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申

“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鼓西大街关岳庙

沿着鼓楼西大街一路向西，就在路北的高坡上，临着珠穆朗玛峰宾馆西侧，有一处国保单位，标识牌上写着“关岳庙”，它原本是老醇亲王的祠庙。

话说清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醇亲王奕譞病故。一个月后，光绪帝发布上谕：决定为其建庙、立祠、修墓。该庙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建成，可惜光绪帝未必高兴得起来，只因此时的光绪帝已经被慈禧太后幽禁于西苑瀛台或颐和园的玉澜堂。

有些落寞的醇亲王祠庙坐北朝南，为三进院落。一进院有照壁、中门(仪门)三间，两侧各有一道八字墙和旁门。二进院东有焚帛炉，西有祭器亭，正殿(武成殿)十间，殿前有月台。三进院有后寝殿五间。东跨院为神厨库，内有东殿五间，北殿五间，井亭一座。西跨院为二进院落，内有西房五间，南北房各三间。

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在后寝殿塑关羽、岳飞像并祀，改称关岳庙，这件事也颇值得玩味。昔日岳飞抗金，而金人的后代便是创建清王朝的民族。于是，有清一代，岳飞的祭祀大都是以关帝祭祀作掩护，京城内外的“双关帝庙”便是如此。待清朝灭亡，居然在王爷祠庙中放岳飞像，不知地下的老醇亲王会怎么想。

1939年，日伪临时政府又将关岳庙改为武成王庙，简称武庙。正殿为武成殿，后寝殿为武德殿。武德殿墙壁上嵌有80块《武成王庙崇祀历代名将传赞》刻石。而今，这里是西藏自治区驻京办事处。

铁影壁

命运多舛的护国德胜庵“铁影壁”

沿鼓楼西大街继续向西，过了关岳庙，不远处的胡同南口标有铁影壁胡同的字样。这条胡同的19号乃是昔日的护国德胜庵。

只因庵前原立有一座铁影壁，胡同才被称为铁影壁胡同，或铁影背胡同。如今，这庙门前的铁影壁得去北海公园禅福寺山门外东侧观赏。

作为北海北岸重要文物的铁影壁，实乃雕刻于元代的石雕作品。这座影壁表面呈棕褐色，粗看好似铁水铸成，其实是由火山岩浆凝结成整块中性砾岩铸就的。因其颜色和质地似铁，故称铁影壁。铁影壁宽3.6米，通高1.89米，厚0.38米，属悬山影壁。

铁影壁最初矗立于元大都北部健德门内的一座古庙前。到了明初因大都北城垣南移，且在与健德门相对的位置设立德胜门，德胜门以北的大片地域变荒凉，昔日古庙渐成废墟。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德胜门内建护国德胜庵寺院，俗称“德胜庵”。寺僧偶遇城外废庙前的这座影壁，见其正反都有图案，雕刻生动，于是请人把它移来用作照壁。护国德胜庵周围渐渐居民增多，形成北城垣内一条弯曲的小胡同，胡同借影壁之名称铁影壁胡同。德胜庵由影壁、山门、前殿和后殿组成，是一座小型佛教寺庙。

到了民国时期，据说曾有个外国人数次到访，见铁影壁古朴经典，便想用重金买下，据为己有，此举遭到住寺僧人的拒绝。住持怕铁影壁落人外国人之手，忍痛将壁脊的两个兽头砍掉，从此铁影壁残缺了。当然，还有一说，是那个外国人雇人偷盗铁影壁，但并没有得手，只是将影壁砸损。

为了保护好铁影壁，当时的北海公园理事会开会决定，将铁影壁移到北海公园。根据《北京西城文物史迹》的说法：北海公园“经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同意。1947年12月17日至18日，由永大营造厂施工，将铁影壁从德胜门内的护国德胜庵移此”。只是，铁影壁移去了，其底座却一直埋在胡同的原址地下。直到1986年5月，文物人员在铁影壁胡同找回了影壁的原底座，并将其运回北海公园，使铁影壁与底座复原，这件元代遗存文物也重归完整。

离开铁影壁胡同，再回到鼓楼西大街。行走未远，便能见到修葺过的元代古堤岸遗存。这处不大引人注意的堤岸，或许在提醒我们：“走对啦！这里就是元代海子的北岸。”

