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介绍，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近几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这主要是受到育龄妇女总数、育龄妇女内部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多重因素的影响。判断未来的走势是需要综合上述因素来看的。

宋健表示，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列规模，1962-1975年以及1981-1997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人，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下，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影响育龄妇女总数。未来一段时期，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宋健表示，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也比较迅速，特别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这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这就需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杨金瑞表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就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滑，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不一样的，人口再生产的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生育决策的因素很复杂，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

杨金瑞提到，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于群众最期盼的生育养育教育等工作，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出实招、出硬招，进一步推动中央《决定》和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中新经纬APP)