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情感群像大剧《南来北往》正在热播，白敬亭与丁勇岱组成的“互怼师徒”、与金晨从同学之谊到知心恋人的升华，列车上带着不同时代印记的乘客上上下下、大院里温馨欢乐的故事等，都在不断吊起观众胃口。
《南来北往》既延续了近年最受市场推崇的现实主义时代大剧的优良基因：如充满年代感的精良制作、深耕现实又不失浪漫的创作手法、老中青三代优秀演员的强大阵容……又有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人物关系、叙事结构和鲜活生动的语言、津津有味的故事。而这种厚重感和新鲜感，首先要归功于编剧高满堂的精耕细作。
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这位年近70、创作了50多部脍炙人口作品的“老作者”依然保持着超越市场、自我反思的勇气和澎湃的创作激情：例如，他在《闯关东》《家有九凤》《北风那个吹》《老农民》《温州一家人》等作品中涉略了众多的平凡小人物，却依然有压箱底的“储备”一直没有动用，一个“引爆点”就再度踏上《南来北往》采风路；他总是以自己和观众对此类题材的“不满足”来鞭策创作，“每部戏在出发之前，必须首先给自己打一枪——不许重复”。
高满堂刷剧也会看弹幕，观众一句“差不多”，在他看来是剧作最大的失败。熟悉高满堂的观众发现，高满堂过去作品的主角都是陈宝国、李幼斌、何冰等具有年龄感的男性，《南来北往》是他第一次以年轻男性为主角写戏。对此，高满堂坦承不想变得“孤芳自赏”，以及被市场认为是一个老年状态的作家。老爷子还颇为“得意”地透露，他正在写悬疑剧呢，还是市场上最“前卫”的12集短剧。
四十年，一车厢的故事被点燃
北青报：您一直坚持体验派创作，《闯关东》《温州一家人》的采风经历跟电视剧一样精彩。这次您为了《南来北往》做了哪些功课、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高满堂：一个剧作家在写一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有两种准备：第一种是针对目前电视剧创作的现状，你的思考、你的角度；第二种就是积累的生活在这次创作中能不能迸发出来。我想第二种是更重要的。为什么一部作品大家看觉得似曾相识，就是因为它的前期准备不足、储备不够。像我写《老酒馆》，它的故事已经积累很多年了，而找到了一个视角、一个时机，就迸发出来了。《闯关东》也是这样，我从小就听父母讲他们是怎么闯关东——在血液里，在思想里，它一直在潜藏着，它等待着一次引爆。这种引爆不是说你去寻找它，而是它突然来找你了。
《南来北往》也是这样的产物。小时候我们家里离铁路轨道很近，都跑去看火车。火车一开过来，我们那个高兴啊，看着这节火车会想怎么这么多人，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家在哪儿？到了1975年，我二十岁才第一次坐火车，十六个小时从北京到大连，是站着过来的。那些南腔北调、南来北往的人，让你觉得像一个大家庭。第一次坐火车后我才知道，人生各有终点，下车就是终点。回家了，要工作了，要寻找亲情了，要改变自己命运了……南来北往这种意向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触发点是现在的警匪剧，我有点看伤了，忽然想起这个火车！我先后两次到济南铁路公安局采访老刑警，他们跑了一辈子火车，遇到了大大小小的案件——都是在列车上发生的人生故事，很有况味。从1978年到2018年这四十年，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走过的四十年。我们写了很多乘客，他们每个人的命运在这四十年都和我们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同时，通过一列火车反映国家四十年的剧变，它又是一个永远没有终点的故事。我们国家仍在飞跃式发展，就像火车从蒸汽机车年代到内燃机年代，到动车年代，一直到现在高铁。四十年，一车厢的故事！
火车戏难拍，但要知难而进
北青报：列车上的众生百态，再加上案件元素、几十年社会变迁——“南来北往”这种内容丰富的题材之前一直没人写没人拍，原因可能是火车戏结构复杂，特别难写难拍。是什么让您愿意克服困难进行创作？
高满堂 ：对，首先它是难写。火车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这就需要高度的戏剧化，高度的叙述技巧。我们这个剧写了三十多个乘客，都是有名有姓，贯穿到底的。有贩毒，有拐卖儿童的，有丢东西的，有病人，也有当年我们说的二道贩子——最后变成了老板。这些人你来我去，把控不住的话，就会非常散乱。但是我们最终把他们归到一条线，就是列车不停，人生不止。创作必须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做才能出新意，才能和别人不同。