太平湖车辆段

消失的太平湖，见证着元明两代北京城的变迁

走到鼓楼西大街的西端，路北有“德胜祈雪”的标识。不远处，便是国保单位德胜门箭楼。如今，很多人认为“德胜祈雪”的说法来自乾隆帝的祈雪往事。实际上，按照文史学者娄旭先生的分析，这祈雪往事并不是乾隆帝赋诗的主题。乾隆帝所作的，或只是对前辈帝王功业的追忆罢了。

“德胜祈雪”往西，二环路南侧有几座重修的“老庙”，其中名气最大的，便是汇通祠。汇通祠曾名“法华寺”、“镇水观音庵”，初建于明代，据说是由姚广孝主持建造。而今，可以算是文物的或只有乾隆帝御制诗碑，俗称“通剑碑”，亦是镇水之用。与汇通祠隔二环路相望的，是太平湖的部分水域。

曾经的太平湖，是元代“海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为这片水域的存在，使元大都的西侧城垣最终得以确定（“海子”西端水域最窄处）。拿着明清地图会十分清晰地看到：北京内城近似正方形，外城则为长方形，合在一起是一个凸字形。而北城垣地西段，自积水潭往西，城墙向南倾斜达30多度，它与西城墙北段相交，使京城的西北缺了一角。

究其原因，是明洪武初年占据元大都的大将徐达为加强防御，决定舍弃地广人稀的元大都北部城区，将北城垣南移五里。而向南五里，落点正好是在“海子”。那时的“海子”，水域已经比元初忽必烈时代明显缩小，且出现了由一条较细水渠相连的两片湖面。由此，北城垣的位置便选在了这水域最窄处。

北城垣大幅度收缩，使“海子”成为分隔城区内外的界线。“海子”水域走向是东北至西南，明代内城垣的西北段也就随之形成斜角。这就是明清北京内城“缺个角”的由来。

北城垣被“海子”逼着改道，而“海子”也被北城垣截成了两个区域：城外的太平湖与城内的前海、后海、西海。

当然，太平湖的名称出现很晚。待1958年后，这片城外的芦苇荡才被逐步辟为太平湖公园。按照舒乙先生的说法：太平湖有两个湖，小湖是免费的小公园，挨着大马路；大湖在西边，一直伸延到索家坟一带，是明光公社的养鱼湖。两湖之间有小桥相连。老舍先生去世在大湖的东北角，离通往小湖的小桥很近。

其实，太平湖的水域也不止两处。有老辈子人讲，太平湖应有四块水面。而今能见到的“太平湖”，或是其东部的小湖。

老舍先生去世数年后，太平湖大湖被填平，且最终改造为地铁机车的车辆段(太平湖车辆段，以缓解石景山古城车辆段的压力）。当我穿过身为北京地铁家属院的太平湖小区，并跨越那座不太高的天桥后，便走进了曾经的“太平湖公园”。

徜徉在太平湖地铁车辆段的厂区之内，面对着铺设在地面上的一条条地铁轨道，我大脑中居然一片空白。我努力找寻着老太平湖的蛛丝马迹，但除了一堵残墙以外，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与“太平湖公园”无干了。

留下太多故事的“高庙”普济寺

与汇通祠郭守敬纪念馆隔西海相望的，是一座土坡上的庙宇，名曰普济寺。当地民众更习惯叫它高庙、关帝庙、华佗庙。高庙名称源自这里的地势高。关帝庙的称呼，则因这里有着祭拜关帝的殿堂。而华佗庙的说法，是普济寺里的老和尚精通医术，为当地民众免费治病，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这是一座始建年代不详的庙宇。根据清嘉庆十二年(1808)的碑文记载：明正德五年(1510)，御马监太监李宪在“原庙旧基”上添建山门、神堂，庙中神像再塑金身，并立碑于庙前为记。由此可知，普济寺至少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前。

到了民国时期，普济寺内尚存明代千莲佛座释迦牟尼像、明正统年官版藏经三百卷、宋版《华严经》单本一卷等珍品。另有大铜钟、小铜钟、大铜磬、云头形铜云牌等宗教文物。由此可知，普济寺在明代中叶以后的香火还是很盛的，

