“忘本的教育”。

三十年来所谓新式的学校教育的一大错误就在这忘本与不务本的一点上。新式的学校教育未尝不知道“位育”的重要，未尝不想教人生和各种环境打成一片；但是他们所见的环境，并不是民族固有的环境，而是二十世纪西洋的环境。……二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是在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都市生活；这种教育所给他们的是： 多识几个字，多提高些他们的经济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一些一知半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和臆说，尤以社会科学为多，尤以社会科学方面的臆说为多；至于怎样和土地以及动植物的环境，发生更不可须臾离的关系，使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更能够安其所遂其生，便在不闻不问之列。

简单来说，这种“忘本的教育”使得乡村教育与乡村、乡民、乡情等毫无关系，不但不是为了乡村的发展，而且还“反乡村”。在笔者前文的论述中，不论是马驰田儿童的跳出“农门”（“混汉汉”是不得已的选择），还是光明公社的教育追求，抑或下寺沟和安置社区的儿童接受学校教育的目的，无一例外都是离开乡村，甚至是离开得越远越好。另外，乡村教育的内容设置也沿袭城市的课程经验，按照城市的生产生活逻辑进行选择和安排。事实上，从孔夫子“不事稼穑”的主张开始，乡村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等就被学校教育拒之门外，让乡村儿童虽生长于乡村，但在学校被隔绝于乡村生活世界之外。对照现在的乡村教育，这种“忘本”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当下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之上的人和物、历史已被消解得七零八落。现在的乡村教育（或者说一切教育）都以离开乡村为荣，以留守乡土为耻；从课程的设置到教材的编订，都是教人习得离开乡土的“雅事”，少有“下里巴人”的选择。此中境况，正如学者刘铁芳所言：如果把“回归乡土”与“逃离乡土”作为基本的价值向度，我们不难看出，当下的乡村教育设计，扩而言之，我们的整体教育设计，实际上更多地就是一种“逃离乡土”的教育设计，乡村只是作为城市文明的参照、补充，作为被城市所“观看”、俯视的对象，乡村作为前现代的“他者”而被排斥在为教育所展开的现代性想象的边缘。

这一切的发生都源自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乡村污名化。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中国有其特殊的原因与过程，有学者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1949年），国外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中国城乡分离加速；第二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固化中国城乡差距；第三阶段（1978—2003年），前改革时代级差式发展方式和分离化改革措施加速中国城乡分离与对立；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后改革时代城乡关系出现既统筹又分离的趋势。所谓污名，指“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它使个体或群体拥有了（或被相信拥有）某些被贬抑的属性和特质，这些属性或特质不仅使被污名者产生自我贬损心理，亦导致了社会对其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污名化，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提出，即一个群体会将人性的低劣强加给另一个群体并加以维持，这一现象被他称为“污名化”。有人将乡村污名化的产生归结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城市因其制度福利、经济优势和文化霸权而奠定了自身在二元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乡村由于乡土传统价值的退守与崩解、经济与政治的边缘地位和作为城市追随者的集体性自卑而成为弱势的一方。在这种对乡村带有偏见的污名化的城乡比较中，对乡村的价值评估完全以城市主导的价值逻辑为准绳，乡村的传统价值完全被遮蔽了。甚至在城市最初发展时期作为母体的乡村对城市输血式的支持也逐渐被遗忘（或者是选择性遗忘）。在遮蔽与遗忘中，社会各个层面对农业、农民、农村的关注和支持越来越少，对乡村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的抽离也就不足为奇了，乡村儿童生活世界的主体也凭借教育的力量得以远航，伴随着城镇的虹吸效应而逐渐离开乡土。

二、 地缘关系、游戏、文化和教育： 乡村儿童生活世界的意义重构

在三种乡村类型中，下寺沟等传统村落，因其在现代化浪潮中不具备任何优势，儿童生活世界注定会成为回不去的过去；安场镇等集镇聚集地正处于城镇化的进程中，加上在其域内发现了大量的页岩气，已达到“单井日产最高4万立方米”，将进一步加快其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必将赋予儿童生活世界崭新的内容；瑞濠街道易地扶贫安置社区的儿童，也将利用社区的有利条件，重构其生活世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