第二个，火车上的戏拍得很少，是火车上拍摄局限太多了。高铁很难上去，内燃机车、特别是蒸汽机车，几乎都消失了，你怎么拍？！所以大家都避其难而远之。但是我和投资方达成一致：大家齐心协力，起码留下一个铁路资料。我当年做《闯关东》的时候，写放排当时就产生很大的争议。剧组说放排太难了，在黑龙江放八十米的排，出问题怎么办？再就是拍摄难度太大。我当时就坚持，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拍下来。我们这代人再不留下影像资料，后代可能再也不知道放排是怎么放了。所以我说，影视工作者要有保留史料、传给后人的意识。
总写老年人，会变得孤芳自赏
北青报：白敬亭和金晨符合您创作时的想象吗？这群青年演员给作品注入了什么出乎意料的新气象？
高满堂：这些演员，除了丁勇岱在《北风那个吹》合作过，其他人我都很陌生。我很少在播出之前把一部自己写的剧从头到尾看一遍的，这次是用了几次时间全部看完了。看完40集之后，我说年轻演员后生可畏，他们并不是只有流量，还是真有本事，比我想象的要好：第一个是把握分寸感，第二个是年代感，第三个出神入化。
北青报：您过往作品都是重点塑造厚重、沧桑的中老年人物，市场其实一直很期待您塑造年轻一代并给青年演员赋能。
高满堂：对，年轻人物写得比较少一些，我很少有男一号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北青报：这是出于市场的考虑，还是个人表达的需要？
高满堂：第一个是剧本需要；第二个当然是要有市场意识，你再写一群老人，没有年轻人、没有新鲜血液，恐怕年轻观众也不接受。那样，你会变得有点孤芳自赏。如果你只是一个老年状态的作家，又写一个老年状态的生活，恐怕市场会不认可你。所以这些年我也在调整，我现在还写悬疑剧呢，写12集，短剧。
不符合逻辑的，都被郑晓龙“逮”着了
北青报：《南来北往》有两个出人意料的“第一次”：除了是您第一部公安题材作品，还是您跟郑晓龙导演的第一次合作。是什么契机终于促成了合作？
高满堂：我们俩每年在创作会议、政协会议上都相遇，但四十年就没合作过。他在导演行列里独当一面，我在编剧行列里也是有自己的创作。我说我们俩加起来140岁，该合作一次了。于是，我就给郑导打了电话。我说晓龙，咱能合作吗？他说排除千难万险咱也得合作，咱俩多大岁数了。
北青报：为什么想到请郑晓龙来导演？除了觉得该合作一回。
高满堂：他拍平民的东西非常好，列车上，广播员、刑警、乘警，都是普通老百姓，他拍这些东西非常拿手，尤其像《金婚》，他的气质在这。一个人的成功必然有他的原因，郑晓龙在于他的严谨。他永远强调逻辑，剧本写得再花哨，再怎么激动人心，你的落点不在逻辑里，一律删除。我们讨论剧本时他始终强调这个问题，给我很大的启示。
再就是在现场，他对服化道的要求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一个道具摆得不对，重来；窗帘不对，当年没有这个；办公桌上铺的金丝绒，不可能；门前种花，不行，男主人公入狱十年，老婆还有心情种花吗？他特别细，挑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一句话，“咱这个年龄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北青报：剧本不符合情节逻辑性，被郑晓龙挑出来的，能举一个例子吗？
高满堂：比如说我写了一对两地分居的年轻人，男的在哈城，女的在当地城市居住。他俩在车上就相遇了——她去看她丈夫，她丈夫恰恰又回来探亲看她。郑晓龙说不对，夫妻两个人怎么能这样呢？满堂你是为了强调戏剧效果，制造不期而遇，但那个时代，都会提前打电话通知对方。我说这是我疏忽了。包括已经拍好的东西，他还说拿掉，戏再好也不行，别让一个细节失误，坏了我们整个风格。
一部剧没个性是最大的失败
北青报：近几年，头部市场非常热衷于以大时间跨度、群像塑造、合家欢风格等为主要元素的现实主义国民大剧。您对《南来北往》在春节档期播出的期待是什么？
高满堂：电视剧市场，我觉得观众比创作者还聪明。我们的叙述、我们的表达，经常是在观众的意料之中。我看弹幕，那些留言是毫不留情面的。我觉得观众提得有道理，特别准确，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观众最愤怒的就是你这部剧和别的剧差不多，一个“差不多”，你就完蛋了。一部剧连个性都没有，大家分辨不出来，这是创作者最大的失败！所以《南来北往》当中我首先让观众听一个新鲜的故事，看几个新鲜的人物，我想这两个新鲜是首先要立住的。
再就是观众的欣赏角度现在也变得更多元了，大男主、大女主，一剧到底的线性结构，会让观众感觉到欣赏疲劳。《南来北往》完全和同类题材的结构不一样，是两条线、一个大院。两条线就是四十年上车下车的乘客一条线，我们铁路工人和公安干警车上的故事一条线，一个大院是他们的生活区。他们居住、行走，南来北往，串起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气象，我觉得这种结构观众可能看得更舒服。现在年代剧出现一些问题，大家迷恋于自己日常已经认定的一种模式。但你别忘记市场一直在变，观众欣赏层次在不断提高。因此，每部戏在出发之前，你必须首先给自己打一枪——不许重复。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杨文杰
编辑/崔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