极盛之时的普济寺，坐西朝东，有三进院落。依次为山门、关帝殿三间，西配殿五间是毗卢殿，北配殿三间为三大士殿。三大士殿西有斗母殿三间。最后是后罩楼一座，被时人称为“日下第一楼”。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代表巴夏礼或曾囚于此。1949年后，这里一度被北京有机玻璃厂使用管理，而今是西海南沿48号文创园。

普济寺北墙外，曾立有民国时期的《桂林梁巨川先生殉道碑》，记载前清官员梁济（字巨川）投湖殉国之事。立碑者，是梁济的儿子、著名学者梁漱溟。据说，梁济去世前，曾问他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说罢出了门。三天过后，梁济投湖。那时候，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连接后海与西海的德胜桥

沿着西海南沿一路往东，走到临德胜门内大街的地方，会见到新旧两座桥。西侧的一座，便是入列西城区文保单位名录的德胜桥。按照《什刹海志》中的记载:“明代缩北城墙，开德胜门。德胜桥是从积水潭中填路、修德胜门大街时所建。”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元代的“海子”水域不断收缩，西海与后海就不会渐渐分开。如果两处水域分不开，德胜桥的建造地点也不会是在这里。

德胜桥是长约18米、宽11米的单孔石桥。其东西两侧各有6根望柱，望板与栏板为城垣式建筑风格。

德胜桥东西两侧各有一条200米的引水河渠，西侧桥拱处曾嵌有一座石质镇海神牛。这只镇水神牛探出桥身60厘米，刻工细腻，神态逼真，堪称一绝。民间亦将德胜桥的镇水神牛、崇文门镇海寺的镇水铁龟、汇通祠的镇水石螭称为老北京城的“镇水三宝”。据说，镇水神牛与石螭，大约消失于上个世纪中叶。而镇水铁龟的消失时间，或许更早。

棍贝子府花园

积水潭医院里，有座贝子府花园

从西海南沿东段路南，穿行西海南沿14号的兴德寺旧址、辛勤胡同（31号是金刚寺旧址）、铁炉胡同（小学操场是玉皇庙旧址），便来到了新街口东街。在东街中段路北，有一座驰名京城的治疗骨科与烧伤的医院，名为积水潭医院。

说起来，这积水潭医院之前世，曾为商船林立的元代积水潭港，也曾拥有明代的两处私家苑囿，以及清朝的一座王公贝勒府邸。

作为明代的私家苑囿，这里的主人曾是徐增寿的后代们。这徐增寿实乃明朝开国丞相徐达的幼子。而徐达本人虽然死得有些蹊跷，然其不像李善长、胡惟庸、蓝玉那样，生前已成政治异类。于是，在徐达身后，可以尽享哀荣。其子嗣，亦可与皇亲贵胄联姻，且做得高官。

比如，徐增寿的姐姐嫁给了燕王朱棣。作为小舅子的他，则担任了左都督一职。左都督，此乃何职？

话说明洪武十三年（1380），由朱元璋颁旨，改京师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统领京内、外诸都司、卫所。此京师，且为今日南京。这五处都督府，分设左右都督各一。由此看来，徐增寿确是子承父业，且很有些权势。而且，居于应天府的徐增寿与驻守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关系甚为密切。待建文朝，徐增寿不仅向朱棣通报建文帝朱允炆的动态，且与之里应外合，准备推翻建文帝。只是，靖难大业未成，徐增寿便被建文帝处死。

夺位后的朱棣，感念徐增寿仗义，特封其子嗣为定国公，并世袭罔替。这一年，乃永乐二年（1404年）。

定国公的府邸，在如今的定阜街上。其大致位置，是清代的涛贝勒府邸（由北京师范大学使用的辅仁大学老建筑、十三中）和庆亲王府旧址。定国公在德胜桥西南侧另有一园，且引积水潭之水，被时人称为“定国公园”。

据说，在苑囿大门处，题有“太师圃”字样。此太师，乃是徐增寿的五世孙徐光祚。这位徐光祚倒是很为徐达家族添彩，在嘉靖五年(1526)受封太师，定国公园有“太师圃”之称。时人有云，定国公园堪称什刹海沿岸最美之私家苑囿，没有之一。

