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1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而发布紧急动员令。这份动员令是一本小册子，它纵17.3厘米，横12.7厘米，油印，每页均进行了托裱，第一页上注明了名称和时间，盖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红色印章，书口一侧的书页折缝处印有“紧急动员令”字样。虽然纸张有些污迹、字迹有些斑驳，但仍然清晰可辨。它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实物见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挽救中国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斗争。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组建了正规兵团，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广泛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四川等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使红军有了广阔的战场和回旋余地。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国民党统治集团极大的震惊和恐慌，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整战略方向，集中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由此开始，红军进入反“围剿”作战阶段。
从1930年冬至1931年秋，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围剿”斗争，使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吃尽苦头。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琼崖等根据地也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各根据地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0余万人，主力红军则发展到约15万人，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和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
1932年5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红军从这次反“围剿”作战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同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围剿”。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红军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适时采取退却步骤，使战争形势由被动转为主动，在1933年二三月间连续取得黄陂、草台岗两次大兵团伏击战的胜利后，终于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5月，蒋介石着手准备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5月21日，他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另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要务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由他本人坐镇，亲自部署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新的“围剿”。6月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检讨对红军进行的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强调第五次“围剿”要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意思是指军队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要在摧毁红军武装力量的同时，实行党政军一元化反动体制的军事独裁统治，对新占领区实行血腥镇压和欺骗利诱相结合的政策。为贯彻这一方针，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国民党当局还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从1933年7月中旬开始，国民党还在江西庐山举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分期抽调党、政、军干部进行反共训练，以达到“刷新干部思想，统一战术行动，完成党政军总体战之战争体制”的目的，并企图克服高级将领中轻共或畏共的心理。受训者有7500余人。
为对各革命根据地同时发动进攻，蒋介石从江苏、浙江和北方各省调集了约100万人的军队，而直接用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就达到50万人，分北、南、西三路发动“围剿”。其中，北路军共33个师另3个旅，总司令顾祝同，担任主攻；南路军、西路军和第十九路军分头担负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或转移的任务。
与此同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也在为应对国民党即将发动的新的“围剿”做着准备。这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主力红军8万余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较前期也有所发展。尽管形势严峻，但是如果红军能够正确估计和判断敌我情况，利用有利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采取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集中优势兵力，扬长避短，在运动战中消耗和歼灭敌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然而，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不切实际地提出分离作战方针，即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进入福建地区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这种分散兵力的做法不仅限制和减弱了红军的战斗力，使自己陷入被动，也让红军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不仅如此，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还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照搬苏联红军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作战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转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提出“两个政治决战”“保卫与扩大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左”倾口号，在战略战术上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要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致使红军辗转于国民党军的主力和大小碉堡、堡垒之间，陷于被动。
1933年9月25日，乘红军中央军和东方军分离作战之机，国民党北路军下辖的三个师由南城、硝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北部要地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战幕。毛泽东、萧劲光等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和敌强我弱的情况，提出红军应放弃黎川，诱敌深入，然后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完全否定这一正确意见，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要在苏区以外战胜敌人，强令当时在黎川不足百人的守城部队坚守黎川。9月28日凌晨，黎川失守。博古、李德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迎敌，向敌人已经修筑坚固阵地的硝石、资溪桥等地进攻，结果连遭失利，红军几度濒临被夹攻的险境。
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国民党军利用修筑的碉堡和公路组成封锁网，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三封”政策，即经济封锁、交通封锁和邮电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极大困难，苏区的粮食、盐巴、布匹、煤油、药材等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莫说是作战，就是基本生活条件都受到很大限制。中央红军的枪械、弹药很缺乏，“全部火力却只有不到十万支枪，没有大炮，手榴弹、炮弹和弹药来源极其有限”，又没有任何外援。中央直属独立师枪支不齐全，地方红军的独立团每团人数过千人，但武器配备却只能满足三分之二的需求。尽管如此，苏区军民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饱满的精神状态。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打响之前，中共临时中央已估计到蒋介石要发动的新的“围剿”是比以前的四次“围剿”规模更大、更残酷的战争，要粉碎这次“围剿”，“必须紧张我们一切的努力，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群众，去参加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1933年7月29日，毛泽东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的文章，指出：为着争取全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首先应该增加自己的力量，提高胜利的信心，把一切献给战争；其次必须保障红军给养与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争取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最后要反对一切对于战争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对那些在敌人进攻面前表现惊慌失措、退却逃跑和抱有“左”倾错误思想、盲目认为必定胜利的人。
1933年10月1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发布紧急动员令。动员令开篇即宣告：“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大规模的决战，是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争取更伟大胜利的最重要的关键！”“动员我们一切的力量为苏维埃的出路而战，以我们的热血争取这一决战中我们的全部胜利，这是整个苏维埃政权当前最中心的最尖锐的任务。”
动员令指出苏区许多地方政府在应对国民党军的“围剿”时，表现得不够紧张，存在严重问题，如在战争动员、扩大红军、扩大与训练地方武装、动员运输队支援前方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还非常不够；不能做到将查田运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工作与革命战争的动员紧密联系起来；不能充分动员和领导群众争取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等等。为纠正和杜绝这些问题，动员令要求各级政府必须立刻执行以下工作：
第一，省、县、区、乡各级政府和红军各部队及各群众团体必须用尽全部力量进行战争动员，详细说明目前革命战争的紧张形势，使人人都了解粉碎敌人“围剿”的重大意义。
第二，全力开展和加快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动员赤少队、勇敢积极分子加入红军。
第三，动员苏区16—40岁的工农群众加入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加紧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并在苏区军事机关领导下配合红军开展游击战争。
第四，必须保证红军的物资供给，一切经济建设工作都要为战争服务，要动员工农群众时刻准备从经济上帮助红军。
第五，发动工农群众担负运输工作，在交通道路被破坏时，要可以立刻集中力量进行修理，确保红军主力部队的军事行动。
第六，必须特别加紧肃反工作，对于反革命案要速办，建立严格的步哨制度，加紧查路条和设立必要的警号。
第七，必须重视边区新区的工作，要在红军占领的新区域建立临时政权，建立地方武装，成立各种群众革命组织。
第八，各级工农检察部必须加紧检举对于战争动员工作的消极怠工和官僚主义分子。各级政府在进行文化教育工作时要密切联系战争动员工作。
总之，一切苏维埃工作都应该服从战争！必须以最大的努力紧张工作，以深入的宣传动员群众，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而战！为苏维埃的新中国而战！
为确保动员令中的工作落到实处，中央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对此进行充分讨论和详细报告，制定具体的执行办法，对于那些消极应对的政府和个人，将给予严厉的行政制裁。
动员令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署名发布。动员令发布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立即紧急动员起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投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然而，当时中央的“左”倾领导人完全无视敌我力量的悬殊和国民党军战略战术的变化，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作战方针，与数倍于己、步步为营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正规战。到1933年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形势极为被动。在接连遭受挫折后，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强令红军和苏区人民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与敌人拼消耗。在这种错误方针指导下，虽然红军更加勇猛和无畏地投入战斗，但是不仅未能打破或打乱敌人的进攻计划，反而遭受了更为惨重的损失。
1934年4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军集结重兵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北大门广昌发动进攻，红军在坚守半个月、付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仍然未能守住广昌，被迫撤退。广昌的失守使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基本没有可能。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