而与定国公园毗邻而居者，乃是明代官绅刘百业的苑囿。据说，此园内仅房屋三间，园中南有宽大台阶，临台北望，湖光如镜。于是，该园名曰镜园。只可惜，刘百业无权无势，让这一池好水，一园佳景，皆做了别人的嫁衣裳。

及至清代中叶，定国公园与镜园所辖之地已然成了诚亲王新府。诚亲王便是康熙帝玄烨的第三子允祉。

允祉风光时曾被他的父亲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晋诚郡王，又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晋升为诚亲王。然而，一向与废太子胤礽交好的他却很难为自己的四弟胤禛所喜，由是，继位不久的胤禛即以允祉同废太子向来亲睦为由，将其打发到遵化的马兰峪为康熙帝守陵。

允祉私下发牢骚，且对怡亲王胤祥之死缺少哀悼之情，胤禛得知后又夺其爵，并将其幽禁于景山永安亭内。两年之后，允祉病殁于景山禁所。其时，为雍正十年（1732年）。

当然，为了体现皇帝恩泽，胤禛在允祉去世前的两年，将其第七个儿子弘暻授予贝子爵位，以承袭诚亲王的贵胄身份。但继承允祉王爵者应是其三子弘晟。怎奈此人亦为胤禛所恶，以致允祉一脉永失王爵。

王府花园被部分保留下来，并成为医院的后花园

说起来，这诚亲王的府邸原本位于官园（而今的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后因改赐给慎郡王，才于蒋家房（新街口东街）另建新府。待允祉卒后，只得到贝子爵位的弘暻继为府主。因而，此府又称固山贝子弘暻府。

以贝子身份来使用亲王府邸，这在当时算是僭越。然胤禛、弘历两代帝王都不说什么，弘暻自然也不敢多说什么了。待弘暻病故，其后裔的爵位再度降为镇国公，承爵者乃弘暻第三子永珊。永珊死后，亦由其第三子绵策承爵。待嘉庆三年（1798年），绵策之子奕果承袭不入八分辅国公。此时，具有王府规制的原诚亲王府邸，已不再是允祉后代们有福安享之地了。

其时，正赶上嘉庆帝的四格格庄静固伦公主下嫁给蒙古博尔济吉特世袭贝子。于是，这里便成为了庄静固伦公主府，亦被称作四公主府。

从《乾隆京师全图》上看，此府东起水车胡同，西邻光泽胡同，北抵积水潭南岸，南至蒋养房大街(即新街口东街)，占地面积较大，规制严整。整体建筑坐北朝南，分为东西两路，主体建筑在西路。有府门五间，正殿七间，东西配楼各五间，后殿三间，后寝殿五间等。

四公主去世的时候，年纪并不算大，而几乎与她结伴离世的庄敬和硕公主，居然和四公主同葬于一片墓区。这片墓区，便是北京地铁一号线的公主坟。

随着岁月流逝，玛尼巴达的后代德勒克色愣、索特那木色登、棍布札布等先后居住于此。四公主的重孙棍布扎布被赐袭贝子爵位的那一年，乃光绪六年（1880年），因此，晚清民国时代，世人皆称该府为棍贝子府。其临水苑囿，亦被称为棍贝子花园。

这处花园确实不小，园中有亭台楼阁，古树参天，山石点缀，土山环绕。园内有一湖，湖中有一土石相间小岛，湖水引自积水潭。按清代制度，积水潭之水乃是御用，非经允许，不得擅引。看来，自弘暻居此苑囿之时起，历代园主的福分可是不小。

及至1956年，积水潭医院在王府旧址上建成。王府花园被部分保留下来，并成为医院的后花园。然其原有建筑的绝大部分已被陆续拆除，仅存三间卷棚歇山筒瓦顶的花厅，二幢硬山过垄脊的重楼，以及湖面并假山等。原来的三座“仙山”只剩下一座“东山”。在“东山”以后，又新辟出一片水池。

此花园也与恭王府花园、醇王府花园一道，成为京城之内少数几处对外开放的王府花园。

供图/高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